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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的占领，也仅仅维持了将近两天就被迫撤出了，新的苏维埃政府自然也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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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把自己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之为“苏维埃”，这个时候在中共的农村根据地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把苏维埃与中心城市及其产业工人阶级相联系，不肯把这种自发地建立在农村中的苏维埃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因此，各个根据地迟迟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还在1930年初，鉴于各地农村苏维埃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远东局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就已经提出要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而中共中央对此却不予重视，2月发出的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通告，特别在“苏维埃”三个字的后面加上了“区域”两个字，以强调这些代表只是代表那些有着苏维埃形式的根据地。远东局对此提出异议后，中共中央才一度加以修正，改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却还是特意加上了“准备委员会”的字样，以示这一会议并没有选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资格。而当5月19日会议于上海秘密召开时，中共中央因为担心“准备委员会”仍会引起与会者的异议，故还是改回叫“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对此，远东局尖锐地提出了批评。但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坚定地认为：苏维埃必须建立在对全国有很大意义的区域里，至少也要建立在诸如湖北沙市、宜昌那样大小的重要城市之中，而不能建立在农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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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共产国际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提出不仅要把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列为目前党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而且这个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应当直接建立在苏区里面。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只是加速了以向忠发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暴动，以夺取中心城市的时间表而已。直到莫斯科直接出面干预中共中央的这种盲动计划，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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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间，共产国际最终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特点做出了不同于中共中央所理解的一种全新的解释。按照共产国际的新说法，中国革命虽然也不出苏维埃革命的范畴，但其具体形式将区别于俄国革命，即它将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靠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全国政权。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相反的道路，即“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就是说，瓦解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义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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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根本上扭转了中共中央以往对苏维埃革命中工人阶级成分和中心城市作用的那种迷信态度。在进一步通过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更加熟悉也更加服从莫斯科的指示的留苏学生推上领导岗位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很快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从1931年2月起，超过60%的干部和工人骨干被分派到各个农村根据地去了，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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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11月7日，作为全国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苏区的首府瑞金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为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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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维埃为特征的这样一种政权形式和国家形式，由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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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的军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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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然旨在取代中华民国，并以中华民国的领土为领土的，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能够存在，毕竟也还是要以占据一定的区域为前提的。然而，这种情况不免给原本就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困境中的苏区根据地和红军，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这是因为，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能够在华中、华南几省交界处存在，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偏远农村和山区，不仅交通阻隔，而且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便于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再加上民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各省军阀分别割据一方的分裂状态，各自着力于巩固所占地区的城市和交通要道，难以把其统治伸入到偏远的几省交界处，这更使红军在几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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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红军及其根据地所在区域，仍属中国心脏地区，对国民党的统治和整个国家交通大动脉和主要中心城市均有严重威胁。而且红军出于政治的目的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必然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因此中央政府一旦获得机会，还是会组织中央军连同地方军阀势力一并出兵“清剿”。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建立之前，红军始终以保存实力为原则，战术灵活，一向坚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方针，从来不固守一地，因此国民政府连续三次“围剿”都毫无收获，甚至被红军吸引到根据地的山林之中，分割包围，大败而归。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所谓苏区、根据地等，不可避免地成了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一种象征和证明。这样一来，中共中央就再难简单地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攻守问题了。尤其是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自然而然地失去了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的观念牢牢地束缚起来了。尽管，在应对第四次“围剿”时，中央红军还是取得了作战的胜利，但除了中央苏区以外，中共在南方的其他根据地，特别是规模与中央根据地相当的鄂豫皖根据地，均已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中央根据地已经被彻底地孤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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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央苏区处于严重危机的关头，莫斯科向中共派出了它的军事顾问弗雷德。由于这位军事顾问是一位苏联将军，万一被捕可能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因此，他只能留在上海外国租界里遥控指挥，而另外派遣了一位在苏联军校学习过的年轻的德国人奥托·布莱恩，化名李德，秘密潜入中央苏区，协助弗雷德指挥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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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莫斯科对中国红军军事行动的态度尚没有受到太多政治的观念束缚。他们在1933年初谈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时候，特别告诫中共中央称：“不要过分估计你们在最近战略上的成功”，“我们还不能十分有力的进攻驻扎的敌人”，因此，必须“注意保持红军的机动灵活，不能不惜重大牺牲地让红军固守领土，应该事先考虑可能的退却路线，并作好准备”，“要避免与敌人的大部队发生不利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使敌人士气沮丧，精疲力竭的策略，充分运用游击战争的方式”。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反对像鄂豫皖红军那样，放弃原有的根据地，主动转入四川等地。他们甚至表示：“扩大四川、陕南以及可能发展到新疆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意义重大。”[21]但是，莫斯科的军事指挥原则并不能完全变成苏联军事顾问和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的军事指导思想。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最主要的努力，就是把他在苏联军校里学来的正规化思想贯彻到工作中来。尤其是，身为莫斯科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无论如何不能听任苏维埃的国土在自己的手里被敌人占领。这种正规化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与红军历来所习惯的游击战观念形成了冲突，特别是对红军传统的作战思维和作战方式造成了冲击。当1934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发动之后，背负着保卫国土重任的李德，只能用他熟悉的正规战的作战知识来对付国民党军的正规战。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只能本着节节抵抗、不让寸土的方针，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而国民党军也吸取了过去与红军作战失利的教训，注意齐头并进，加强部队之间的协同与保护，并且采取了碉堡政策，步步为营。如此一来，红军作战不仅丧失了机动灵活的特点，而且在其并不擅长的阵地战中，武器和人员大量被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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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34年春天，眼看军事形势变得对孤悬南方的中央苏区十分不利，莫斯科就已经指示中共临时中央考虑及时转移的问题了。进入这一年的7月，中央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7个县的范围，形势极端危险，红军已经无法继续就地坚持下去了。弗雷德先是命令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经福州北上赣东北，会合红十军组成十军团，挺进浙皖赣边界，开辟苏区，试图以此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缓中央苏区所受到的压力；而后，又命令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在湘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试图以此来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落脚湘南山地，进而接通川陕根据地创造条件。为确保数万红军和中央机关突围成功，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严密封锁消息，一面仍旧摆出一副死拼到底的架势，一面秘密进行各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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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普通的夜晚，8.7万红军和苏区党政工作人员，在统一号令之下，撤出了瑞金及其附近地区，极其秘密地先向南再向西离开了中央苏区。随着这些曾经掌握着数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们，和挑在担子上、驮在马背上的政府、银行、医院、印厂等渐渐远去，这个完全按照苏联的政权形式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在中国的地图上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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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此之外，1926年以后还增加了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的对口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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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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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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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晨报》1927年12月13日；《聂荣臻回忆录》，第82页；黄平《往事回忆》，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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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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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14～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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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沈阳张学良电行政院谭院长外交部王部长电》（1929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1-01，1063～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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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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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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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华盛顿伍朝枢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03，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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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蒋为俄事再发宣言》，《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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