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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64 第一节 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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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66 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让蒋介石对苏联的印象有所改观，中苏两国政府间的接触明显地频繁起来了。1937年3月11日，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再度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议签订中苏互助协定，李维诺夫则希望缔结有中、苏、美、英、日等国参加，而以中苏为核心的太平洋地区公约。[1]4月初，苏联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了苏联方面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物资的意向。蒋介石不仅就苏联在西安事变时期所持态度向苏联政府表示了谢意，并且保证会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两国关系。[2]注意到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苏联方面也在互助条约问题上改变了态度，提出：两国政府应首先开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如果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苏联也愿意重新考虑缔结苏中两国互助协定的问题。[3]因此，中苏两国随后即开始了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具体商谈。两国并于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的8月21日签订了这一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在冲突期间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一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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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68 根据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苏联很快就断绝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禁止向日本出口军事战略物资。而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法国，都继续与日本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故在中国抗战开始之初，真正站在中国一方公开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对于日本的侵略，苏联在其国内报纸上采取了毫无保留的谴责态度。当日本通知有关国家撤退其驻南京使馆，以免遭日机轰炸时，苏联政府甚至通过其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声称苏联使馆决不撤出南京，日方必须对其轰炸可能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切责任。苏联远东军司令加伦元帅甚至发表宣言称：对于日本公然侵华，苏联在相当时刻“非挺身而出公然援助中国不可”。[5]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在一切国际场合，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尝试通过集体制裁和共同援助的方式，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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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70 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七七事变一爆发，中国政府就指派军事委员会沈德燮去莫斯科商洽用苏联贷款购买苏联军火的问题。之后，蒋介石又指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去莫斯科参加谈判。双方迅速签订了第一、二笔贷款协定和购买军火的订单。中苏两国商定，从10月底开始，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5000万美元贷款，年息3%，用于向苏联购买军火物资（公开声称为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中国用茶、皮革、棉花、丝绸、桐油、兽毛以及锑、锡、钨等矿产分5年偿还贷款。第二笔贷款则从1938年7月开始计算，贷款额仍为5000万美元，用途及还款方式与第一笔贷款相同。第三笔贷款则从1939年7月开始算起，贷款额为1.5亿美元，用途、年息与还款方式与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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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72 根据中苏两国商定的军火订单，苏联从9月下旬即开始起运第一批军事物资。这包括重轰炸机62架，驱逐机101架，驱逐兼轰炸机62架，以及坦克82辆，反坦克炮200门和若干高射炮、机关枪、炸弹等。据苏联方面公布的情况，在整个抗战前期，即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援华的军火数量是：飞机900余架，大炮1140门，坦克82辆，机关枪近万挺，步枪5万支，汽车和拖拉机2000多辆，航空炸弹3.16万枚，炮弹200万发，手榴弹200万颗，子弹1.8亿发等。[6]而为了运输这些军事装备，苏联帮助中国修建了一条从苏联萨雷一奥泽克（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并且帮助开辟了从苏联阿拉木图至中国兰州的航空线。同时，苏联还利用轮船，通过英法殖民地港口，从海路向中国运送过弹药和火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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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74 除了军事物资的援助以外，苏联这时还大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帮助中国对日作战。从1937年11月底开始，苏联方面先后派遣了М.И.德拉特文、А.И.切列潘诺夫、К.M.卡恰诺夫和В.И.崔可夫等，以驻华武官身份来华就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到1941年初，苏联在华军事顾问的人数达到140人之多。针对国民党军队自身的特点，苏联军事顾问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并直接参与了许多重大战役，如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宜昌战役的组织和指挥。而在1937年12月开始来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包括两个轰炸机中队和4个驱逐机中队，总共700多名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则直接参加了武汉、岳阳、杭州、南昌、南宁、广州和台北等地空战，执行轰炸任务或配合陆军作战。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驱逐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200多人，牺牲在中国对日作战的过程中。而在此期间，苏联专家帮助培训的飞行员、领航员和其他各种航空技术人员，则达到8354人之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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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76 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援助，当然不可能瞒过日本人。这也正是日本军队内部始终存在着“南进”还是“北上”的战略方向争论的原因之一。十分明显，苏联对中国援助，以及苏联陈兵中国东北中苏边境的现实，都对日本侵华和南下占领东南亚地区，具有极大的牵制作用。但是，经过两度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之后，日本最终放弃了北上征服苏联的战争设想。这两次军事冲突就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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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78 张鼓峰事件发生在1938年夏天。