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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一行离开迪化后半个多月，盛世才就开始分别向苏联在新人员和中共驻新人员下手。除了用各种方法逼迫驻新苏军及专家、顾问等并要求其在3个月之内撤回苏联外，他特别针对国民党所忌恨的共产党人，制造了“阴谋暴动案”的罪名，将中共在新疆的干部及养病人员和家属128人分别软禁了起来。第二年9月27日，更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在新疆的领导人秘密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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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国民党开始在迪化成立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训练了数千本地工作人员。年底，它更公开号召内地青年“献身边疆，开发大西北”，以一人支边可公费携带5名以内的家属同伴和补以边疆津贴的物质诱惑，计划动员上万党务、政府、经济、军事、金融、文教、情报和外交等各方面的人才入新。1943年1月16日，国民党在新疆正式成立了新疆省党部。同年4月，国民政府还成功地把美、英领事馆引入到新疆迪化来。至此，苏联方面也下决心与盛世才全面破裂关系了。5月3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受命正式通知盛世才，苏方将断绝与新疆的一切关系，同时开始撤退苏联驻新一切人员，包括驻哈密的红八团及飞行队，飞机制造厂和独山子油田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其相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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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国民党中央军也进入新疆来了。它先是进入了甘肃河西走廊，控制了内地通往新疆的通道。然后是用各种不同名目分派小股部队入新。到1944年春，即在苏军全部撤出哈密后，国民政府则正式将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移驻到新疆哈密。但这种情况对于只有不足两万兵力的盛世才，却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而苏联与新疆贸易关系的断绝，和苏方频频越界滋扰和擅改界标的做法，也极大地造成了新疆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与困难，让盛世才难以招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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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反苏原本是想要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继续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多管齐下插手新疆的结果，反而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地位。因此，盛世才1944年再度制造所谓“阴谋暴动案”，把重庆派来的大批干部投入监狱，试图重新向苏联示好。然而，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再也不可能相信盛世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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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专门讨论了采取措施推翻盛世才对新疆的统治的办法，决定以“民族复兴小组”的名义，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培养革命力量。为此，苏联专门成立了一个以内务人民委员部伊格纳托夫将军为首的特别行动小组，来联络反叛武装，训练和装备各类反叛人员，并走私输送武器弹药入新。同时，它还通过驻新各领事馆，透过地下工作人员，在少数民族各界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统一的“解放组织”。阿山地区哈萨克牧民反叛武装乌斯满部，就最早得到了苏联和外蒙古政府的承认与支持，不仅得到了武器装备的援助，而且还在苏联飞机及苏蒙军事顾问的帮助下，迅速成长为一支上千人的武装，整个阿山地区均处于锋镝遍地的状态。与之交界的塔城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反叛的牧民迅速蜂起，到处与新疆政府军为敌。紧邻苏联的伊犁地区，由于交通及苏联在伊宁设有领事馆的原因，更成了苏联援助新疆反叛势力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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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由于国民党中央势力大举进入，盛世才这时已经失去了对新疆的控制力，因此，1944年9月被免除了省主席和警备司令等职务，调离新疆。但是，苏联并没有因此停止在新疆策划武装反叛的计划。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长期以来一直想要兼并位于新疆以北、外蒙古西北和苏联东西伯利亚以南交汇处的唐努乌梁海地区。该地区在1727年经清王朝与沙皇俄国签订的《布连斯奇界约》划定属于清帝国统治范围。但I860～1869年，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先后迫使清朝三度签订新的界约，把唐努乌梁海西部的阿穆哈河地区划给了俄国。此后，因辛亥革命，外蒙古宣布独立，影响到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各旗也宣布独立。沙俄乘机占领了该地区。1918年北京政府虽乘俄国十月革命之乱，一度将唐努乌梁海地区重新纳入其管辖之下，但苏联红军很快在清剿白俄军队的名义下占领了该地区。1921年唐努乌梁海在苏联的策动下再度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唐努图瓦共和国”（后改为“图瓦人民共和国”）。苏联表示承认，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多年之后，到了1944年，斯大林显然认为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了。8月，图瓦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非常大会通过宣言，“请求”苏联接纳该国为加盟共和国。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接受其“请求”。“图瓦人民共和国”遂改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隶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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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虽然发生在战争期间，但为不致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弹，苏联政府利用已经准备好的新疆反叛武装，先是在阿山由苏联侨民于10月7日组织了“巩哈暴动”，调动伊宁守军前往增援，紧接着于П月7日在伊宁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暴动。苏联驻伊宁领事指挥伊宁当地的维吾尔族“解放组织”与苏军小股武装相配合，实施了这一行动。随后，苏方为扩大事变的规模与影响，还迅速派出了以柯兹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和以斯特潘诺维奇为团长的内务部顾问团和多支部队入境参加了这一事变。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按照原定的方案，正式宣告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伊斯兰教传经师艾力汗·吐烈被推举为政府主席，苏联顾问为莫合森。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宣言，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在苏联顾问和苏联军人领导下成立起来的“民族军”，在苏军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分几路很快占领了阿山、伊犁和喀什三区中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这一事变从一开始就是以反对汉族压迫为宣传口号的，因此反叛者强烈的民族情绪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驱逐甚至是杀害汉人的现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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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7月，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已全部被“民族军”占领。关内抗战刚一宣告胜利，9月间，“民族军”便一举夺取了距离迪化仅260余公里的交通枢纽乌苏，并夺取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独山子油矿，从而使国民党军的各种机动车辆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新疆首府迪化已成为“民族军”的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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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条约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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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初，美英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由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率领盟国远征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正式开辟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从此，美英苏盟国军队从东、西、南三面开始围攻德国，整个欧洲战场上盟国已经开始了粉碎法西斯德国的最后决战，欧洲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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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欧洲战场日益接近胜利，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向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跳岛作战，打得日本军队步步后退，美国军队逐渐开始接近日本本岛了。但是，1944年春天，日本军队在中国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即所谓“一号战役”，又称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在八个月里，接连丢了河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日军甚至眼看着就要逼近陪都重庆了。这种情况表明，即使美国军队可以开始进攻日本本岛，如果没有外国军队的帮助，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仍可能长时间坚持作战。