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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2001年8月10日沈志华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曾任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总工程师。《聂荣臻传》，第554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59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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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1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28日。移交典礼后，放映了一部国产新影片，名字就是“向原子能时代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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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7～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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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党史博览》2002年第9期，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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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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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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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王定烈：《我军第一所导弹学校的建立》，《空军回忆史料》，第481～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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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张伯华：《组建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的回忆》，《空军回忆史料》，第489～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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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岳振华：《击落美制U-2飞机作战追记》，《百年潮》2002年第6期，第17～22页；2002年3月2日笔者采访恽前程记录。恽前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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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Негин Е.，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с.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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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TsKhSD，f.5，op.49，roll.8862，no.41（April-December1957），p.146，转引自D.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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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第2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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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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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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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2～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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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六章 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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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很多人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1]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意，都是中共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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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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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鉴于情报局浓厚的斯大林色彩，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二十大期间开会决定予以解散，同时讨论了国际共运今后的活动问题。米高扬建议成立一些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并继续出版杂志或报纸，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赫鲁晓夫又提出了可以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和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2]3月29日赫鲁晓夫向南斯拉夫大使米丘诺维奇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四个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赫鲁晓夫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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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他在会谈中说，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4]当然，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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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是大家的共识。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通报中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5]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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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的有效方式”，当然就不再是建立情报局或联络局一类的机构。对此，6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的决议说：“苏共中央认为，这种联系的形式可以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定期召开会议，就他们工作中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对具体的代表共同利益的党的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如果某个党为了交换意见、为了交流现有的经验，希望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集体的讨论，并就这些问题同相关国家的共产党协调行动，都可以提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代表会议。会议召开的地点可以通过相互协商来确定。会议不需要一定都通过决议，但是可以提出得到与会所有代表都同意的建议。”至于联合刊物的问题，苏共中央认为，为了“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的道路和经验，推广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刊物还是要办，但“这一期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机构，不必接受他们的指示”。[7]显然，毛泽东提出的“开会解决问题”的建议，原则上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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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于6月22～26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形式问题。[8]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也进一步强调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9]然而，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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