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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03 第一节 中苏军事合作的愿望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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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05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作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的军事力量,华沙条约的宗旨虽然是“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其作用不可忽视。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不过苏联确曾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2]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及对抗西方集团的军事威胁方面,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在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就表示,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他还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3]这个声明非正式地把中国在中苏同盟条约中承担的军事义务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华沙会议前后彭德怀在短暂访问东欧各国期间,也做了类似的保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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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07 彭德怀在参加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及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双方都希望在1950年条约的基础上使中苏军事合作具体化。赫鲁晓夫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中苏之间已有同盟条约,可以把这一条约与华沙条约结合起来或考虑把中苏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上一定要同华沙条约完全一样,但要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彭德怀承认华沙条约对亚洲和中国安全的重大作用,认为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合作,是必要的。至于合作的具体方式,特别是海军、空军的合作——这有助于加强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将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和研究。对于华沙条约的防御性方针,中苏在总体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对具体的战略和策略认识却有分歧。彭德怀出国前提出,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指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朱可夫在与彭德怀会谈时指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过时,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以核武器实施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不能听任对方先动手。双方各执己见,赫鲁晓夫表示还可以再讨论。[5]到1957年毛泽东访苏,中国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私下谈话时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的。这番言论令赫鲁晓夫目瞪口呆,完全不知所云。[6]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双方继续合作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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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09 莫斯科会议把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推上了顶峰,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7]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确有把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推向扩展和深入的趋势。会议结束不久,12月14日,中国大使刘晓奉命通知苏联外交部:“为了加强中苏两国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合作,中国政府建议建立中苏两国国防工业联席会议,由双方各派代表若干人参加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中方随后递交的备忘录,列出了联席会议的十项职责:“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二、讨论诸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各种武器生产方式一类的问题;三、讨论技术规格的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及援助的步骤、期限和数量;五、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或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便进行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提高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九、研究在武器生产方面提供技术资料的保证问题;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8]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证明苏联是如何对中国建议做出回应的,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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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11 1958年1月27日,尤金大使转告周恩来说,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核区,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党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复。[9]2月1日,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参赞,告知完全赞成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还答应按照苏联的意见,由中国去动员印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10]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临时代办辛格,表明了上述立场。[11]3月31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单方面停止核试验。[12]4月4日,苏联向美国和英国政府首脑提交了备忘录,强调苏联已单方宣布终止核试验,并要求迅速达成协议。[13]同日,赫鲁晓夫致函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呼吁中国政府支持这一倡议。[14]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苏联的倡议,并发表社论表示支持。9日,周恩来即在一次外交场合说,苏联政府“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和平创议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1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函复赫鲁晓夫,支持苏联政府带头停止核武器试验,认为美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当立即用行动响应苏联的倡议。[15]同时,中国也向苏联通报了调整对日政策的打算。5月9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对苏联参赞安东诺夫说,中国将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日本国会选举中加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张闻天要求将这一情况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16]此外,2月28日尤金大使向毛泽东面交了苏共中央关于举行东西方国家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绩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中国高兴地注视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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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13 中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双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虑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1958年2月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2月28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时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18]3月9日朱德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美元区’对抗的一种形式。”朱德还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此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朱德赞扬,“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并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应由苏联负责。至于经济合作,“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首领——苏联来做。”[19]5月20~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各国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建议。中共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说,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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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15 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和谐友好的气氛中,苏联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要求却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愤怒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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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17 第二节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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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19 凡是研究冷战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21]由于毛泽东在此期间大发雷霆,第一次对苏联现任领导人和现行政策提出严厉指责,很多人认为这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而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22]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23]然而,由于缺乏史料,有关“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一直没有说清楚。