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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平壤告急，金日成派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彭德怀告诉他，中国已做出最后决定，预定10月18日或19日部队分批渡江。同日，毛泽东致电高岗和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出动日期提前。但16日得到莫斯科的消息，斯大林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急召彭、高二人进京商谈。在18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19日晚，中国志愿军从安东和辑安两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9]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表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忠实盟友，斯大林对此大喜过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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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苏在军事战略上的协调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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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估计战争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所以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容易进行协调并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这些共同看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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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解放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到了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内部分歧。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提出，第三次战役可考虑放在明年2～3月间再打。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须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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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坚决主张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实际上，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早已达成了默契。12月5日苏联就表示出应“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3]就在这一天，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及英、印等国还不断向中国探询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拟定了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为此，周恩来召见罗申，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停战谈判的条件，并说，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并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同时，苏联还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其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在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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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他认为，如果中国军队不打这一仗，“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15]然而，第三次战役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志愿军已无力再战。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而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由于志愿军的困难处境并没有丝毫减少，占领汉城后，彭德怀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于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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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朝鲜方面和在华苏联顾问都表示强烈反对。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新任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也极力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南进，金日成和朴宪永则立即与彭德怀进行会面，并发生了严重争吵，他们还直接向毛泽东和斯大林告彭德怀的状。分歧意见反映到中苏两国最高层后，毛泽东和斯大林一致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斯大林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17]于是，化解了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的一场冲突。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考虑的只是暂时休整，而并没有放弃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朝鲜的战略意图。因此，周恩来拒绝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13日通过的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停火建议，结果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陷入被动局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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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51年夏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调，促成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立即停火的主张。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19]随后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毛泽东当日给高岗和金日成回电，又提出希望苏联出面与美国联系，试探停战问题。斯大林亦表示同意。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经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希望斯大林亲自领导谈判。[20]后来，虽然斯大林没有直接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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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下半年，板门店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21]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同日，毛泽东也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些情况。第三天斯大林便复电称：“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还亲自对金日成进行说服工作，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不妥协立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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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斯大林去世，中苏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协调的步骤和统一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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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斯大林对志愿军的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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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当然明白，中国不仅是在为朝鲜作战，更主要的是在为苏联作战，为社会主义阵营作战。因此，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向这位勇敢的盟友提供了大量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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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给予志愿军最直接的军事援助，首先是出动空军掩护后方运输线。尽管在中国出兵前斯大林对此出尔反尔，但在中国志愿军与联合国军正式开战4天之后，10月29日，苏联顾问便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23]11月1日，驻守在沈阳地区的苏联米格-15飞机在安东一新义州地区首次投入战斗，一举击落两架美国飞机。[24]不久，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一五一和第三二四这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的第六十四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此时，第六十四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25]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1951年3月初，斯大林进一步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同意别洛夫指挥的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可以为守护机场的部队提供高射炮及炮弹。3月15日，斯大林通知：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26]尽管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破坏，苏联空军未能进驻朝鲜，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六十四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27]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保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已经形成了一条令美国飞行员胆寒的“米格走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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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六十四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飞行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六十四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而加重了第六十四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29]此外，1952年3月11日，当中国认为有美国飞机侵入中国东北撒布细菌时，毛泽东请求斯大林，除担负朝鲜上空与敌作战任务的苏联空军部队外，再派遣一个航空师进驻沈阳地区，负责拦击敌机。斯大林第二天便表示同意增派一个喷气式驱逐机师到中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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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在战斗中，苏联空军的歼击机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击落了212架敌机。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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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总共只有1500多吨。[32]战争期间，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前，苏联对中国军队要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1950年10月28日，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1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说，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将在10日内交付中国500辆新车，年内再交付1000辆。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一个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满足。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大量新式飞机。他在1951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将在两个月内向中国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只收取运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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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实现了全面改装，其中完全按照苏军编制装备或组建的有：106个陆军师中的56个师，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101个（37毫米）独立高射炮营，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炮师，33个高射炮团，4个探照灯团，9个雷达团和独立雷达营，28个工兵团，10个铁道兵师，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至于海军，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双方的谈判进展缓慢。中苏第一个海军协定，即《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签字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尽管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并不都是新式的和先进的，有的甚至是二战时美国租借物资中的剩余装备，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毕竟都是现代化武器，而苏联是当时唯一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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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苏联的军事援助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战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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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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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经济实力不足，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的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既要应付战争，又要恢复经济，的确是困难重重。斯大林及时提供的经济援助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确有雪中送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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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其中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充分说明这一援建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35]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1950～1953年中苏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值68394万卢布，三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36]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在恢复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1950～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37]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38]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给予了全面的援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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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苏联还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技术资料，这主要是通过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两种途径实现的。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察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还提出“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1950～1953年，苏联向中国提供图书资料12万套册（中国提供苏联的只有2.5万套册），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复制成本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都能收齐。而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1950～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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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是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41]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42]按这个统计，不包括1950年，苏联来华高级专家已达1210人。这些专家满怀热情来到中国，不仅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给中国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崭新气象，而且他们那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也感染和教育了中国干部和工人，他们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整套现代工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而且通过言传身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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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联还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44]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仅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派往苏联留学的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学生287名。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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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与后来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规模相比，斯大林提供的援助还是有限的。但同样不容置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援助的结果，不仅使中国得以支撑一场战争，而且对于新中国整个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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