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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冷战后的苏联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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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中国内战大规模爆发，苏联报刊公开指责国民党“悄悄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把自己的军队开去进攻八路军”，谴责中国内战是美国挑起和支持的，其态度鲜明地站到了中共一边。[18]同年9月，在东北苏军已经全部撤回苏联4个月后，斯大林以书面的形式发表谈话，敦促美国迅速从中国撤军。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也发表了相应的声明，以为配合。紧接着，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订立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规定双方领土一律向对方开放，双方的商船有驶往对方国家所有开放口岸、地方及领水的自由；双方国家的公司、团体、法人均可在对方国家居住、旅行，从事经商、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以及慈善事业等，并可购置和保有房地产业，享有与对方国家公民、团体、法人同等的权利；双方商品在对方国家行销，税收与当地商品同等待遇；等等。[19]该条约形式上两国权利平等，但因为中国与美国的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种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对美国有利，而于中国并无太多实际利益。不难想象，国民党对美国和苏联所表现出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并且将东北不加分别地纳入对美国全面开放的清单之中，这不能不对苏联当局形成强烈的刺激。十月革命胜利29周年之际，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斯大林破天荒地复电毛、朱表示谢意，这清楚地反映出苏联这时已经越来越公开地厌恶国民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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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函中明确主张美国应当向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提供帮助，以反对极权统治。6月，美国通过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援助欧洲计划，开始将欧洲国家区分成可以给予援助的自由国家和不可以给予援助的极权国家。随之而来的是，苏联有效地协调欧洲各国共产党的统一行动和阻止美国插手东欧事务，下决心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宣告了以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对抗帝国主义阵营的强硬态度。[20]美苏两国的这种做法，把战后在美苏之间已经逐渐出现的隔阂与冲突，全面扩大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和斗争。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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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冷战局面的形成，自然进一步促成了苏联和中共关系的接近。冷战局面形成不久，国民党胡宗南部袭击并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考虑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安全问题，莫斯科特地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如果需要，苏联方面愿意派出专机接运中共领导人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斯大林开始通过派驻在毛泽东身边的苏联医生阿洛夫与毛泽东保持密切的电报联系。毛泽东随后即提出了秘密访问苏联的要求，联共（布）中央一度表示赞同，并提议经过哈尔滨，再由苏联方面派机迎接。但在7月1日，考虑到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局势和国共内战形势，斯大林又转而提议“暂时推迟毛泽东赴苏之行为宜”。[21]而仅仅几个月后，中共就在军事上转入了攻势，国民党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就连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也报告说，中共军队在内战中已经掌握主动权，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30万兵力和37个整编师的武器装备，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据中共领导人的乐观估计，战争再进行一年半至两年即可结束。[22]据此，斯大林在1948年2月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苏联曾经认为中国不具备起义成功的条件，必须同国民党寻求某种妥协。中国同志口头上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在实际上保留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事实证明，中国同志才是正确的。[23]一个月后，斯大林做出决定：“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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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援助中共，特别是帮助中共巩固在东北的根据地，苏联方面不仅与中共东北当局积极进行贸易往来，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修复铁路和桥梁，而且将苏军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和在朝鲜得到的武器弹药转交给中共方面。鉴于东北地区哈尔滨以南的铁路、桥梁、涵洞、车站等铁路设施几乎全部被毁，对解放军的转运构成极大困难，1948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致函斯大林，请求帮助。斯大林接到来函后马上签署文件，满足了林彪的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也迅速下达指令，委派前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率领专家组于6月中旬赶到哈尔滨。截至1948年12月5日，在专家组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00名熟练工人的帮助指导下，中共东北铁路总局组织力量，成功接收和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多公里，和9000多米的大中型桥梁120座，修复机车885台，从而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组织辽沈战役创造了重要的交通条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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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联依旧非常顾虑关内关外的这一道分水岭。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观念里，苏联在关外无论怎样支持中共，即使为美国人所侦知，如同苏联在东欧国家曾经和正在采取的各种政策一样，都不在美国的干涉范围以内。而在关内，中共如此顺利地开展推翻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却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涉。显然，如果刚刚撤离中国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进占中国，打着反共的旗号参加对中共的作战，苏联势必会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威胁苏联的危险局面。因此，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一面秘密地积极援助中共，一面却指派驻华外交官员主动向国民党官员，包括向美国驻华外交官提议，调处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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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前驻华武官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并正式承担起了为调处国共内战而进行的外交游说活动。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罗申多次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他甚至表示，这是因为苏联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而他同时也透露出苏联坚持提议调处的担心所在，即不希望看到因为国共内战而使苏联受到威胁。他声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他的建议，苏联可能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来建立缓冲区，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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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策略考虑，一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在1948年频繁地进行电报往还，一次又一次地商量、推迟、再商量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问题，毛泽东则再三说明他准备去莫斯科请求有关建国的各种具体的政策策略问题；一方面苏联驻华大使却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官员频频接触，提议调停国共内战。到1949年初，眼见中共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最精锐的军队，大踏步地把战线推进到了长江沿岸，半壁江山已握在手中，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具体商谈有关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各种问题。而苏联大使却令人吃惊地在包括美国等各国外交官都拒绝离开南京的情况下，跟着南撤的国民政府退往广州。罗申此举的目的，当不难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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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1949年4月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明的那样，目前最危险的，是美国军队可能对中国的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开往南方的情况下从华北进行登陆。