张鼓峰位于中国与朝鲜交界的图们江东岸，原是吉林省珲春县境内一个海拔约150米的高地。因为站在该高地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波俄特平原，因此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驻朝日军第十九师团当时负责防守。1938年7月上中旬，苏联远东方面军为达到以图们江划线的目的，派兵在该高地西侧构筑工事，与日军近距离对峙，并最终与日军发生了军事冲突。日军因为正集中兵力在中国进行夺取武汉的作战，在东北的兵力有限，只集结了7000余人和火炮37门，苏军则出动兵力1.5万人，集中了火炮237门、坦克285辆、飞机250架参战。作战的结果，日军自然惨遭失败，被迫提议停止战斗，把防线撤退到图们江西岸，放弃了图们江东岸的张鼓峰及其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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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80 诺门坎事件，发生在1939年5～9月间。诺门坎位于外蒙古东部与黑龙江省交界的哈勒欣河以东，当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即以哈勒欣河为界，视河西为外蒙古，河东为“满洲国”领土。但是，外蒙古边防军则一直坚持视哈勒欣河以东地区的诺门坎地区为其领土。1939年5月，外蒙古边防骑兵巡逻诺门坎地区时，遭到了日军的袭击，双方发生冲突。5月28日，日军出动了一个步兵联队向诺门坎地区进攻，遭到苏军两个骑兵团、一个机步营和摩托化步兵师部分兵力的猛烈抵抗，激战两日后被迫后撤。6月23日，日本关东军出动飞机袭击苏蒙军集结地塔木斯克，进而于7月初再度展开地面作战。这次日军出动了第二十三师团3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大队和坦克第一师团主力，渡过了哈勒欣河，企图围歼哈勒欣河以东苏联红军及外蒙古的边防军。苏蒙军则以坦克第十一旅、摩托化装甲第七旅、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一个团和外蒙军一个装甲营为基本部队，在炮兵和航空兵的火力支援下，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攻防战。最终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度被迫后撤。7月23日，日军集中80余门火炮，又一次发动进攻，仍未得逞。8月4日，不甘失败的日军组建第六军，在荻州立兵中将指挥下，集中了第二十三师团主力、第七师团一部、第八边防队及临时配属的部队总共7万多人、500门火炮和182辆坦克、300余架飞机，准备与苏蒙军长期对峙。苏蒙军这时也进一步调集兵力，组成了第一集团军级集群，由朱可夫任司令，下辖摩步第三十六师，步兵第五十七、第八十二师，坦克第十一、第六旅，摩托化装甲车第七、第A、第九旅，步机枪第五旅，骑兵第八师，空降兵第二一二旅，外蒙古骑兵第六师，以及炮兵部队和其他临时配属的部队，共5.7万人，以及498辆坦克、385辆装甲汽车、542门火炮和迫击炮、2255挺机枪、515架战斗机和5.5万吨弹药等。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周密准备之后，苏蒙军于8月20日分三路发起进攻，经过4天战斗，几乎全歼日军第二十三师团主力。9月9日，日本驻苏联大使向苏联提出停战要求。由于这时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于9月1日侵入波兰，苏方按照与德国所订密约，也要割占波兰一部，故苏联方面对停战亦求之不得。双方很快按照苏联此时的实际控制线达成了协议。9个月后，苏联更进一步与日本就外蒙古与伪满洲国举行了划界谈判，这一段边界线由哈勒欣河向黑龙江境内推进了将近40公里，面积有2000多平方公里被划入了外蒙古。[8]但是，苏联的援助并没有能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真正感到满意。这是因为，蒋介石最期待的，既不是互不侵犯条约，甚至也不是苏联提供援助，而是双方能够签订军事互助协定。即当中日战争爆发时，苏联能够出兵，帮助中国作战。由于对日本大举入侵缺少预见，从1937年4月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提议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始终没有全力去推动这一谈判。等到中日战争突然爆发，它虽然接二连三地再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进行互助条约的谈判，却已经无法得到苏联方面的响应了。[9]上海抵抗失败，南京也很快陷落后，蒋介石试图再度重提军事互助条约问题，称如果苏联不能出兵援助，中国难免失败。国民党代表则同时向中共中央的代表施加压力，要求中共帮助劝说苏联出兵助战。尽管中共中央无法满足国民党人的这一愿望，蒋介石直到1938年武汉沦陷前，也还是没有放弃谋求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的努力。当然，莫斯科最终也没有改变不单独介入中日战争的态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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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82 第二节 中苏两党关系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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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84 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让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甚满意的同时，也使中共中央感受到不小的困扰。这当然不是因为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劝说莫斯科出兵所带来的，而是中共所领导的隶属国民政府之下的政府和军队，几乎无法从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当中分一杯羹。据说，从苏联运来的武器，中共军队得到的，只有120挺机关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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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86 刚刚进入抗日战争时的中共军队，无论人数还是装备都处于困难阶段。不过4万人的武装，要想在中日全面战争的对抗中生存下来，仅仅靠国民政府提供的每月几十万元的经费，毫无疑问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指望苏联能够越过国民政府向共产党人输送武器弹药，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会造成共产党人情感上的一些困扰，也可以想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真的把“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11]因为，莫斯科固然不能直接输送武器给中共，但它还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向中共提供了相当数额的经费援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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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88 抗战爆发之初，莫斯科提供的最醒目的一笔援助是斯大林批准的，用于帮助中共购买武器弹药的50万美元。[12]在此之后，193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回国时，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30万美元。[13]还可以知道的是，1940年2月，斯大林根据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又一次决定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14]而当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后，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再度批准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15]实际上，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其他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后，这种情况事实上还在继续着。莫斯科的援助固然已大不同于1920～1930年代中期对中共按月提供经费的情况，但它继续在努力从财政上支持中共，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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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90 当然，在此期间莫斯科对中共更大的一种扶植，还是在政治方面。