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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利用先机之利夺取华北、华东各大城市，毛泽东除命令各地尽快接收中小城镇及其邻近的交通线以外，并下令靠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周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立即展开部署，预先派人入城潜伏，争取抢先占领这些城市。但就在中共中央紧急部署夺取中心城市的同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通过美军在华最高指挥官魏德迈调动美机美舰向内地赶运西南地区的中央军，一面继续致电毛泽东，要求毛“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惠然一行，共订大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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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就在蒋介石再电毛泽东，邀请其赴重庆谈判之时，斯大林也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明中国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否则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华民族将会毁灭一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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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表态，使一心想要用强硬态度对抗美国和蒋介石禁止中共就近接收日伪所占地区之举的毛泽东深为不满。但是，没有苏联的支持，又没有合法地位，要得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要强攻。而以现有的装备，不仅不能攻坚克敌，就是占了城市，也守不住。何况，中共中央必须要搞好与苏联的关系，因为最重要的是还要设法乘苏军占领东北之际把自己的军队开进去，如此才有可能背靠苏联，并根本改变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因此，毛泽东不得不迅速改变前令，要求各地停止做夺取中心城市的部署。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做出姿态，先派周恩来去重庆，以便转圜。但三天后，蒋又电毛泽东，仍坚持“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惠然偕临”，并表示“已准备飞机迎迓”。[7]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有电来，担保毛泽东赴渝之安全。[8]至此，毛泽东不能不于24日复电蒋介石，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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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力劝国共和谈的做法，中共中央在8月22日有过一种估计。它告诉全党称：“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10]次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理解苏联的做法。他指出，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苏联与美英等国家之间明显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分歧，但是大战刚过，不能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苏联在中国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大战必然要爆发，世界和平即不能取得。因此，苏美之间已确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正如苏联在欧洲可以援助保加利亚却不能援助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希腊一样，中国关内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苏联不帮助我们可能比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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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上述判断，应当说是准确的。早在1944年，斯大林与丘吉尔就欧洲战后美英与苏联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一个所谓“百分比协定”，规定苏联可以对近邻的东欧国家，包括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等施以影响，而苏联则承认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在内的欧洲其他地方的国家属于美英的势力范围。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苏联援助保加利亚共产党却不援助希腊共产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对于不在自己势力范围以内的共产党力量，斯大林这时的基本策略是要求他们“走法国式的道路”，即放弃武装，转入和平的议会斗争。法国在战争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民兵拥有占据优势的力量，但因为英美只承认戴高乐将军组建的政府，因此苏联方面坚持法共必须与之合作。在苏联的力推之下，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出面发表广播并发出指示，要求法共领导下的武装按照戴高乐政府的要求编入正规军，并把各地的权力交给戴高乐指派的地方官员。这样做的结果是，法共在1945年10月的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并且有四名成员加入政府之中担任部长。[12]斯大林对这种情况非常满意，至少在这个时候，他相信，这不仅可以维持战后国际和平局面，而且可以用来交换美英对苏联主控东欧各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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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斯大林相信，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国也应该照此办理，即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的中国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只需要确保它势力范围以内的权益，绝不在长城以内制造麻烦；美国也不要把手伸到长城以外来。为了取得美国的合作，斯大林不希望看到长城以内的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主张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他出面劝告毛泽东停止武装斗争，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和平，随后赞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直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但自己不参加，也不同意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列入调处范围，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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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干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和谈才得以顺利举行。