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0548
1702870549
1702870550
1702870551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视察旅顺海军基地
1702870552
1702870553
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赫鲁晓夫的反应也十分积极。1954年7月，中国提出：在苏联根据1953年5月15日协定帮助中国建设的企业的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范围和期限方面，有一些修正和补充，还请求苏联再帮助建设一些新的企业。赫鲁晓夫立即给予答复：“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不仅将协定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总值增加了3.5亿～4亿卢布，而且主动建议在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一些企业里，用苏联新改进的几种军事技术代替原协定的规定。[8]此外，赫鲁晓夫为向中国国庆献厚礼，还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一批新的援助项目，如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新建15个工业企业；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一乌鲁木齐一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以及决定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并无偿地将基地归还给中国等。[9]这在当时多少有些超出了党中央的工作范围，1955年1月马林科夫正式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实际上主管了全面工作。[10]
1702870554
1702870555
1702870556
1702870557
1702870558
苏联红军撤离旅顺口（1954年）
1702870559
1702870560
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计划，苏联从1954年开始大量派遣技术顾问和专家来华工作。据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的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11]笔者曾对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做过详细研究和分析，结论是：从1949年8月刘少奇携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1960年8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12年中在中国工作的各方面顾问和专家总计约18000人，其中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前约5000人，但其中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比例很大（约2000人），1954年10月到1958年底约11000人，1959～1960年只有不足2000人。[12]这个统计分析证明，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变化，确实可以看作中苏关系的晴雨表。一些具体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据苏方统计，仅在1954～1957年为工业项目来华的苏联专家就有近5000人，其中1954年983人，1955年963人，1956年1936人，1957年952人。[13]据苏联外交部的报告，除协议期满回国者不计，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为3113人。[14]另有统计数字显示，1955年来华技术专家猛然增长（46%），以后两年又分别递增80%和62%，1957年人数最多，此后大量减少。[15]显然，1956年和1957年是苏联专家在华人数的最高峰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完成“一五”计划最后和最关键的时期。
1702870561
1702870562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及相关帮助也是十分可观的。根据1954年10月12日签订的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50年至1959年，苏联无偿地（只收取复印费）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共计：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整套技术文件2970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11404套，其中1955～1959年分别为25896套、3359套、9837套、2678套、10022套，均占总数的70%～90%。[16]此外，1954～1957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4261个教学大纲、4587项工业制品的国家标准，以及按优惠出口价格为中国设计和制造的221个仪器、设施、设备样品。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予了中国。[17]
1702870563
1702870564
正是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才得以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总产值）以每年递增11.3%的速度发展，以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以限额以上的694个（至1957年为992个）建设项目为骨干，全面展开基本建设。[18]到1957年止，苏联和东欧各国帮助建设的项目，全部和部分投产的分别为68个和27个。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大大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一五”计划期间各基础工业部门（煤炭和化学工业除外）和国防工业新增的生产能力中，有70%～80%，有的行业甚至100%是苏联援建的。而且，苏联帮助新建和扩建的都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引进的成套设备在当时也都是比较先进的，有的甚至在苏联是最先进的。[19]
1702870565
1702870566
如此规模的援助，对于苏联当时的经济实力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有俄国学者算过这样一笔账：根据俄国档案记载的数字，苏联援华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亿卢布，其中设备出口值84亿卢布，技术援助出口值10亿卢布。这笔约占1959年苏联国民收入7%的资金，当时可以修建268万套公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困扰已久的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20]
1702870567
1702870568
1702870569
1702870570
1702870571
莫斯科中国电影周（1956年）
1702870572
1702870573
对于苏联的真诚帮助，中国领导人心中是有数的。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但那只是就经济建设的方式和方法而言，丝毫没有涉及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确实在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甚至有对苏联专家不尊重的表现。对此，苏联方面也有所察觉。[21]中共中央立即出面纠正这种偏差。中宣部于1956年6月20日召开了一次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强调指出，“学习苏联是完全必要的，一定要学”，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如果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出现问题，“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而不应把责任完全推到苏联同志身上”。7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陆定一的报告，要求凡聘有苏联专家的单位，“参照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进行一次研究，如有问题应迅速加以解决”。[22]1957年2月25日国务院也向全国批转了外国专家局的报告，强调“向苏联学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的时候，决不应当产生任何轻视苏联经验的错误思想”。[23]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更进一步向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合作发展。
1702870574
1702870575
第二节 中共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
1702870576
1702870577
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24]此时，不仅东欧各国仰望着北京，莫斯科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党的意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拥护，苏共中央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25]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2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27]
1702870578
1702870579
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事件，无疑是非斯大林化的直接后果。东欧各国领导人对苏联都很忠诚，但他们大多是斯大林扶植起来的，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和二十大的新方针不能理解。而在1948～1952年被斯大林打压下去的东欧本土派领导人，虽然民族情绪强烈，但完全支持对斯大林的批判，赞同莫斯科的新路线。这就是东欧出现动乱的背景，也是苏联处理东欧问题感到棘手的原因。由于事发突然，最初对波匈事件的处理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完成的，而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的意见则起了主导作用。这主要反映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以及对事件的善后处理上。[28]