[24]现在的研究条件比较成熟了:主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与尤金两次,与赫鲁晓夫四次)均已找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会议记录也已披露,此外还有中俄双方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问世。事件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梳理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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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21 到1957年底,中国国防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而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发挥太平洋舰队新装备的核潜艇的作用问题。中苏各自的需要驱使他们共同谋求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几年来中苏友好合作的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基础。看来,提出中苏在海军方面的合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于是,便有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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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23 1958年10月,由苏联自行设计和制造并装备了Р-11ФМ洲际火箭的АБ611型潜艇结束了航行和战斗性能的一系列试验,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25]随之而来的便是外出潜艇与基地的通信和联络问题,那时还没有通信卫星,只能依靠无线电台。在此之前,苏联海军已经研究了建立长波电台问题,并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信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分别承担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对于海南岛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是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26]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1954年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1957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海军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洽商,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27]于是,1958年1月6日,苏联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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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25 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和远程接收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做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152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主张,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出钱自己办,平时可向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来人,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会议确定将苏联的建议交海军和总参通信兵部研究,并提出意见。23日军委再次开会,确定不同苏联合办长波电台。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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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27 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察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为了不影响勘察设计工作的进行,彭德怀建议,同意苏方来人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30]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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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29 6月12日,彭德怀正式给马利诺夫斯基复信,又一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建议由两国政府出面就此签订一项协定。28日,苏联海军通信部专家小组来到中国,并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苏方仍然坚持由中苏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费用可以各承担一半。随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7月21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讨论的精神,再次致函马利诺夫斯基,重申了由中国自行建设的原则:“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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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31 “长波电台”问题未了,又出现了“共同舰队”的问题。中苏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解决了中国陆军和空军发展新式武器的问题,海军自然不甘落后。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肖劲光在私下谈话时向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32]回到北京后,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于1958年4月向彭德怀和军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提供的5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于是,在彭德怀和军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并要求最好“在1958年内就开始供给我们建造能够装载火箭、导弹的潜水艇、快艇的设计资料和蓝图”。[33]这里没有提到核潜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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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33 此时,中国研制核潜艇设想尚未成形。6月27日聂荣臻在给彭德怀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将原子能动力运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做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研究。根据现有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并组成以海军副司令罗舜初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划。报告还说:“关于设计和试制原子潜艇问题,二机部刘杰同志曾与该部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大力支持。”第二天,即致信赫鲁晓夫寻求海军技术援助的当天,周恩来在聂荣臻的报告上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退聂办。”7月初,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聂荣臻关于研制核潜艇的报告。7月19日,罗舜初等报告了具体设想和安排,还提出为缩短研制时间,请苏联给予技术援助的要求。22日,聂荣臻批示同意。[34]从中国的文献资料看,尤金回到北京之前,中国只是请求苏联给予导弹潜艇的技术援助,并没有正式向苏联提出研制核潜艇的问题。不过,这样的想法中国还是有的,而且苏联也从非正式渠道得知了这个情况。否则,在毛泽东与尤金的正式会谈中就不会提到核潜艇的援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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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35 7月1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建设海军方面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这次会议的记录非常简单:“这将触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希望在高级别交换意见”。会议委托米高扬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函,“就陆军和海军问题交换意见”。[35]所谓高级会晤无疑就是后面提到的方案:让苏联大使转达主席团的意见,并邀请周恩来和彭德怀来莫斯科商议此事。据阿尔希波夫回忆,主席团会议“未提出共同舰队这一特殊任务”。在此之前,苏联只是对中国提出的在华南地区建立长波电台的想法感兴趣,因为通过这样的电台,苏联也可以与其太平洋舰队保持联系。苏联的想法是,愿意支付50%的费用,以换取该电台10年的使用权。主席团会议之后,赫鲁晓夫召见了尤金,指示他: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触时,可以问问能否共同建设和使用长波电台,再询问一下苏联的潜艇是否可以进入中国的港口并停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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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37 回到北京后,7月21日,尤金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尤金。根据中方的记录,尤金首先说明,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接着,尤金谈了中东局势、南斯拉夫、帮助中国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及苏联国内经济情况等四个问题,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海军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尤金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抓住共同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37]目前尚未看到有关这次会谈俄国的档案,不过,参加会谈的苏联参赞魏列夏金在回忆录中讲到,尤金当时是这样说的: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建立现代化海军,莫斯科研究后认为,建造核潜艇对于苏联来说也是新事物,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技术也不成熟,且建造核潜艇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因此,在目前苏中两国共同建立一支现代化海军舰队,也许是适宜的,中国的海域可以为这支舰队在太平洋地区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在魏列夏金的记述中,尤金没有使用“共同舰队”这个说法,他反复说的是“共同建立海军舰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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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39 第二天上午11时,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谈话。