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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170286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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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四章 苏联的经济援助与中共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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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执政以后的中苏关系确实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就推动双边关系而言，在这一时期苏联发挥了更为主动的作用，而中国方面的响应也非常积极。对于苏联而言，赫鲁晓夫资历尚浅，文化水平不高，又缺乏统筹全局的工作经验，无论是稳固其在苏联党内的领导地位，还是保证苏共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指挥，都离不开中共的政治支持。对中国而言，历史上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剥削，现代化发展起步很晚，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导致科学技术滞后，经济水平低下，中共如想迅速发展经济，提高国力，只能依赖苏联的帮助。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苏同盟关系中，这种互补性显得十分突出。如果说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友好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那么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合作则突出地表现为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及中国对苏联的政治支持。这也是此期双边关系急速提升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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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赫鲁晓夫增加对华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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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和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此莫斯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赫鲁晓夫在其登上权力宝座的过程中便开始注意调整对华政策，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经济上加强对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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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督促苏联有关部门尽快确定和落实对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的援建项目。在1952年8～9月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答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具体项目需待苏方有关部门审查两个月后再行协商。[1]由于中方提出的项目庞大而繁杂，要求的设计和供货期限又短，特别是原始资料和基本数据准备不足，以及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进展十分困难。[2]直到1953年5月15日双方才签署了《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决定在1953年至1959年，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同时完成1953年4月以前苏联援建的50个企业，共为141个企业。李富春后来就此报告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上述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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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签署协定并不等于援助项目的实施，因为还有许多细节没有落实，苏方需要对援建项目逐一进行实地考察。[4]特别是中方在协定签字后又不断对设计任务书提出一些重大的补充和修改意见，还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具体谈判。[5]按照原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在1953年9月应该已进入实施阶段，但中苏协定的执行还遥遥无期。1954年初，毛泽东要陈云立下“军令状”，要求国家计委从2月25日起用一个月的时间拿出“一五”计划的初稿。国家计委要求延长时间，毛泽东只给了五天宽限。4月15日，经陈云整理的计划初稿交给了毛泽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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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这时，中苏之间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无法确定，中国不得不走“上层路线”，于是给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表现的机会。1954年4月上旬，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时会见了赫鲁晓夫，请他催促加快援建中国项目的谈判步伐。第二天，当时负责苏共中央工作的赫鲁晓夫便召见了苏方主管谈判的米高扬和科瓦利，详细询问谈判的进展情况。赫鲁晓夫“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并要求提出难以完成这些项目的全部理由。在讨论过程中，尽管科瓦利一再提请注意，对于如此庞大的援建项目，苏联本身的能力有限，赫鲁晓夫却总是“毫不客气和毫无根据地拒绝听取”。科瓦利的印象是，这位第一书记看到的只是外交意义，他决心从政治上解决对苏联来说非常复杂的、在技术上还没有解决的经济问题。最后，赫鲁晓夫指示要加快与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步伐，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尽快审理与中国的各项协议草案。此后，谈判气氛以及苏联各部委对谈判的态度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很多草案得以顺利通过，根据米高扬的建议，熟悉中国情况的费德林也代表外交部参与了有关经济协议的起草工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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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视察旅顺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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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赫鲁晓夫的反应也十分积极。1954年7月，中国提出：在苏联根据1953年5月15日协定帮助中国建设的企业的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范围和期限方面，有一些修正和补充，还请求苏联再帮助建设一些新的企业。赫鲁晓夫立即给予答复：“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不仅将协定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总值增加了3.5亿～4亿卢布，而且主动建议在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一些企业里，用苏联新改进的几种军事技术代替原协定的规定。[8]此外，赫鲁晓夫为向中国国庆献厚礼，还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一批新的援助项目，如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新建15个工业企业；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一乌鲁木齐一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以及决定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并无偿地将基地归还给中国等。[9]这在当时多少有些超出了党中央的工作范围，1955年1月马林科夫正式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实际上主管了全面工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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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撤离旅顺口（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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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计划，苏联从1954年开始大量派遣技术顾问和专家来华工作。据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的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11]笔者曾对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做过详细研究和分析，结论是：从1949年8月刘少奇携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1960年8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12年中在中国工作的各方面顾问和专家总计约18000人，其中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前约5000人，但其中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比例很大（约2000人），1954年10月到1958年底约11000人，1959～1960年只有不足2000人。[12]这个统计分析证明，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变化，确实可以看作中苏关系的晴雨表。