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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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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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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99-102；оп.43，п.315，д.142，л.53-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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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详见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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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0，Vol.6，Far East and Pacific，Washington D.C.：GPO，1976，pp.29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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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9，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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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54～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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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9～34页；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3，д.11，л.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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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АПРФ，ф.3，оп.65，д.776，л.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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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3，д.11，л.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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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АВПРФ，ф.0430，оп.2，п. 18，д.5，л.1-7；АВПРФ，ф.04311，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8，1993，p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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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其实，想到用朝鲜港口取代旅顺港的并非只有苏联人。1945年4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在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会谈时，对雅尔塔传出苏联将租用旅顺和大连的消息非常敏感，表示中国很难接受这种要求。李海指出，一旦苏联强行进驻这两个港口，中国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顾维钧立即表示，如果苏联真想在太平洋拥有一个不冻港，那么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建造的三个海港，“创建一个更为合适的海上走廊”，因为那里的港口都与中国东北的铁路相连，而且与苏联的海参崴也很接近。见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Admiral L.Leahy，Wednesday，April 11，1945，V. K. 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7，No.5，Butler Library，The Columbia University，p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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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表面上很热情，但私下里对毛泽东从未有过好感的评论。见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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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АПРФ，ф. 45，оп.1，д.332，л.47-48；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以下简称《中苏关系文件》）第1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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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详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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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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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当然，说到斯大林的动机，也还有一种可能性，即他不愿意一再阻止金日成要求统一的革命行动，以免重犯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所犯的错误，从而在社会主义阵营留下不好的名声。从已经确认的史实来看，上述几种推测从逻辑上都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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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二章 朝鲜战争与中苏同盟的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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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是战后国际关系演变中最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之一。在此期间，中苏同盟也显示出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经济各方面的功能。[1]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兵朝鲜，不仅挽救了平壤，也为莫斯科的错误决策弥补了漏洞，为社会主义阵营守住了东方大门。因此，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全面援助。可以说，中苏同盟保证了战争的不败结局，而战争则巩固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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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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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直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战场形势发生逆转时，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心派兵赴朝参战。早在7月2日，即美国正式宣布参战不久，周恩来在会见苏联大使罗申时就指出，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同时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2]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十三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并限期完成各项准备工作。[3]对于中方三番五次提出参战的暗示，以及金日成正式提出的要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显然，斯大林不愿意看到战后朝鲜成为中国可以控制的地区。直到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并很快歼灭了朝鲜人民军主力后，在金日成急切地请求苏联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时，斯大林才把挽救朝鲜的责任推给了毛泽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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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10月1日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当机立断，于第二天凌晨电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时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复电，告知中国志愿军将于10月15日出动。[5]但这封电报尚未发出，当天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商讨时，出现了意见分歧。于是毛泽东一面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行讨论，一面召见罗申，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国目前出兵有困难。[6]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是意见分歧。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倾向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但毛泽东力主出兵，并鼓动彭德怀出任主帅。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坚持下，5日下午，会议决定出兵援朝。[7]虽然10月8日已下令组成志愿军，但毛泽东仍不放心。考虑到中国的困难，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和林彪去面见斯大林，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并给予空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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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在斯大林的黑海休养地举行了中苏领导人会谈。斯大林解释了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并劝中国立即出兵。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的困难，要求苏联供应武器装备，并提供空军支援。斯大林表示，苏联可以保证武器和装备，但空军尚未准备好，需等待2～3个月。经过反复讨论，双方最后商定，放弃北朝鲜，中国也暂不出兵，通知金日成撤过鸭绿江，保存有生力量。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接到电报后，毛泽东于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经过毛泽东的一再劝说，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决定19日出兵。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告知会议决定，但要求苏联答应以租借方式提供武器装备，并保证在两个月到两个半月内出动空军。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同时，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正式通知了苏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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