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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46～3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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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内部参考》第2654期，1958年12月9日，第24～26页；《人民日报》195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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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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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IA，“The Commune，The‘Great Leap Forward’，and Sino-Soviet Relations（August-December 1958），”15 June 1960，Esau Ⅷ-60，www.foia.cia.gov/cpe.asp；《人民日报》1958年11月8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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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杰留辛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上的发言，丁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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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0～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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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IA，“The Commune，The‘Great Leap Forward’，and Sino-Soviet Relations（August-December1958），”15 June 1960，Esau Ⅷ-60，www.foia.cia.gov/cp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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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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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人民日报》1959年1月29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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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内部参考》第2831期，1959年7月26日，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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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1～232页。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月后，在苏联外交部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背景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朋友虽然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积极评价，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苏联人还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头脑发热”，是违背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则的。见《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023～30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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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叶子龙回忆录》，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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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长春市档案馆，1/1-11/60，第175～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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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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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6，第5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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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参见胡长水《对“大跃进”的深刻批评与总结——记薄一波庐山会议前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数次讲话》，《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70～74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172～318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38～239页；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6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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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毛文稿》第8册，第366、367、387～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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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毛文稿》第8册，第390～391、462～463、504、506～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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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毛文稿》第8册，第527～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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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事实上，赫鲁晓夫也一再表示，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苏共与中共没有分歧。见《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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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公社的问题自不必说，就是“大跃进”一词也并非中国人的创造，早在1930年代苏联大搞工业化时期，普遍使用的口号就是“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1950年代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的苏联史专家郑异凡告诉笔者：在工业化时期，苏联人最熟悉的口号之一就是“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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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八章 军事合作、炮击金门与中苏对外政策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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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最早是从军事合作开始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所有这些，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而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出兵朝鲜，也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其结果对于保障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东线安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8年发生的几个引起中苏关系变化的重大事件，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炮击金门等，也反映在军事合作方面。[1]但与1950年代初期不同，这些事件的发生及其结果恰恰表明，中苏之间的合作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双方在军事战略和策略上的不同考虑，也有因处事不当引起的感情冲动和相互猜疑，但最主要的，是中苏在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上出现了分歧，而双方又都不愿意调整自己的方针，以维持同盟，保证他们共同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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