1702870580
1702870581
刘少奇一行应邀于10月23日到达莫斯科时，波兰危机已经化险为夷，但波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缓解。根据中共领导人讨论的意见，刘少奇的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波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29]离京前，刘少奇还在机场会见了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部长马热茨，表达了中共对波兰改革的钦佩之意，并强调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做的努力。[30]赫鲁晓夫见到中共代表团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帮助劝说波兰人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对由于错误情报误导而调动军队解决波兰问题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当即表态同意。[31]在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首先表示同意苏共中央最终对波兰采取的缓和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并婉转地批评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倾向。[32]刘少奇还答应亲自去华沙帮助苏联做工作，但后来哥穆尔卡因不了解中共的意图，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33]为此，毛泽东在27日紧急接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毛泽东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同时也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团结，波兰应表现出宽容态度。[34]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党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35]
1702870582
1702870583
就在刘少奇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苏联出兵匈牙利，一夜之间平息了布达佩斯的动乱，但匈苏关系也因此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中国由于一时不明情况，没有发表意见。几天之后，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撤军，而赫鲁晓夫担心在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引起连锁反应，十分为难。10月29日毛泽东在电话里指示刘少奇，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建议苏共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经中共再三劝说，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建议。于是，中苏在30日共同起草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36]
1702870584
1702870585
但此时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莫斯科接到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37]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宣布结束一党制，并承认已经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38]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苏共领导人和中共代表团都感到左右为难。30日晚，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撤军和镇压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而他本人倾向于进行镇压。中共代表团当即要求举行中苏领导人紧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发言，劝说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由于刚刚签署了宣言，宣布苏联不干涉别国内政，现在又要出兵镇压，苏联领导人都表示非常为难。赫鲁晓夫请刘少奇连夜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说明中共的立场。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讨论了整整一天，最后决定出兵镇压。会后赫鲁晓夫赶到机场，向即将起程回国的刘少奇传达了苏共的决定。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醒赫鲁晓夫注意，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39]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40]
1702870586
1702870587
波匈事件平息后，为了调解苏联与波兰、匈牙利新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周恩来应赫鲁晓夫的邀请，率中共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华沙、布达佩斯之间进行了近一个月的穿梭外交。[41]周恩来在各地的演讲或发言中，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在中苏、中波、中匈联合声明及中、苏、匈会谈公报中，也都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的原则，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42]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体现了这个原则。一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个原则。尽管对中共的批评有点耿耿于怀，但赫鲁晓夫还是对中共协助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43]
1702870588
1702870589
第三节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支持
1702870590
1702870591
东欧的喧闹刚刚过去，苏联国内又爆发了更大的危机，毛泽东再次向赫鲁晓夫伸出了救援之手。
1702870592
1702870593
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个派别集团。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而赫鲁晓夫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这些人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开始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二十大路线。6月18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大多数委员坚持要求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而剥夺了本应是赫鲁晓夫的权力。会议对赫鲁晓夫提出大量指责，并以7比4的票数通过了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面对这预先策划的突然打击，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一方面在第二天继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检讨自己，一方面布置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紧急动用军用运输机，将一批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这些经过专门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并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的改选问题，朱可夫甚至扬言可能会动用武力来迫使主席团就范。面对突变的形势，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让步，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于6月22日开幕。在持续8天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12次全体会议上，有60人发言，其他出席者均提交了书面发言或声明，一致谴责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行为”。会议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他们开除出苏共中央。[44]
1702870594
1702870595
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在苏共基层讨论中央全会决议的过程中，相当一批党员和群众在会议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的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很多党组织都把这看作争夺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少地方在开会时争吵激烈，气氛紧张。有人要求让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广播或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还当场宣布，宁愿被关进监狱和开除党籍，也不同意中央的决议。还有一些单位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党所规定的范围，如提出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必修课程的考试，对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强烈不满等，甚至发生了砸汽车和跳楼自杀的事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些州党委不得不建议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进行干预。[45]
1702870596
1702870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