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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亦有说当天东北海军被击沉者为三舰，后又损失两舰。另报载东北边防军海军司令沈鸿烈当时报称：此役“我陆军死伤五百余，海军亦相等”。见《沈鸿烈等奋战克同江》，《大公报》1929年10月1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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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据北宁路局局长高纪毅对记者称，自中东路事件爆发至此役，东北公私损失已超过5000万元。而据苏方几年前披露的情况，仅10～11月间，苏军俘虏的中方中高级军官就有1334人，初级军官3097人，士兵14090人。见科里沃舍耶夫主编《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军事行动、军事冲突中损失揭秘》，第65～66页，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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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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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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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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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94～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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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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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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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1930年10月，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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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28日；《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军事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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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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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四章 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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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支持的中共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日本军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极大地打乱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既定方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把始终视日本为最危险敌人的苏联，拖入到随时可能与日本开战的危机之中，这迫使苏联不得不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则带来了更加不可预测的危机局面，迫使苏联政府不能不放弃前此援助各国革命的做法，转而通过外交向西方各民主国家示好，以便取得集体安全的相互承诺，抑制德国狂热的反苏分子挑起对苏战争。正是在这种种危机的压迫之下，苏联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孤立政策，开始主动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包括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了。外交的需要，自然会影响到依赖于苏联而存在的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推行，包括推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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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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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阴谋炸坏铁路，栽赃东北军，然后一举夺取奉天，进而开始夺取整个东北三省。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宣言认为，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第二是为了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第三是要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以瓜分中国。[1]一个多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更清楚地反映出这场事变丝毫没有使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有丝毫的改变。不仅如此，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显然对利用这一机会来推倒国民党统治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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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起抵抗日本海军的进攻，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和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然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却相信，“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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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明确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他们公开发表告上海民众书，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为此号召前线的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3]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等抗日军官个人的口号，但也一样看准了这样的机会，来电要求中共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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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根本上仍旧是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5]但是，这样一种方针在实践中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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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这时在东北的武装首先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日本正在一步步吞并东北三省，东北军主力虽然退出了东北，但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留在东北各地的武装大多采取了抵抗的态度。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方针，中共武装不仅必须同时面对日本和国民党两大敌人，而且还必须把抗日的国民党武装视为首要敌人来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中共东北抗日游击队，遭到严重挫折。这种情况，直到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提出在满洲要实行与关内不同的政策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提议，提出了“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在东北不仅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而且应该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致抗日。[6]只是在这一新的指示精神的影响之下，中共在东北的抗日武装才渐渐地开始有所发展，从最初的十几个游击队，逐渐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并成为当时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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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且很快扶植起一个伪满洲国，这使苏联的处境变得异常微妙。毫无疑问，苏联方面确信日本占据中国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序幕”。[7]由于苏联的政治经济重心在其欧洲部分，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交通线过长，防御力量较弱，十分容易受到攻击，因此，苏方的态度是除非迫不得已，绝不主动挑起与日本之间的冲突。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苏联方面始终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就是证明。也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大胆支持关内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力图帮助中共推翻国民党，从而达到根本牵制日本北进的目的；对关外各种抗日力量，包括中共的抗日武装，却绝不给予支持。大批战败的中国军队退入苏联境内，均被缴械后送至其中亚地区，然后通过新疆遣返回国。中共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几度主动出境联系苏军，要求援助，也都遭到拒绝。1933年冯玉祥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在察哈尔地区组成抗日同盟军，向苏联求援，同样被苏联拒之门外，使得这支武装也很快归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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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中苏两国政府之间依旧互不信任，苏联方面也并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但由于日本入侵东北，对两国的安全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出于牵制日本的考虑，中苏两国在1932年底正式宣告复交。这种情况很清楚地显示，因为日本威胁的加剧，苏联的对外方针其实已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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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联外交转向的连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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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联高度警惕日本侵略阴谋的几乎同时，1933年1月30日，高唱反苏反共的德国纳粹党魁希特勒取得了国家政权，并很快开始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制度。鉴于在欧洲除了苏联外最大的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轻易遭到禁止，且毫无还手能力，斯大林显然开始意识到单纯凭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已不足以阻遏德国法西斯迈向反苏战争的步伐了。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崛起远比日本在远东的威胁对苏联严峻得多，联共（布）中央迅速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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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注意到日本这时与美国关系紧张，日苏之间容易引起外交和军事争端的主要只是中东铁路，因此，为了减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危险，保持远东的平静，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933年5月2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6日在东京与伪满洲国的代表开始进行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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