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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相比，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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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8]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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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人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首先是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36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各国对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只供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于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露出去”。[50]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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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3月11～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51]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提到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展开讲。在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主要谈论的是斯大林在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会议决定，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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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表态，就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53]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全面分析”来教育和指导中国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消除他们中间的种种疑问和揣测。[54]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提出但无法自己解决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突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1）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2）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3）“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4）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人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这里显然是有误会的。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援引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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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报纸上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则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在3月31日与尤金进行的三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谈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具体地列出任何正确的地方。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斯大林如何不信任中共和他本人，特别是在他访苏期间。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任何否定意见，反而对其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七个问题。看过谈话记录，给人的感觉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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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做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57]在5月2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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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毛泽东与米高扬在中共八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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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是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讲道：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所做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59]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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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的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由此可以断定，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以后的情况表明，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了。当然，中苏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见分歧，主要反映在“和平过渡”和批判“个人崇拜”这两个问题上。如果谈到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潜在影响，应该强调的是，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61]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逐渐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特别是在苏共陷入思想混乱之际，包括苏共党员在内的不少共产党人感到，也许中共和毛泽东本人更有能力和资格来指导当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历史过程来看，导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大概埋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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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5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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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见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第239～240页。特别是“全盘否定”的说法，仍为官方所使用。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9～360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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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段及下段，见《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22、23、25、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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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附录。该中文译自苏联1989年首次公布的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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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沈志华编《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150～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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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Правда，13 Марта 1954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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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Рейман М.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о Г. М. Маленков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9，№1，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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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Фурсенко А. А. （ре∂акmор）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88-95.苏共十九大撤销政治局，设立了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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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战后苏联社会状况的详细史料可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23、25、26、28、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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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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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1953年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争先提出经济改革措施的情况，详见Зубкова Е. 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с.109-111；Пuхоя Р. 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6，с.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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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关史料见Ме∂ве∂ев Ж. А. 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0，№1，Пихоя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70～377页，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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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Наумов В. 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5，с.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