只不过，毛泽东不是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中国也不同于欧洲可以沿着长城截然分为两部。毛泽东去了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但是他不仅坚持不同意放弃自己的军队和由共产党掌管的根据地，并且要求有权接收长城内外更多的地区。因此，重庆谈判并没有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按照法国的模式，在中国开启一扇和平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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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共夺取东北与苏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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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达成，苏联得到其在雅尔塔密约中所要求的各项利益之后，斯大林也践诺开始帮助推动新疆分裂势力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进行和谈。9月14日，苏联代总领事在拜会受命前往迪化处理伊宁事变的政府代表张治中时，明确保证，苏联将帮助和平解决新疆冲突问题。隔日，苏联驻华大使正式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愿意对新疆事件进行调解。双方的谈判在苏联担任调解人的情况下从1945年10月中旬开始，前后持续了将近8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民族军”内部对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存在严重分歧，因而使谈判几起几落，几度都是苏联出面压制了独立派，并且把独立派的首领艾力汗·吐烈等人强行秘密押解送出新疆，这才最终在1946年6月6日达成了和平协定。“民族军”被统一编组并划定了驻地，新疆省政府进行改组，吸收“民族军”方面的代表。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以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的身份兼任新疆省主席，“民族军”方面的阿合买提江和维吾尔族知识人士包尔汉分任副主席。在省政府委员会里，“民族军”的代表占47%，喀什、阿克苏、吐鲁番等地专员、县长均由阿合实提江提名任命。不过，“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虽然解散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却由“民族军”自治，中央军不得进入，而“民族军”及其青年组织，却可以在全疆到处活动和宣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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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新疆和谈同步，关内的国共和谈也在美国的调处下开始了。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到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关系。由于有美国的压力和苏联的支持，国共两党很快达成妥协，在关内实现了停战，并且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宪草和整军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案。1946年初，中国呈现一种和平民主的新气象，大有成就和平前途的可能。但事实上，由于蒋介石坚持按照中苏条约，只有国民政府军队有权进人关外东北地区接收主权，不承认已经先期进入到东北的中共军队的存在，使得国共两党1月10日正式达成的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在内，这就使关内的停战与和平也不免成为一纸画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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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支持中国关内由美国主导实现和平，其前提是美国不得染指关外事务。可是，苏联从一开始就遇到两大难题。一是中共与苏联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使苏军无法拒绝帮助中共。还在苏军占领东北后不久，中共在关内的军队就已经利用苏军对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情和需要中国军队帮助维持秩序，开始陆续进入东北地区。苏军也专门派人赴延安，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赴东北，以便就近联络。二是美国并不承认雅尔塔协定有过关于美国不得进入东北地区的任何规定，坚持东北必须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仅如此，原本并无在中国作战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战争结束一个月后，突然以帮助遣返日军俘虏的名义，在靠近东北地区的华北沿海地区大批登陆，进而更直接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挺进。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苏军高度紧张，因此急忙联络中共代表，要求中共在最短时间内，不惜放弃关内各根据地，集中主力到关外去，以便在苏军帮助下阻止美蒋军队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因此很快组织了十几万军队赶赴东北，很快就在东北建立起来一支数量庞大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况已经使国共内战扩展到了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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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初就任命熊式辉为主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和以杜聿明为司令的东北保安司令部，着手接收东北主权。并且还将东北分为九省，分别任命了九省的省主席和哈尔滨、大连两市的市长。但是，由于美军9月下旬在中国华北大批登陆，中苏之间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的交涉迅速复杂化起来。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进入东北的军队全面封锁了陆海空进入东北的各个通道。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冒着破裂与苏联关系的危险，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并转而向美国政府状告苏联违约；[14]同时命令国民党军全力向中共军队防守的山海关进攻，力求以武力打通进入东北的陆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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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原定12月1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完毕。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拒绝继续接收，使苏联在外交上一时陷于困境。因此，苏军为应付外交和撤军的需要，不得不一度做出让步，表示愿意延缓撤军一至两个月，承诺等到中央军开到并足以维持秩序后，苏军再行撤退。为此，苏军很快逼迫已经进入各大城市中的中共军队退出30里外，以免再被国民党方面抓住把柄。据此，苏联方面与国民政府再度达成协议，苏军撤退的最后期限，将延期到1946年2月1日。