在抗战初期，莫斯科从两个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个方面是，面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形势，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蒋介石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16]另一个方面是，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17]显然，这种方针对共产党人在抗战初期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何既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又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起到了某种指导性的作用，使中共党内过分重视和依赖国民党，或过分强调自身独立性而不惜与国民党发生磨擦冲突的倾向，都相应地得到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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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92 这个时候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一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中共自身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余地并不很大。这种情况自然也就极大地影响着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组织构成，以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认定的问题。此前在南方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人选，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推荐，最后由莫斯科来决定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出现1931年1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手策划和主导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算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这之后不过半年多时间，鉴于中共中央连遭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更是将六届四中全会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再行改造，另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将总书记调换为只有二十几岁的留苏学生博古。直到临时中央被迫退进中央苏区之后，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另外的指示，偌大的根据地，众多的红军，乃至于十几万人的党组织，包括大批年长而成熟的军政领导人，仍旧不能不继续听任少数只懂得一些书本知识的年轻的留苏学生来领导和指挥。尽管在博古中央的领导下，红军作战失利，根据地全部损失，中共高层军政领导人在没有莫斯科的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于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改换了最高领导人，却也只是用另一位年纪略长一些的留苏学生洛甫，来取代了太过年轻的博古。由此不难了解，莫斯科的权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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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94 中共的体制是高度统一和集权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内外战争的环境下，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能力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抗战爆发后，莫斯科因为担心中共领导层不能迅速适应如此复杂的政治、战争形势，因而特地把以王明为首，在莫斯科经受了多年政策熏陶的一批高层干部派回国内，让他们在中共中央内部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王明自然很容易取得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拥戴，进而取代洛甫而成为新的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然而，就在逐渐显露出来的中共内部权力角逐好像有利于王明等人之际，莫斯科却既没有支持王明，也没有支持洛甫，而是选中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在1938年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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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96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毛泽东成为中共党最高领导人。这件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9]只不过，让莫斯科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毛泽东努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试图密切国共两党关系，在战争中不断丧城失地的蒋介石却因为害怕中共乘机坐大而坚持不买中共的账，一心想要限制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与扩大。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日起，国共两党关系就开始进入一种持续磨擦和冲突的过程中。季米特洛夫虽然极力劝告毛泽东保持冷静和缓和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同样不肯为此牺牲中共已经争得的利益。这种情况很快就使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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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498 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共两党之间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和华中敌后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军事磨擦和重大军事冲突。两党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为了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犬牙交错、地域不清、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国民党方面想出了划界的办法，并于1940年7月16日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要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尽数开赴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区和鲁北晋北一部地区，并限定八路军兵力不得超过3军6师5个补充团，新四军不得超过两个师，此外不得再有任何名义的武装力量。[20]这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几省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部队数量已经扩大到将近50万人，这远不是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以及8师5团所能容纳的。因此，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拖到10月19日，眼见中共不予理睬，国民党方面再度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明令中共军队必须于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同时并以停发一切军饷为要挟。军令部甚至开始拟具《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于中共抗命不遵时得以实施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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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500 蒋介石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突然对中共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蒋日之间可能有所勾结。