为此，美国不能不寄希望于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能够掉转头来参加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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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功说服苏联参战，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945年2月初在苏联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共同讨论包括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联合国问题等战后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会议特别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即所谓“雅尔塔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可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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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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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帝俄的权益，包括：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丙、中苏成立一合营公司，共同经营由苏联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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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千岛群岛交予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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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两至三个月内，苏军将参加对日作战，同时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条约；美国总统承诺，采取步骤使蒋介石同意上述妥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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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时候新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正在苏军的支持下与中国政府派去的军队激烈战斗，但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很显然，新疆是盟国公认的中国领土，中国是盟国最主要的成员，苏联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无论如何不能公开化。而且，在苏联少数民族聚集的中亚十几个伊斯兰教势力极强的加盟共和国边上，成立一个泛突厥主义国家，也不利于苏联中亚地区的社会稳定。因此，对于斯大林一系列关于战后苏联在中国权益问题的要求来说，新疆问题实际上成了他用来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一个重要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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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即在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谈话中透露了苏联政府战后对中国的要求，即（1）外蒙古不能归还中国；（2）东北铁路共管；（3）旅顺无条件长期租借给苏联。由于罗斯福没有提到雅尔塔协定，蒋初时还不明白“美国提议以旅顺长期租借于俄国其用意何在”。只是愤怒已极，一度强硬表示：“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由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甚至他要魏答复美国政府：“租借地名称为我整个民族全体人民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国之历史。”[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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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4月29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半正式地向蒋说明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即（1）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划归苏联；（2）朝鲜独立；（3）旅顺口租与苏联；（4）大连港为自由港；（5）中东路及南满铁路之股权中苏各享其半，苏联对各该铁路并应享有特殊利益；（6）外蒙之现状不变。[41]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一面要求在美之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赞助中国政府实现“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再有任何特权之设置”的目标；一面邀约苏联驻华大使，当面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称东三省铁路、商港均可“与苏联以便利”，苏联希望使用旅顺军港，中方同意两国“共同使用”，唯明确表示：绝“不能再用租借名义”租予苏联。[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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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与蒋介石的谈话过程中，大使一上来就依照雅尔塔密约所提，归纳了苏联政府关于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在大连港享有优势权益、组织合营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及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等五点要求。大使并明言：此五点是苏联政府同意进行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谈判的“先决条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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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苏两国政府的压力和催促下，6月30日，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抵到莫斯科，开始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雅尔塔密约中提出的条件进行双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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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斯大林与宋子文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双方在谈判一开始就围绕着外蒙古问题发生了争论。宋子文强调当前外蒙古问题在中国占据重要地位，坚持这次条约不要涉及这一问题。斯大林则半带威胁口吻地宣称：“蒙古人民非常想获得民族独立，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最好让外蒙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会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的不安定因素——外蒙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这对中国更加不利。”但对苏联所要求的在东三省的其他特殊权益问题，宋子文没有表达反对的意见。双方只是在年限上进行了一些讨价还价。宋子文表示中方希望苏联使用旅顺口和中东铁路的期限最好限定为20～25年，斯大林则认为建造基地等所费甚多，苏联希望定为40～45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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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在会谈后多次电蒋，主张：（1）旅顺军港中苏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归中国；（2）大连中苏共管；（3）中东、南满铁路权利均分。对外蒙独立问题，绝不能同意，至多可允许其高度自治及苏联驻兵。如斯大林坚持我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则可考虑中止交涉。[45]但蒋介石估计：“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餍其所欲，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则统一或可大功告成也。故蒋7月7日电示宋子文：作最大之牺牲，示最大之诚意，“允外蒙战后独立”，但“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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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宋子文在7月7日的会谈中仍旧再度与斯大林就外蒙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宋子文坚持：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地位问题的规定仅为“维持外蒙现状”，中国可以同意维持现状，“不可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则宣称：“维持现状可以理解为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且苏联“无法容忍蒙古问题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如果中国依然固执己见，那么我们之间的谈判也就无法得出任何结果”。但宋仍强硬坚持：“中国无法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这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双方争辩至最后，不欢而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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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态度有所不同。宋子文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显然不愿经自己之手，将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出去。但蒋介石更为关心的还是战后中国的统一与政权的稳固问题，毕竟，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实际管辖过长城以外的东北和西北各省区，而要实现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恰恰都必须要得到苏联的帮助。因此，宋子文与斯大林第二次正式会谈结束后，蒋介石马上就给斯大林发去了一封电报，并要求宋子文将电报内容“不带任何说明地、准确无误地转达给斯大林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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