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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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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帝俄的权益，包括：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丙、中苏成立一合营公司，共同经营由苏联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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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千岛群岛交予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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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两至三个月内，苏军将参加对日作战，同时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条约；美国总统承诺，采取步骤使蒋介石同意上述妥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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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时候新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正在苏军的支持下与中国政府派去的军队激烈战斗，但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很显然，新疆是盟国公认的中国领土，中国是盟国最主要的成员，苏联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无论如何不能公开化。而且，在苏联少数民族聚集的中亚十几个伊斯兰教势力极强的加盟共和国边上，成立一个泛突厥主义国家，也不利于苏联中亚地区的社会稳定。因此，对于斯大林一系列关于战后苏联在中国权益问题的要求来说，新疆问题实际上成了他用来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一个重要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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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即在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谈话中透露了苏联政府战后对中国的要求，即（1）外蒙古不能归还中国；（2）东北铁路共管；（3）旅顺无条件长期租借给苏联。由于罗斯福没有提到雅尔塔协定，蒋初时还不明白“美国提议以旅顺长期租借于俄国其用意何在”。只是愤怒已极，一度强硬表示：“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由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甚至他要魏答复美国政府：“租借地名称为我整个民族全体人民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国之历史。”[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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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4月29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半正式地向蒋说明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即（1）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划归苏联；（2）朝鲜独立；（3）旅顺口租与苏联；（4）大连港为自由港；（5）中东路及南满铁路之股权中苏各享其半，苏联对各该铁路并应享有特殊利益；（6）外蒙之现状不变。[41]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一面要求在美之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赞助中国政府实现“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再有任何特权之设置”的目标；一面邀约苏联驻华大使，当面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称东三省铁路、商港均可“与苏联以便利”，苏联希望使用旅顺军港，中方同意两国“共同使用”，唯明确表示：绝“不能再用租借名义”租予苏联。[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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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与蒋介石的谈话过程中，大使一上来就依照雅尔塔密约所提，归纳了苏联政府关于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在大连港享有优势权益、组织合营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及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等五点要求。大使并明言：此五点是苏联政府同意进行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谈判的“先决条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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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苏两国政府的压力和催促下，6月30日，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抵到莫斯科，开始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雅尔塔密约中提出的条件进行双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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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斯大林与宋子文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双方在谈判一开始就围绕着外蒙古问题发生了争论。宋子文强调当前外蒙古问题在中国占据重要地位，坚持这次条约不要涉及这一问题。斯大林则半带威胁口吻地宣称：“蒙古人民非常想获得民族独立，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最好让外蒙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会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的不安定因素——外蒙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这对中国更加不利。”但对苏联所要求的在东三省的其他特殊权益问题，宋子文没有表达反对的意见。双方只是在年限上进行了一些讨价还价。宋子文表示中方希望苏联使用旅顺口和中东铁路的期限最好限定为20～25年，斯大林则认为建造基地等所费甚多，苏联希望定为40～45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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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在会谈后多次电蒋，主张：（1）旅顺军港中苏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归中国；（2）大连中苏共管；（3）中东、南满铁路权利均分。对外蒙独立问题，绝不能同意，至多可允许其高度自治及苏联驻兵。如斯大林坚持我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则可考虑中止交涉。[45]但蒋介石估计：“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餍其所欲，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则统一或可大功告成也。故蒋7月7日电示宋子文：作最大之牺牲，示最大之诚意，“允外蒙战后独立”，但“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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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宋子文在7月7日的会谈中仍旧再度与斯大林就外蒙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宋子文坚持：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地位问题的规定仅为“维持外蒙现状”，中国可以同意维持现状，“不可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则宣称：“维持现状可以理解为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且苏联“无法容忍蒙古问题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如果中国依然固执己见，那么我们之间的谈判也就无法得出任何结果”。但宋仍强硬坚持：“中国无法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这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双方争辩至最后，不欢而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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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态度有所不同。宋子文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显然不愿经自己之手，将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出去。但蒋介石更为关心的还是战后中国的统一与政权的稳固问题，毕竟，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实际管辖过长城以外的东北和西北各省区，而要实现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恰恰都必须要得到苏联的帮助。