在反复研究国际国内形势不得要领之后，毛泽东断定蒋突然让出旧黄河以北地区，多半是要“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的一种险恶阴谋。[21]为了应付此种严重局面，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准备以15万精兵先发制人，打到国民党进剿军的后方河南与甘肃等地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22]由于此举势必要闹到国共关系破裂，政治上不利，处置不当，会“遗将来无穷之祸”，故毛泽东不能不于11月4日亲自写信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求指示。而季米特洛夫对此自然坚决反对。出于对莫斯科意见的尊重，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原先的计划，重新设法与国民党再行周旋。不料，1941年1月，仅仅因为没有按期北移和选取的路线有违国民党方面的规定，国民党人就一举全歼了皖南新四军军部7000余人，并且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缔了新四军的番号。不难想象，国民党此举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会有多大的刺激。面对皖南事变，苏联方面虽然对国民党的做法采取了尖锐批评的态度，却并未停止原定的军事援助，并且继续要求中共保持克制和维护两党关系不致破裂。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毛泽东要开始与莫斯科离心离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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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502 第三节 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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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504 就在国共关系高度紧张之际，苏联与日本的关系也正处在十分微妙的时期。自从诺门坎事件之后，日本关东军已经将其在满洲的步兵师团增加到12个，总兵力达到了35万人，并且还准备进一步扩大编制和用更好的装备来加强自己。这意味着，日本关东军仍旧随时可能威胁苏联的远东和外蒙古地区。但相比之下，苏联这个时候更加担心来自西线的德国的威胁。这不仅是因为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工业和能源重心都在西部，而且是因为德国在占领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鼓作气，迅速征服了英法等国的军队，并迫使苏联周边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成为其仆从国。十分明显，在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之后，德国除了直接进攻英伦三岛之外，剩下的就是征服苏联了。面对希特勒的节节胜利，设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够约束德军掉头东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调整对日政策，以便集中力量来对付德国，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外交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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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506 调整对日政策，就是要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的最初提议，来自日本方面。由于日本这时急于获取南太平洋国家的橡胶等战略物资，因此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意图，需要确保苏联不会威胁满洲。故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在1940年7月就曾代表日本政府向苏联提议缔结苏日中立条约。但因为当时双方在库页岛问题上存在争议，因此谈判未能取得结果。到1941年4月，日本外相在与德国沟通之后，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要求。4月13日，苏日两国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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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508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无疑是苏联为祸水西引而与法西斯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外交策略的一种延续。苏德条约牺牲的是波兰、芬兰等弱小国家，苏日条约牺牲的则是正在孤军奋战中的中国。特别是苏联公开承认伪满洲国，更是对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的中国抗日运动的一种沉重打击。原本就对苏联援助有所不满，且一直怀疑中共坐大有苏联背景的蒋介石，得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的当天，就在日记中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虽明知其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则不可名状！此两星期来心中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乃为此俄倭协以谋我条约之隐机乎？呜呼！”[24]而恰在这时，赴美国求援的宋子文发来美国总统已批准借款1.25亿美元，并“内定军火贷款借中国部分五万万元”的消息，[25]至此蒋介石国民党自然要开始转向美国而与苏联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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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510 虽然《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方面再三向中国政府解释其援华政策不变，但仅仅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德国就于6月22日单方面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突然袭击。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一时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再也无暇顾及中国了。除少数苏联顾问继续留在中国以外，多数苏联援华人员，包括苏联在中国西北设立的航空站以及守护萨雷—奥泽克—兰州公路的苏方人员，均迅速撤回苏联了。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国民党政府迅速与美国合作，中苏两国关系也因此疏远，以至逐渐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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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69512 苏联与国民党关系恶化的同时，它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这时也陷入历史的最低谷。因为莫斯科要应付来自德国的威胁，尽管1941年1月爆发了皖南事变，中共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莫斯科还是极力劝阻毛泽东不要采取过激的措施破裂两党关系。由于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没有可能在军事上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作战。再加上1940年秋冬，在八路军总部的坚持下发动了对华北日军的大规模破袭战（又称为“百团大战”），战争的结果，日军转而发动了对中共在华北的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作战，导致八路军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况中。这就更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强硬态度来对付蒋介石了。但是，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加深了毛泽东对莫斯科的不信任感和疏离感，他对莫斯科的指示自然也开始逐渐抱以将信将疑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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