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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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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五章 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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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讨论的是中苏关系史中一个比较特殊和敏感的问题：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1]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个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从苏联的核政策、中国的核发展以及中苏关系三个角度进行了考察。在近年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中，由于俄国档案的开放，有关苏联核历史的论著有了明显增加，并占有突出的地位。[2]不过，其中很少谈到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或政策。[3]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历史的论著和回忆录已经发表了不少，但主要篇幅都是讲中国如何在苏联背信弃义后自力更生试制了原子弹，而较少论及在此之前苏联是如何帮助中国的。[4]同时，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中，专门讨论核武器问题的论著也不多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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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赫鲁晓夫开启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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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或许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共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参观苏联的核设施。当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这一要求时，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6]由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8月29日，[7]而那时刘少奇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正像有些学者怀疑的，中共代表团看到的并非像他们理解的那样是有关苏联核试验的影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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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拥有原子弹对中共是一种鼓励。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炫耀性地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斯大林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毛泽东了解核武器的威力，并表示苏联有能力为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苏联外交部在起草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时，有意地、暗示性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9]虽然对原子弹的威力的确有了感性认识，但毛泽东想到的不是依赖苏联的核保护。回国后，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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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核保护，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在1952年底，即以物理学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11]而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的任务就是组织原子能科学研究、铀加工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12]这一建议足以表明，苏联无意向中国透露核技术的秘密。1953年3月，经周恩来出面联系，苏联虽同意让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参观被列为保密范围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但实际上，代表团“只接触到了几名完全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当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13]没有技术来源，国家财力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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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国再次提出了研制核武器的问题。据周恩来秘书的回忆，早在1952年与科学家竺可桢和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分别谈话中，周恩来就感到，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须要苏联的帮助。[15]1954年4月22日国家计委第二机械工业计划局局长孙泱等致信李富春、贾拓夫，并随信附上钱三强关于原子武器的原理、性能、制造条件等问题的报告。信中建议，加强对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政治领导，同时开始准备技术力量；把铀及石墨的勘探提到工作日程；在适当时机，提出国际技术援助的要求，尽可能争取在“二五”计划着手建立原子反应堆。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是值得考虑的，这几年的准备工作也是需要的。”[16]于是，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趁机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做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不过，赫鲁晓夫最后答应，可以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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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这个最初反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苏联的既定政策是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而不提供核技术。核工业体系是一条门类繁多又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也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科技系统，特别是核武器装料的提取，十分艰难和昂贵。原子弹有铀弹和钚弹两种，对核装料都有很高的要求，铀-235的纯度要求在90%以上，钚-239的纯度要求在93%以上；天然铀含有铀-235、铀-238和铀-234三种同位素，铀-235只占其中的0.711%；铀属于稀有矿种，而一般说来，含铀量在0.05%以上的矿藏才有开采价值；从含铀量0.05%的矿石到用作原子弹核装料丰度在90%以上的铀-235，是一个需要经过多道工序进行生产加工的复杂过程。[18]其提炼工序之繁多，成品提炼比例之微小，工厂设备之昂贵和技术难度之大，都是耗资巨大的因素。对此，苏联人当然是有体会的。[19]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上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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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苏联成功地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提出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方案。[20]从此，美苏之间开始了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本人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考虑。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人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过不了多少年，核爆炸的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21]这对赫鲁晓夫无疑是一个震动，其结果推动了苏联与西方进行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谈判的步伐，到9月莫斯科的态度已经大有改变。[22]况且，此时由于中共军队进攻浙江沿海岛屿而出现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在这个时候，中国提出想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苏联提供帮助，莫斯科当然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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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毛泽东，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开展的结果，无疑将为核武器研制奠定技术基础。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原子弹是爆炸的反应堆，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所不同的是，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而原子弹则是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从而形成爆炸。至少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不久，10月23日，毛泽东便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有意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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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答应提供核技术帮助，的确令毛泽东兴奋不已。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及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他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24]很快，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25]3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开始研究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26]毛泽东终于向他梦寐以求的核大国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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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中国为此欢欣鼓舞，1月31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27]作为核合作的内容之一，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中国本身的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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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12.5～25MeV（百万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还要无偿提供有关的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29]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30]是年10月，中国在北京西南远郊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31]12月，以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院长诺维科夫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有7位科学家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在华总顾问及诺维科夫举行会谈，讨论了《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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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各国的原子能和平利用，1956年3月20日，苏联召集人民民主国家代表在莫斯科讨论建立东方原子能研究院的问题，中国派遣刘杰、钱三强等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会议。26日，以苏联为首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决定》。[33]作为研究所的发起国，其建设费用和日常开销绝大部分由苏联（50%）和中国（20%）承担。这个位于莫斯科郊外小镇杜布纳的研究所，主要是进行核物理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建立仅半年，苏联就投资5.2亿多卢布，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同步回旋加速器（680MeV）及物理实验室。[34]研究所的章程规定，其“科研成果将分别寄送参与研究的各个会员国”。