因此，宋子文与斯大林第二次正式会谈结束后，蒋介石马上就给斯大林发去了一封电报，并要求宋子文将电报内容“不带任何说明地、准确无误地转达给斯大林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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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电报中写道：“在仔细考虑两国的共同利益之后，中国同意把旅顺口变成海军基地，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同时宣布大连为自由港，确定以上两种情况期限均为20年。为了使中国在满洲真正有效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和行政管理权，旅顺口和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将属于中国。中东和南满铁路是中国的财产，而两条铁路的主要干线将由两国共同经营，期限为20年。”我们真诚地希望苏联尽自己所能，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新疆沿中苏边界线地区的暴乱活动，以便尽快恢复中苏之间的交通线路和贸易活动。我们要求苏联给予中国的任何帮助——政治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只提供给中央政府，以使中共能统一于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同意”，可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外蒙古的归属问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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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蒋介石已经做出决定，宋子文别无选择。但他仍旧告诉斯大林：苏联应了解，割让任何一部分中国领土，都可能引起中国举国舆情之强烈反弹。我之所以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就是因为我深知中国人对本国领土主权有着异常强烈的本能意识，如果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等于背离了这种民族本能意识，实际上就是置社会舆论于不顾，从而也必将使政府难以获得巩固的地位。但斯大林并不理会宋子文的抱怨，他对蒋介石的让步很满意，明确表示：“关于满洲，我们已经发过相关声明，即我们完全承认中国对满洲拥有主权。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帮助他们”。对于苏联对旅顺口、大连和中东、南满铁路使用期限问题，他也愿意让步到30年。谈及新疆问题，斯大林信誓旦旦地表示说：他并不清楚那里的情况，更不相信叛乱者的武器来自苏联。他甚至声称：如果新疆的叛乱者果真想要独立并动用了武器的话，“那就理应予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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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明确表示难以接受的只有两条，一是蒋电中对旅顺口管理权的要求。他坚持：“旅顺口本身的行政领导一定应当是苏联人。”二是对蒋电中声称中东、南满铁路是中国财产这一点表示反感，强调“这些铁路都是由俄国人修建的，都用的是俄国人的金钱”。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将这些铁路立即便交由中方管理”。当然，他最终还是同意接受“两国共同经营”两条铁路的建议。[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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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旅顺港和大连港的问题上。蒋介石要求：“（1）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用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则属于中国。又为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在同盟期间内，组设一中苏两国军。（2）大连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至于仓库运输等事，可用商业方式酌定办法。”[50]而苏方则坚持，只把旅顺港区提供给苏军是不够用的，大连也必须纳入旅顺港的军事区范围内，即必须连同大连及其接壤地区一并交予苏方管理。且依据雅尔塔密约规定苏联恢复租借旅顺港并应在大连享有优先权的条文，不仅旅顺，大连也理当归苏方管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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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谈判过程中斯大林前往德国出席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中苏谈判被延后到8月7日才恢复举行。双方不仅在旅顺、大连管理权问题上继续争辩，而且还围绕着中方提供的外蒙古与中国边界地图发生了新的争执，宋子文尤其对莫斯科1944年将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入苏联耿耿于怀，因而强调应该按照中国使用的地图重定边界，而苏联方面坚持必须按照双方目前实际控制哨所确定边界，反对从过去的地图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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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8月6日、9日两日，美国接连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9日当天苏军大举出兵中国东北，10日，日本天皇公开向盟国乞降，鉴于苏军很快就会全面占领中国东北，蒋介石国民政府已经没有向苏联讨价还价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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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整个局势已经大变”，大连管理权问题“准兄等权宜决定，中勿遥制”。13日，蒋再电宋称：“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52]但蒋对外蒙独立后中蒙边界分歧过大仍有疑虑，故不惜透过随团前往莫斯科参与谈判的蒋经国以个人关系送信给斯大林，仍希望双方能就中蒙边界商定一基准之协定，以免日后徒增纷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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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连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外蒙古边界问题仍无进展，只能基本上接受苏联方面的要求。王世杰14日晨电告蒋称：“宋院长及职深夜与史太林续商一切，均经解决，定今日签字。外蒙以现有边疆为界，路局局长一人苏籍，副局长一人华籍，董事长一人华籍，且有两票权。旅顺置中苏军事委员会。”他解释说：“外蒙问题，职等反复谈判，迄无结果，不胜惶恐。但……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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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苏军大举进兵中国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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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订。条约附带4项协定，即《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根据上述条约与协定，依照国民政府的要求，苏联政府做出了公开承诺，即“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据此，中方承认外蒙古经公民投票可以独立，且“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对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改称中长铁路），则宣布由中苏共同经营，唯路权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对于大连港，中方同意其设为国际自由港，唯中方同意另订协定，将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中国并同意与苏联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上述有关中长铁路、大连港和旅顺港之协定，有效期均为30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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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举行谈判之际，中共中央刚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注意到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结束，美国大使赫尔利这时表现出强硬的反共态度，战后国共两党冲突难免，会议重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公开告诫：“中国将要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但是，毛泽东坚信：只要情况允许，苏联必定会援助中共。战后“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因为，苏联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司令，共产国际没有了，但是总司令依然存在。故毛泽东明显主张：“准备廿、卅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一来配合苏军收复东北，二来得到技术条件。他兴奋地表示：“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即有了巩固的基础”。由于东北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56]显而易见，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中央虽然知道苏联正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但是，他们并不相信这种外交协定真的会束缚住苏联援助中共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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