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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3月13日，重掌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大权的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重要内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尔后，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在5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14]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请楚的。6月22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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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然而，笔锋一转，决议把本来应由斯大林承担的这一切罪过都转嫁到了贝利亚头上。[15]鉴于当时斯大林在苏联的崇高威望，这样做并不完全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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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提议十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16]然而，在为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1939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1955年3月14日苏共中央接到报告，苏联检察院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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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并考虑为无辜受害者平反的问题。到1955年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18]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19]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竟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随即遭到一顿毒打。受到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进行调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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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2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前国家安全部特大要案侦查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经过激烈的讨论，赫鲁晓夫最后提出，“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21]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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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问题，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此前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的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23]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认为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但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24]经过争论，会议决定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是否公布这些材料。[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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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26]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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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大会召开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28]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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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告诉人们，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党世界的影响却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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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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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清苏共二十大究竟对中苏关系造成了什么影响，历史研究者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国当时的国内外政策究竟有多少区别？二十大路线与中共八大路线到底有多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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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和平过渡问题。对于二十大的提法，毛泽东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共自认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得意之作，是中共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但重要的是，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30]中共与苏共联手劝说胡志明接受17度线、指示马来亚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以及周恩来与尼赫鲁联名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做出不输出革命的保证等，都说明当时中共是赞同和平过渡方针的。[31]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产生了广泛共鸣。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2月21日在外交部一次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32]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他在3月4日的一次专业会议上说：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在5月3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33]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34]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自然不便提出反对和平过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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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内经济方针，毛泽东当时对“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就是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分歧。苏联驻华使馆对《论十大关系》进行分析后做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35]当然，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在这方面都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经济建设采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苏联的经验，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956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中国要通过采用那些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法比苏联走得更快些。再者，同苏共领导人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没有错，只是方法有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36]总之可以说，在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何谈“根本的分歧”和“严重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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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历史叙事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非常不满。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确形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冲击波，中共对此也确有不同意见，但是要说到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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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怀疑，积极推动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37]赫鲁晓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击政治对手，为个人争夺统治地位，还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扰，为进一步改变传统政策打开通道，抑或纯粹为形势所迫而身不由己，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断。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斯大林问题如此迅速而无限制地扩散和传播，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还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走下去？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观察，苏共的做法也确实造成了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其结果反而给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和非斯大林化的方针带来了诸多困难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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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苏联社会本身。在广泛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意见，有些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更极端的意见认为，三十年来的苏联社会是“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还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烧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著作。[38]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将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39]尽管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主流倾向有不同的判断，但明显的是，斯大林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展开讨论，其主要结果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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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反应同样十分强烈。在刚刚被纳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南斯拉夫可以听到一片赞扬声，而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却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东欧各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迫不及待地公开发表文章赞扬和吹捧苏共的新精神，阿尔巴尼亚表面上赞同二十大而在私下则表示了不满和否定的倾向，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表现是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头丧气，其他几个国家则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40]至于亚洲国家各党，则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都严格限制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41]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当时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42]究其原因，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的提出，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对这一点，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当时的观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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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任何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说要改变斯大林体制和模式了。但正是因为个人崇拜的病毒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骨髓和细胞，所以任何细小的手术都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就会引起整个功能紊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虽然保留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观点，但口气已经缓和了许多，并特意强调“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中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是从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就是严重的错误”。[44]接着，很多人因发表了超出二十大规定的讨论范围的言论而被扣上反苏反共的罪名关进监狱。[45]笔者对50年代由苏联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反苏鼓动和宣传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的结果，特别能说明问题：1953年是最高峰，为1229件，1954年就猛降到151件，1955年为71件，1956年反而有所上升（93件），到1957年又猛增到1056件。[46]难怪有人认为，“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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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相比，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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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8]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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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人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首先是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36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各国对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只供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于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露出去”。[50]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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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3月11～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51]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提到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展开讲。在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主要谈论的是斯大林在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会议决定，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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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表态，就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53]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全面分析”来教育和指导中国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消除他们中间的种种疑问和揣测。[54]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提出但无法自己解决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突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1）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2）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3）“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4）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人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这里显然是有误会的。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援引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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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报纸上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则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在3月31日与尤金进行的三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谈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具体地列出任何正确的地方。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斯大林如何不信任中共和他本人，特别是在他访苏期间。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任何否定意见，反而对其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七个问题。看过谈话记录，给人的感觉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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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做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57]在5月2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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