会谈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根据中方的谈话记录,毛泽东重申了不搞共同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提供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他指责苏联看不起中国人,帮助中国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除此之外,毛泽东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借题发挥,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不满情绪。毛泽东的谈话还表示了对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不满。尤金在谈话中感到事态严重,便主动提出,他希望最好是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39]尤金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具体措施,所以提出请周恩来、彭德怀到莫斯科去。[40]魏列夏金的回忆录补充了许多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被删节的内容,还有一些苏方对毛泽东讲话的解读,值得注意。根据俄文记述,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如果苏联的建议是在中国建立共同舰队(这是在俄文记述中第一次出现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的提法),我们不能同意,因为这有点像租借。我们只同意舰队由你们帮助建立,而由我们指挥。一旦爆发战争,中国将把一切港口和机场提供给苏联使用,但我们不同意和平时期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毛泽东还提到长波电台问题,他建议电台由中国自行建立,苏联提供帮助,所有权归中国,可以向苏联提供电台侦测的结果。至于毛对苏联人的指责,俄文记述还谈道:斯大林一直不相信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共决战时不让中共发动进攻,而要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米高扬在西柏坡以及后来都是用教训的口气同中国人谈话;毛泽东访苏期间,贝利亚在中国使馆安装了窃听器;苏联前任大使罗申在中国外交部发展情报员;贝利亚与高岗勾结,多次派人与高岗联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通过非法渠道收集情报,以及苏联报刊一直不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等。此外,彭德怀也插话,讲述了在签订中苏远东防空协定时,苏方利用中方代表不懂俄文而骗取签字的错误做法。尽管毛泽东一再声称,这些现象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中苏之间在一切最重要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分歧只是次要的,但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天”,“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了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他们感到“心情沉重”,并认识到“对中国的政策不完全理解,过高估计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对国家利益的差异估计不足”。尤金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苏联领导人丝毫没有暗示要同中国建立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关系,安东诺夫则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鉴于谈话内容涉及的问题至关重要,尤金提议最好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私下会晤。正是感到问题严重,尽管毛泽东强调要将他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赫鲁晓夫,但尤金在整理谈话记录时,还是特意删去了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潜艇问题不能得到真正解决则不举行会晤”这句话。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尤金随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于天亮时发出。[41]尤金还转达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意思:“由于发生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他本人愿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去莫斯科。但是,现在他因健康状况无法成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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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41 正如尤金自己的感受以及他所预料的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震惊和不安。赫鲁晓夫在与尤金通电话时相当激动地喊道:莫名其妙!毛泽东是怎么啦?赫鲁晓夫认为确实需要他本人当面向毛泽东解释清楚,但因当时为解决中东冲突的出访行程已定,无法立即与毛泽东会谈。[43]接到驻华使馆7月23日发来的电报,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即开会商议,并表示了这样几个意思:(1)苏共中央曾为尤金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但尤金“在谈话时没有交给中国朋友”;(2)“我们本身在斯大林时期就反对租借”,例如米高扬就提过意见,但失败了;(3)我们赞成会晤,但情况不允许;(4)“你们怎样才能同意呢?”如果对苏联的建议不满意,希望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5)如果讲求实效的话,那就是(苏联)海军方面提出的请求;(6)关于顾问的问题,我们愿意撤除,并已经给你们写过信,也可以减少数量。[44]考虑到赫鲁晓夫一时无法前往中国,会议决定再为尤金准备一个备忘录,“以便其与中国朋友举行会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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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43 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尤金请求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7月24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约见了尤金。尤金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认为苏方在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方面似乎提出了某种政治条件表示很奇怪。刘少奇问,苏共中央是否提出帮助中国建立舰队要以舰队归苏中两国共同所有为条件。尤金十分明确地回答说:苏联方面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而且连一点暗示的迹象也没有。接着,周恩来对长波电台问题提出质问,尤金仍然表示,苏方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政治性条件。刘少奇说,照他的理解,苏联方面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了。尤金回答说,上次会晤他在通报情况时已谈过此事。于是,刘少奇对此表示赞同,并再次提出,中国方面请求帮助建立中国的海军舰队,但正像毛泽东所说,如果苏联不能给予这种帮助,那么,中国可以收回或者推迟提出这一请求。最后,尤金通报说,赫鲁晓夫近期不能来华访问了。[46]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放心。当他确信中东危机已经缓和后,立即取消了美国之行,秘密赶到北京。[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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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45 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的影子”。苏联的要求,只是希望其海军舰队可以利用中国的海域对付美国人。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听过赫鲁晓夫的解释后,毛泽东发了几句牢骚,便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还约定,以后“永远不再提这样的问题”了。关于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千岛群岛和北部海岸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虽然后面毛泽东又大谈苏联专家问题,并继续批评苏联,但是引起他大发雷霆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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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47 上述史料说明,苏联最初的建议没有建立共同舰队的意思,就是希望将来其远离本土的潜艇舰队可以在中国的港口停泊休整,共同建设长波电台也是为此目的,并认为这是一个“讲求实效”的办法。尤金转述苏联的想法时,将其演绎为“共同建立海军舰队”。毛泽东把这种说法归纳为“共同舰队”,并没有歪曲尤金谈话的意思,但的确因此而误解了赫鲁晓夫的本意。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尤金越讲越乱,无法自圆其说。于是,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要学斯大林的老样子,在中国搞“合作社”,从而感到中国的主权受到威胁,中国人的感情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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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49 苏联确实一直都想利用中国的海军基地,但是说赫鲁晓夫想通过建立联合舰队控制中国,侵犯中国的主权,未免言过其实,也不符合事实。赫鲁晓夫当时认为,“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中苏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同盟条约,而且长波电台和修理基地对中国海军也是需要的,再说根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中国舰队也可以使用苏联的基地。“无论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对于这个建议,“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困难”。甚至在接到尤金的电报后,赫鲁晓夫还认为“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49]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才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中国人的民族感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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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1451 平心而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并无恶意,而是过于看重了在中苏军事同盟中采取统一行动的方式了。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共同使用海军基地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是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毛泽东的反应则显得过于敏感了。虽然在一个长期遭受外国侵略和凌辱的国家,从民族感情上讲,对于苏联这样的建议产生受到伤害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苏联的盟国,尤其是作为一国领袖,对一个刚刚提出的具体建议表现得如此激动,怒不可遏,却是难以理解的。这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同盟关系中的相互地位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怎能甘居被人指挥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鲁晓夫再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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