[35]杜布纳研究所的建立，是苏联在核能研究方面向中国提供帮助的重要步骤，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人才的基础。几年后，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汇报说：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具有苏联较新、较高的科学技术设备，较完备科学情报（包括西方各国），也有些杰出的科学人才，科学技术条件也比苏联其他大学和研究机关全面。其主要研究方面包括高能物理实验、核结构、核反应、中子物理、理论物理等，并且正在进行多电核高能实验和最新的螺旋线式强聚焦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和设计。因此，建议国内有关部门多派专业技术人员去参加科研工作并从中学习。[36]中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很多都在该所进行过研究，如王淦昌、周光召等，他们普遍感到收获很大。[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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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诺维科夫代表团回国后，中国便趁热打铁，向苏联提出核工业援助的要求，并很快得到了苏方的支持。[38]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39]11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苏联领导人表现得极其热情，彭真甚至认为给予了破格接待，理由之一就是，赫鲁晓夫专门邀请代表团全体人员到克里姆林宫，观看苏联原子弹、氢弹和导弹试验的“秘密电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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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中国的核科学研究，苏联还派遣了称职的专家。1957年5月，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物理研究所工作。沃尔比约夫是库尔恰托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有很深厚的科学功底。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并编制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沃尔比约夫与钱三强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同周恩来也有过亲密接触。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沃尔比约夫刚来时，在研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1959年11月他离开这里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人。[41]孟戈非后来回忆说，不仅在技术问题上，而且在反应堆、核动力的研究体制建设方面，沃尔比约夫对中国都给予了很大帮助。[42]苏联能派出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可见是诚心帮助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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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帮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原子能研究工作。为了加强对原子能研究的领导，顺利完成苏联援助的试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工作，1955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刘伟任局长，专门负责建设新的核科研基地；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领导原子能事业。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刘杰）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直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工作。[43]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为此，中共中央决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760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分配，同时限令是年5月和7月“从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抽调干部1895名（其中技术干部819名）、工人5055名参加这一工作”。[44]在同年5月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所确定的57个重点学科中，原子能研究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45]在这一基础上，11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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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苏联在原子能设备出口价格方面始终让中国摸不到底，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迫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减少核工业的建设项目。聂荣臻和宋任穷于1957年1月9日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二五”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钚的化工厂，而把浓缩铀生产的建设推迟到“三五”计划再考虑。[47]尽管如此，1957年3月，三机部在制定“二五”计划时，还是要求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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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955年初苏联向中国开启了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扇窗口，而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也正是以此为起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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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联对中国核援助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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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为研制原子弹的技术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一步跨越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具有各种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短短几年内试制出原子弹，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然而，尽管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对中国提供了大力援助，苏联对于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要求却反应冷淡。[49]与此同时，对中国提出的导弹研制方面提供援助的要求，也表现得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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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子弹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问题了。1955年11月，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受彭德怀和聂荣臻委托，与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在哈尔滨会见，就研制导弹问题向他征询意见，并引见了哈军工的火箭专业教授。随后任新民等三位教授联名提出了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建议。正在住院治病的彭德怀接到报告后，随即约钱学森、陈赓来医院晤谈。1956年元旦，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再次与陈赓、钱学森商议，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1月12日，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在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加快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并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图纸、资料。由于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鲁舍夫斯基没有表态。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五十七次例行办公会议，讨论了研究和制造导弹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提出报告。彭德怀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2月27日，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4月12日，遵照聂荣臻的批示，中央军委办公厅对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初步目标有：研究制造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射程15公里的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研究。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周恩来在会议上指示：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是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五院）成立，下设10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走上轨道。[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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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实现这些宏伟设想和目标，在当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然而，与核能基础研究不同的是，导弹研究更带有纯军事色彩，又与原子弹运载有直接关联，苏联在这方面自然要谨慎行事。况且，当时苏联正热衷于同英美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6年7月16日，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原子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应当毫不拖延地停止进行。苏联建议，或者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一个三边协定，随后由其他国家加入这个协定；或者通过上述政府各自发表正式声明，保证自己不再进行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试验。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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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14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在3月8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会议上，副外长佐林进一步解释了苏联的建议。3月22日，苏联使馆向中国递交了有关提案的备忘录：关于限制核武器问题，苏联的建议是，到1959年，实行全面禁止包括运载火箭在内的核武器的生产，并销毁现有的原子弹和氢弹，并为此建立起国际监督机制。备忘录还提到，苏联认为，“关于裁军公约所涉及的中国所承担的义务的问题，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之下进行研究”。[52]尽管如此，这个建议如果是认真的，那么必然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要北京支持苏联的裁军建议，就必须给予中国核援助，而一旦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取得进展，又会影响苏联主张的限制核武器谈判的结果。莫斯科确实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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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签字的当天，1956年8月17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应聂荣臻的请求，写信给布尔加宁，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方面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并提出中国将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进行谈判。[53]9月13日苏共中央复电中共中央称：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中国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苏联将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人才的培养，派专家到中国工作和授课，并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54]这个回答与中国的要求相差太远，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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