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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的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就更显得有必要了。这时，由于在波匈事件中发挥了特别的影响和作用，中共此时对于参与世界共产党事务就感到更有责任，其表现也更加积极主动了。1957年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善后事宜，在此期间，先后与苏共和南共商谈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10]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特意找到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团结，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对于大使的提问，周恩来回答说：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人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虽然不是很坚决，但周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感到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11]此前，周恩来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彭真通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铁托，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12]南共的态度令中共进退两难，因为事前并未向苏共提到会议召集人的问题，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彭真只是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13]中共为何会想到拋开苏共，而与南共联手召集会议？就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看，对此还无法做出确定的解释。不过，铁托的态度很可能使中共感到这次会议目前还不宜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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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1957年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商议。会议提出，可以先分别与南共和中共协商如何召开会议的问题。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赫鲁晓夫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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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来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着实令中共吃惊。按说，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15]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毛泽东只得答复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但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16]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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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6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就先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日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次，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这样的会议了，并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草案要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17]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六月事件。工作只得再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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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中共的意见在莫斯科就更有分量了。7月9日，苏联代办阿布拉希莫夫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的回答是：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18]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颗定心丸，苏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他党的意见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8月19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若干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19]对此，毛泽东欣然接受。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党透露出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20]10月6、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访苏代表团的问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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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苏联大使尤金送来了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私人邀请信及苏共起草的会议宣言草案。尤金称，这份宣言草案已事先送给南共中央征求意见，南共领导人不同意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草案翻译后，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动手修改，并指示，在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草案原稿，但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22]10月29日晚，毛泽东会见尤金大使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苏共中央送来的文件。总的来说，草案需要大量删减，只保留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中共还有一些个别意见。第一，关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主张要同时提出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第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应该更一般性，不应当仅仅突出地提出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第三，关于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宣言中就不要指名道姓了。至于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形成问题，中共提出三个方案。一是经过事先充分讨论后通过并发表宣言，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宣言也要通过。毛泽东倾向于这个方案，并说：这样“天下不会大乱”。二是经事先讨论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只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三是仅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声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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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尤金10月30日电告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会议做出决议，接受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即使南斯拉夫人不签字，也要发表共同宣言。同时，也可以搞一个中苏两党的声明。最后，会议要求苏斯洛夫等人考虑中共的意见，于第二天提交修改后的宣言草案。[24]当天，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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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苏携手领导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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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有一点是中共和苏共一致追求的，那就是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为此，中苏两党共同付出了努力。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赴苏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25]苏共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对中共更是尊重有加，从大会宣言的起草，对中共代表团（特别是毛本人）的活动安排，直到毛泽东的起居习惯，赫鲁晓夫都是亲自过问，并给予了特殊的关照，尽量满足中方的要求。[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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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情况看，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主要就是一件事：起草《莫斯科宣言》。从11月3日中苏两党开始交换意见，到10日基本达成一致，然后又交给各国党代表团讨论，成立起草委员会修改，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19日）完成定稿，报告并签字。正如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与大家商量搞出一个会议文件，“开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27]在这一过程中，中苏两党确实做到了反复协商，寻求统一，分头工作，共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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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晚，中苏两党举行会谈讨论起草文件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苏方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修改宣言草案。毛泽东建议由中苏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并提出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以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试探性地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仍然表示不赞成，认为还是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为会议召集人。[28]11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29]8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分歧依然没有解决，决定各自再行考虑，10日继续会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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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前排邓小平、毛泽东、宋庆龄、乌兰夫，后排右一为翻译李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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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分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吵了起来。英共则认为，在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强调武装斗争的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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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中苏两党再次会商。估计到苏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中共提交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书面的意见提纲，作为备忘录留存，而在宣言草案中，同意照顾苏联的观点。双方经过磋商，终于就全部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以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名义将草案提交各国代表团讨论。[32]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还商定，建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不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4日召开的会议，以免增加他们国内工作的困难。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托苏联和波兰党的代表起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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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共的草案相比，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按照中共的意见，有两点重要修改：第一，指出了过渡的两种可能性，并强调哪一种过渡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各国的具体条件。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同时提出应在议会外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34]至于中共的书面意见提纲，当时只提供给了苏共，既没有在大会上公开，也没有提交给任何其他党的代表团。直到1963年中苏大论战时，这个文件才公布于众。实际上，中共《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在原则上与宣言的提法没有分歧，只是又增加了两点：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争取同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但不能模糊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35]中共代表团坚持反对在宣言中按苏共的说法表述，主要是不愿以此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方针，而忽视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武装夺取政权。后来，因为各国党在起草委员会上再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毛泽东不得不妥协，但在起草委员会上中共代表团还是声明：“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36]宣言中提出两种可能性，这是求同，中苏两党分别强调不同的道路，这是存异。但恰恰是这种做法，为以后中苏论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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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私下会谈中，说得最多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以苏联为首”。中共意识到，苏联不仅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也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且长期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领。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护苏共的威望，坚持以苏联为首。尽管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政治经验不足，马列主义不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处理国际共运事务中也捅了不少“娄子”。但至少在目前，无论就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影响来说，只有继续把苏共推上领头羊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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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匈事件以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提法，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大使用了，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提到苏联的领导作用，甚至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表述。[37]因此，在苏共最初起草的宣言中，按照苏共主席团的建议删去了所有提及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用语。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里提到“以苏联为首”，苏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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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党在讨论宣言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他很多党的代表内心也不赞成，只是保持了沉默而已。[39]所以，毛泽东除了劝告苏共接受这个口号外，还要说服其他各国共产党。在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就专门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而“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40]然而，各方的意见并没有平息。11月11日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了不少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41]于是，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中苏两党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还是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认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休会时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去波兰代表团住所，同哥穆尔卡当面交换意见。[42]在会谈中，哥穆尔卡态度强硬地说，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东西，而目前文件中还有些东西是波兰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波兰就不准备参加会议了。毛泽东好言相劝说：大家都做些让步，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苏联党有了很大进步，让苏共当召集人的意见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并不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毛泽东怎么劝说，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波兰人后来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不再坚持了，最后表示：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支持他们。[43]会谈后，毛泽东连夜约见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等人，转告哥穆尔卡的意见，并讨论了第二天如何开会的问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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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上午，起草委员会再次开会，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带头发言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毛泽东断言：“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45]在毛泽东具有影响力的表态之后，各国代表团均发言表示拥护宣言，哥穆尔卡也发了言。会议决定基本通过草案，交起草委会做最后的修正。[46]在后来发表的宣言中，保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而没有再提“会议召集人”的问题。这显然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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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自然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他的说法，特别是11月18日的即席讲演，也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力量最强，所以“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只是政治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三，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助的，中国还有句俗语：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笆篱三个桩。“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47]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为首者就理当更换了。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指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谁当家长并不重要，关键是由谁当家，听谁的话。这一点很快就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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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会议上出现的其他分歧意见和矛盾，也都在宣言中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48]经过中苏两党的共同努力，确实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但是，其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中苏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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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的即席发言语惊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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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确实是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不仅苏联对其接待规格与众不同，而且毛泽东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立即就成为关注的中心。不过，最令研究者感兴趣并引起争议的，是毛泽东在11月18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众惊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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