因此，目前不仅不要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断绝关系，而且应当积极保持同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争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些国家站到敌对的一边，坚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不要裁减军队，不要太过迅速地接近南方邻国的边界，要抽出精良的部队充实港口地区，加强那里的防守，以防万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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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两党领导人互访和新中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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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经过旅顺口，辗转石家庄，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西柏坡村。派米高扬冒险来仍处在内战中的中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斯大林始终对毛泽东秘密访苏感到不放心。因为他生怕一旦走漏风声，苏联政府将会因违反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关于只支持国民政府的相关规定，而使美英和国民党找到借口撕毁协议，这将极大地影响到苏联根据协议和条约得到的库页岛、千岛群岛和旅顺港等种种权益。但是，眼看新中国即将诞生，确有许多问题要事先有所沟通，何况屡次推迟毛泽东访苏，难免会引起毛内心不快，故派米高扬秘密访华，既可直接商谈新中国建国问题，又可以平息毛泽东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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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急于访问莫斯科，就是因为看到战争进展迅速，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他有许多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和请教。如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以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以及和东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向苏联借款以及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的问题；关于同英法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问题，等。毛泽东明确表示：为了使中国党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需要与苏联党进行协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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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中苏两党之间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存在隔阂，因此，它们之间需要协商的远不止这些问题。还在斯大林决定派米高扬来中国之前，两党之间还一度发生过某种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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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48年秋冬，由于战争形势极端不利于国民党，国民党内主张和谈的声浪就日渐高涨起来。对此，毛泽东明确认为不能接受。为此，他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了蒋介石等43名最著名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为战争罪犯，首先将其置于人民公敌的地位。30日，他进一步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开号召，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决不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并警告说，凡是试图劝和的人，都“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1949年1月6～8日，他又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提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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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正当毛泽东全力以赴地试图打破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之际，斯大林于1949年1月10日突然发来一封电报，通知他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各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苏联方面“打算这样来答复：苏联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是赞成中国停止战争和实现和平的。但是在其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想使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一方也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举措，并征得另一方对苏联进调停的同意。”他并建议毛泽东在得到国民政府的提议时这样表示：“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赞成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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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使毛泽东再度想起了1945年8月莫斯科要求他去重庆谈判时的情况，因此，他明显地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搞“南北朝”的想法，让共产党在长江以北停下来，与国民党划江而治。鉴于此，毛泽东复电斯大林，建议苏联直接拒绝国民党的提议，并强调：“我们认为应当理直气壮地拒绝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手段，只会弊大于利。”[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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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斯大林进一步发来补充电报，详细说明了他强调不让战犯参加谈判和不允许外国参与调解，就是要既接过和平的旗帜，同时又要使谈判无法进行，毛泽东这才多少有所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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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底2月初米高扬访华，图为毛泽东、师哲、米高扬和阿洛夫在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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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像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条约所涉及的旅顺港、中长铁路、外蒙古，以及新疆等种种涉及中国主权和权益的问题，也都是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中苏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为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族解放的真正领导者，中共领导人明显地希望外蒙古能够回归中国。但是，相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因为中国没有海军，东北还迫切需要苏联的直接帮助，因此，中共中央并不十分在意马上废除中苏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问题的有关协定的问题。当米高扬按照斯大林电报的要求，主动提出，因为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就废除苏军租驻旅顺港的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走军队更为合适的话，那么苏军可以马上撤出。对此，毛泽东明确讲，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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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从左至右：伊·瓦·科瓦廖夫、周恩来、师哲、米高扬、叶·尼·科瓦廖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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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长期郁积在内心并影响着两党关系的最大的症结，还是莫斯科对他的不信任。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之后，毛泽东差不多花了两天时间向米高扬介绍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他详细说明了他是如何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如何使党、军队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的，他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是如何遭受打击的。而他成为领袖后，又是如何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毛泽东显然希望苏联人认识到，他们过去对自己的看法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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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苏两党领导人更多谈到的，还是如何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新中国和恢复经济的问题。毛泽东特别感谢此前从苏联无偿得到的武器援助，任弼时则希望通过建立中苏经济联合体、贷款和由苏联办租让企业等形式，帮助中国开发矿藏，创办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各种武器制造业。刘少奇则提出希望苏联能够通过传授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提供相关的书面资料，向中国各经济部门派遣顾问和技术人员等办法，帮助中国尽快地恢复生产和走向社会主义。最后，毛泽东提出：“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那里获得这种援助是可能的。我们需要为期3年（1949～1951年），为数3亿美元的贷款”。[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