之后，东北行营很快于12月22日接收了长春，于27日接收了沈阳，于1946年元旦接收了哈尔滨，于1月间先后接收了辽北、松江和嫩江各省。国民党军也迅速攻克山海关，进而夺取了绥中、兴城、锦西，于1945年11月26日进占锦州，于1946年1月12日接防新民，于15日开入沈阳铁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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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在东北发行的军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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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联方面外交退让，目的未变。这就是，坚持中国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决不能允许美国染指。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访问莫斯科，试图与苏联达成某种妥协。斯大林的态度很简单：决不允许第三者进入东北。然而，蒋经国却坚持东北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只是在经济关系中可以同意苏联保持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国民党坚持要把美国人和美国资本引人到东北地区来，对此，斯大林显然难以接受。他提出，因为苏联在对日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同时鉴于在东北的重要产业实际上均为日资产业，故苏联方面将视其为战利品，一半应用于赔偿苏联的损失，另一半可用于赔偿中国方面的损失。他建议，东北所有重要企业全部都应实行垄断性的中苏合营，否则苏军将视其为战利品而自行处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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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1945年9月下旬，苏方意识到美国人可能会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占领东北的苏军就已经开始有组织地以战利品的名义，大量拆卸东北军工企业的机器设备，并将东北银行的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金属，几乎全部提走了。1946年1月15日，东北行营负责接收抚顺煤矿的张莘夫一行人接收不成反被杀害。2月11日，美英又公布雅尔塔协定密约，显示苏方攫取中国东北权益之计划。此种消息不断传来，终于引发了2月16日全国性的反苏大游行。鉴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而国民党反苏意图明显，苏联方面终于破罐破摔，再也不管什么外交问题，明确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将陆续开始撤退，沈阳以南一切地区将不再向国民党办交待，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希望中共军队通过“大打”能够最大限度地夺取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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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军突然从南满开始撤退，中共武装迅速接收了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通化、通辽、辽源等地，致使南满大部分工业区落入共产党人手中，蒋介石一时颇为紧张。他这时才开始找到马歇尔，表示愿意承认东北也存在国共冲突，要求迅速派停战小组前往东北，阻止共产党进一步进入苏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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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苏联红军将缴获的大批日本枪械转交给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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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东北停战谈判迁延不决之际，苏联方面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苏军代表一再询问中共东北局：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容许国民党派5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据此，中共中央也态度强硬地提出：“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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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注意到自己在东北的军队实力尚不足以控制全东北，中共中央于3月20日提出了以长春为限，国共两党分别在南满及北满驻兵的战略设想，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中共军队并据此开始与苏军配合，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接防吉林市以东等地区，并部署夺取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及其沿线地区；同时，准备在铁岭、昌图及四平等处分别抗击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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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再度声言，对于中共在东北的所谓“民主联军”和“民选政府”，“决不能承认”，从而再度堵死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可能。这时，苏军也再度告知中共东北局，美国利用蒋接管东北来反苏，蒋则利用美反苏反共，苏联不想直接涉足东北，故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之悬而不决，造成美蒋之被动。而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以便届时就近夺取三市。[17]据此，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四平、本溪全力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推进，进而于19日完全占领了东北政治中心长春市，并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当然，由于国民党这时开入东北的军队以中央军为主力，且全为美式装备，多曾参加过入缅作战，作战力和火力均较强，而中共武装多半临时组成，又被迫要打自己所不熟悉的防御战，因此历经一个月左右时间，本溪、四平两处防守均被攻破，长春也很快陷落。仅仅是因为一时战线过长，中共又在南满组织作战，形成极大牵制，国民党军未能乘胜追过松花江，中共武装才得以确保在背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北满根据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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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蒋介石在东北的一意孤行，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长春陷落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中共在山东等地报复作战一打响，国民党也乘机发起围攻中共中原根据地的作战，原本已经实现了停战的关内地区，重又陷入内战之中，并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