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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刘少奇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苏联出兵匈牙利，一夜之间平息了布达佩斯的动乱，但匈苏关系也因此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中国由于一时不明情况，没有发表意见。几天之后，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撤军，而赫鲁晓夫担心在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引起连锁反应，十分为难。10月29日毛泽东在电话里指示刘少奇，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建议苏共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经中共再三劝说，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建议。于是，中苏在30日共同起草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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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莫斯科接到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37]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宣布结束一党制，并承认已经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38]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苏共领导人和中共代表团都感到左右为难。30日晚，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撤军和镇压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而他本人倾向于进行镇压。中共代表团当即要求举行中苏领导人紧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发言，劝说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由于刚刚签署了宣言，宣布苏联不干涉别国内政，现在又要出兵镇压，苏联领导人都表示非常为难。赫鲁晓夫请刘少奇连夜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说明中共的立场。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讨论了整整一天，最后决定出兵镇压。会后赫鲁晓夫赶到机场，向即将起程回国的刘少奇传达了苏共的决定。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醒赫鲁晓夫注意，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39]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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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匈事件平息后，为了调解苏联与波兰、匈牙利新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周恩来应赫鲁晓夫的邀请，率中共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华沙、布达佩斯之间进行了近一个月的穿梭外交。[41]周恩来在各地的演讲或发言中，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在中苏、中波、中匈联合声明及中、苏、匈会谈公报中，也都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的原则，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42]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体现了这个原则。一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个原则。尽管对中共的批评有点耿耿于怀，但赫鲁晓夫还是对中共协助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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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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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的喧闹刚刚过去，苏联国内又爆发了更大的危机，毛泽东再次向赫鲁晓夫伸出了救援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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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个派别集团。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而赫鲁晓夫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这些人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开始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二十大路线。6月18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大多数委员坚持要求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而剥夺了本应是赫鲁晓夫的权力。会议对赫鲁晓夫提出大量指责，并以7比4的票数通过了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面对这预先策划的突然打击，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一方面在第二天继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检讨自己，一方面布置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紧急动用军用运输机，将一批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这些经过专门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并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的改选问题，朱可夫甚至扬言可能会动用武力来迫使主席团就范。面对突变的形势，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让步，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于6月22日开幕。在持续8天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12次全体会议上，有60人发言，其他出席者均提交了书面发言或声明，一致谴责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行为”。会议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他们开除出苏共中央。[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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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在苏共基层讨论中央全会决议的过程中，相当一批党员和群众在会议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的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很多党组织都把这看作争夺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少地方在开会时争吵激烈，气氛紧张。有人要求让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广播或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还当场宣布，宁愿被关进监狱和开除党籍，也不同意中央的决议。还有一些单位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党所规定的范围，如提出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必修课程的考试，对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强烈不满等，甚至发生了砸汽车和跳楼自杀的事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些州党委不得不建议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进行干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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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观看苏联马戏团来华演出后到场与演员见面（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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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很清楚，为了巩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党的支持，其中特别是中国党和毛泽东的支持。中央全会结束后，7月3日，苏联立即向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全会的情况，又专门向中国使馆进行了个别通报。[46]同时，苏联驻华使馆还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时只表态说，毛泽东不在北京，情况可以转告；又说，对一些老同志犯了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47]7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会议决议和新闻公报，同时刊出的还有一些党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公开表态。[48]但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大部分党没有表示自己的立场，这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在当天的一次宴会上，《真理报》总编辑急切地询问中国记者，中国报纸发表了什么没有。当时中国的反应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斯科一些学生的说法很说明问题：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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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莫斯科对中共的态度还一无所知，赫鲁晓夫显得非常焦急，于是派米高扬立即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5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会见米高扬，谈了整整8个小时。米高扬详细介绍了情况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莫洛托夫的错误在于思想守旧，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共原来有些人认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员会，现在看来只能如此处理；肃反问题主要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团结。毛泽东最后表示，这次事件对中共也有些震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50]米高扬回国后汇报说，开始中共反对采取把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的严厉措施，但最后“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主席团会议因此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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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到半个月，苏共领导层又发生了一次巨大震动，赫鲁晓夫再次向毛泽东寻求支持。10月28日《人民日报》透露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据塔斯社莫斯科26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苏联元帅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朱可夫元帅及其随行人员是应邀到阿尔巴尼亚访问后于26日当天回到莫斯科的。[52]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面大有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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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解密的俄国档案证实，这的确是赫鲁晓夫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在6月“反党集团”事件中，朱可夫凭借其在军队中的影响，拯救赫鲁晓夫于危难之中。但也正是朱可夫的一句话——“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都不能从原地移动”，令赫鲁晓夫对日后朱可夫可能造成的威胁十分担忧。莫洛托夫等人下台后两个月，赫鲁晓夫就开始了他的秘密计划。他先派朱可夫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进行长期访问，然后在主席团、书记处和部分军事将领中进行个别串联，准备攻击朱可夫的材料。一切就绪后，10月17～19日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善苏联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而朱可夫的“罪行”就是削弱军队的政治工作，企图以军压党。22～23日又召开了国防部和莫斯科军区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和军队最高指挥官及政工人员都出席了会议。朱可夫对此一无所知，经历近半个月的外出访问，26日14时下飞机后，他就赶往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当朱可夫刚刚汇报完他的巴尔干之行，会议议程便直接转为批判朱可夫在军队中无视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的错误。朱可夫惊魂未定，会议即讨论和通过了罢免其国防部长职务的决议，接替这一职务的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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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是苏联著名将领，在军中享有崇高威望，作为六月事件中赫鲁晓夫的“救星”，他刚刚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还荣获了第四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朱可夫的倒台确实出人意料。很多苏联人听到朱可夫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的消息时，还以为他将就任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在六月事件中名誉扫地的布尔加宁。[54]就在四个月前，苏共领导集团刚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现在又出现一次重大人事变更，赫鲁晓夫非常心虚。为了稳定局面，赫鲁晓夫不仅需要得到党内和国内的拥护，也离不开社会主义各国，首先是中国的支持。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任何耽搁，26日主席团会议一结束，中国使馆便接到了米高扬的情况通报。毛泽东的反应也很迅速，于29日召见了尤金大使。毛泽东对尤金说：他对苏共中央关于撤换朱可夫的决定十分满意，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从而防止了一场军队不服从党中央的巨大危险，一场可能引发重大麻烦的危险。毛泽东还说，他认为，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关于加强军队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关于军队彻底而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中央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55]听到这个消息，赫鲁晓夫心里的大石头才算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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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回忆，自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党内两派都频繁与中国使馆接触，寻求中国党的理解和支持。[56]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的观点和立场，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党内传统派更为接近，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赫鲁晓夫呢？不可否认，对上述事件的表态，都是接受了既成事实，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中共与赫鲁晓夫在原则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毛泽东雪中送炭，赫鲁晓夫投桃报李，中苏关系在1957年确实处在一种相互支援、团结协作的亲密气氛中。作为回报，情绪激动的赫鲁晓夫立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援助。中苏同盟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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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中苏关系文件》第9卷，第2152～2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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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Коваль К.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1953г. в Москве и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1954г. в Пекине//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9，№5，с.107-108.科瓦利是苏联对外贸易部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副部长。他的记忆有误：周恩来与斯大林的这次会谈是在1952年9月，而不是1953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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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9～18页；《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59～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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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8；《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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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1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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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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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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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24～25页。后来苏联追加的5.2亿军事贷款很可能与此有关。关于1950年代苏联对华贷款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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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赫鲁晓夫的努力过程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182～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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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58年赫鲁晓夫接替布尔加宁担任部长会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