一些具体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据苏方统计，仅在1954～1957年为工业项目来华的苏联专家就有近5000人，其中1954年983人，1955年963人，1956年1936人，1957年952人。[13]据苏联外交部的报告，除协议期满回国者不计，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为3113人。[14]另有统计数字显示，1955年来华技术专家猛然增长（46%），以后两年又分别递增80%和62%，1957年人数最多，此后大量减少。[15]显然，1956年和1957年是苏联专家在华人数的最高峰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完成“一五”计划最后和最关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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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及相关帮助也是十分可观的。根据1954年10月12日签订的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50年至1959年，苏联无偿地（只收取复印费）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共计：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整套技术文件2970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11404套，其中1955～1959年分别为25896套、3359套、9837套、2678套、10022套，均占总数的70%～90%。[16]此外，1954～1957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4261个教学大纲、4587项工业制品的国家标准，以及按优惠出口价格为中国设计和制造的221个仪器、设施、设备样品。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予了中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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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才得以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总产值）以每年递增11.3%的速度发展，以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以限额以上的694个（至1957年为992个）建设项目为骨干，全面展开基本建设。[18]到1957年止，苏联和东欧各国帮助建设的项目，全部和部分投产的分别为68个和27个。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大大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一五”计划期间各基础工业部门（煤炭和化学工业除外）和国防工业新增的生产能力中，有70%～80%，有的行业甚至100%是苏联援建的。而且，苏联帮助新建和扩建的都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引进的成套设备在当时也都是比较先进的，有的甚至在苏联是最先进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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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规模的援助，对于苏联当时的经济实力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有俄国学者算过这样一笔账：根据俄国档案记载的数字，苏联援华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亿卢布，其中设备出口值84亿卢布，技术援助出口值10亿卢布。这笔约占1959年苏联国民收入7%的资金，当时可以修建268万套公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困扰已久的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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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中国电影周（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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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的真诚帮助，中国领导人心中是有数的。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但那只是就经济建设的方式和方法而言，丝毫没有涉及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确实在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甚至有对苏联专家不尊重的表现。对此，苏联方面也有所察觉。[21]中共中央立即出面纠正这种偏差。中宣部于1956年6月20日召开了一次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强调指出，“学习苏联是完全必要的，一定要学”，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如果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出现问题，“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而不应把责任完全推到苏联同志身上”。7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陆定一的报告，要求凡聘有苏联专家的单位，“参照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进行一次研究，如有问题应迅速加以解决”。[22]1957年2月25日国务院也向全国批转了外国专家局的报告，强调“向苏联学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的时候，决不应当产生任何轻视苏联经验的错误思想”。[23]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更进一步向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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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共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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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24]此时，不仅东欧各国仰望着北京，莫斯科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党的意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拥护，苏共中央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25]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2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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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事件，无疑是非斯大林化的直接后果。东欧各国领导人对苏联都很忠诚，但他们大多是斯大林扶植起来的，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和二十大的新方针不能理解。而在1948～1952年被斯大林打压下去的东欧本土派领导人，虽然民族情绪强烈，但完全支持对斯大林的批判，赞同莫斯科的新路线。这就是东欧出现动乱的背景，也是苏联处理东欧问题感到棘手的原因。由于事发突然，最初对波匈事件的处理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完成的，而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的意见则起了主导作用。这主要反映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以及对事件的善后处理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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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一行应邀于10月23日到达莫斯科时，波兰危机已经化险为夷，但波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缓解。根据中共领导人讨论的意见，刘少奇的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波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29]离京前，刘少奇还在机场会见了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部长马热茨，表达了中共对波兰改革的钦佩之意，并强调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做的努力。[30]赫鲁晓夫见到中共代表团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帮助劝说波兰人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对由于错误情报误导而调动军队解决波兰问题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当即表态同意。[31]在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首先表示同意苏共中央最终对波兰采取的缓和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并婉转地批评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倾向。[32]刘少奇还答应亲自去华沙帮助苏联做工作，但后来哥穆尔卡因不了解中共的意图，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33]为此，毛泽东在27日紧急接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毛泽东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同时也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团结，波兰应表现出宽容态度。[34]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党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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