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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突然做此决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利用中东危机、美国无暇东顾的时机,发动一次军事攻势,迫使蒋军退出金马。至于美国对此会做出何种举动,中国应该如何应付,自己的盟友苏联又会有何反应,毛泽东显然还没来得及认真考虑。命令下达后,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几天,7月27日突然决定暂时停止炮击金门的行动。从毛泽东信中所说“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一句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对采取这次行动会导致敌方做何反应有所顾虑。[63]从后面发生的事情看,还有一种可能是毛泽东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制约美国的干涉意图,让敌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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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美国对炮击行动做出激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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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特别注意避免与美军发生正面冲突,如对攻击大陈岛、一江山岛时机的考虑,以及下令让蒋军安全撤出大陈岛。[64]1958年炮击金门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样是美国的反应。很可能就在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中苏同盟的力量,而尤金大使7月21日提出的关于中苏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建议,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毛泽东为苏联人提出的一个有待商讨的建议如此大动肝火,态度粗暴,不仅令苏联使馆和赫鲁晓夫本人如堕五里云雾,也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理解。显然,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或个人脾气秉性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毛泽东的行为,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尽管赫鲁晓夫当时是这样猜测的。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样做是借题发挥,别有用意。笔者详细阅读了7月21日至8月3日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全部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泽东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向苏联发难,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赫鲁晓夫本人引到北京,并与他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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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是毛泽东约定的。在滔滔不绝接连几个小时的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了苏联人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令听者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他来,我们还可以发表个声明,吓唬一下帝国主义”。[65]显然,毛泽东说这些话都不是没有目的的。在7月31日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赫鲁晓夫答道:“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他们会被吓着。”[66]8月3日联合公报所强调的,恰恰是会谈中没有讨论的问题:“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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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与中国的团结一致,在会谈公报刚刚签字后,莫斯科时间8月3日上午10时,苏联电台便中断了预定的节目,开始广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据驻苏使馆报告,连日来苏联各大报对中苏会谈反应热烈,以大量篇幅发表消息、社论,各单位纷纷组织读报、座谈和群众大会。在大规模的宣传中,苏联舆论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公报充分显示了中苏之间“坚如磐石”的团结,甚至转引了越南报纸的说法:社会主义阵营是“以中苏为首”、“以中苏为核心”的。同时,报道还突出了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和不怕战争的精神。[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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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来讲,苏联的这些举动正中下怀。[69]其实,毛泽东如此做法,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报发表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70]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一行动乃为九年来俄共与毛匪双方勾结之最重要”的会议,并告蒋经国,中共“进犯台湾之期在即”。[71]杜勒斯则认为,会谈公报是中苏在合伙试探美国是否会在苏联拥有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表现出软弱。[72]炮击开始后杜勒斯进一步判断,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73]蒋介石也认为,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时做出的“郑重决定”。[74]在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时,让对手感受到中苏同盟的存在和中苏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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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公报签署的前一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和军方领导人开会,具体部署炮击金门作战。[75]然而,赫鲁晓夫却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实际上,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向他提到台湾和金门问题。[76]事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谈道:“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77]时隔一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解释自己的决定时又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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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当然十分恼火。时任外交部远东司代理司长的贾丕才在危机中曾随同葛罗米柯访华,他回忆说:“那时,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图。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而中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79]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的矛盾,但他心中的恶气终于在一年后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时发泄出来。赫鲁晓夫不仅表示反对中国处理沿海岛屿问题的做法,而且埋怨毛泽东事先没有告知这一情况。尽管毛泽东进行了辩解,赫鲁晓夫仍然赌气地说:“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他一再强调,苏联很不了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80]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因为莫斯科当时承担着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责任。当中国面临危机时,国际主义的理念和义务要求苏联必须出面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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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行动开始后,苏联的反应很平静。8月24日赫鲁晓夫曾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只讲了中东问题,而丝毫没有提到在远东发生的事情。[81]显然,他不知道炮击行动为什么会发生,将有什么后果,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26日中国外交部主动通报的情况非常简单:“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无论如何要解放这些领土,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美国对于我们的打击行动持有何种立场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参与这一地区的冲突。”[82]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当然是在安慰莫斯科。直到31日,《真理报》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美蒋“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了军事挑衅行动”,并表示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解放台湾及其他所有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这是在威胁苏联”。[83]莫斯科迟迟不以官方名义对危机做出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苏联人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84]况且,美国当时也没有什么激烈反应。直到8月底,美国只是对局势表示关切,谴责中国的“侵略性”行为,声明美国对保卫台湾的义务,而没有表明是否帮助蒋军防守金马。[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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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天后美国的公开表态就令苏联紧张起来,也让中国人感到不安。8月29日,陆军部长布鲁克在汉城对记者说,如果中国人“低估或误解了”总统或杜勒斯的声明,“将要因此而后悔”。9月1日他又在结束访台时发表讲话:“如果共产党进攻金门、马祖而以为这仅将导致一场有限战争的话,那他们实在是在冒极大的危险。”[86]其实,毛泽东应该已经感觉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取得金马的——只用炮击吓不走蒋介石,采用空军轰炸和陆军强攻,又会导致战争升级,引来美国人。8月3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对外宣传应该避免对登陆金门问题做肯定或否定的表示。[87]9月3日毛泽东责成中央军委起草的《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再次指出,炮击金门“是一种持久的斗争”,并规定: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炮击也要有节奏,打打看看;海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不准主动攻击美军。[88]同一天,毛泽东下令炮击暂停三天。4日晨,电台广播了中国政府声明,宣布12浬领海线。[89]在当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美舰入侵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同时准备与美国恢复谈判,还要开展宣传攻势,但不要说过头话。[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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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毛泽东变得谨慎了,并且已经准备好退路。宣布扩大领海权,不过是最后一次警告美国不得为蒋军护航。但是白宫并没有放弃已经做出的决定。[91]9月4日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布美国“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并且已经做好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立即“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92]台湾报纸也跟着鼓噪: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93]台湾海峡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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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轮到莫斯科着急了。9月5日赫鲁晓夫打电话给驻华使馆,说他准备派葛罗米柯秘密去北京,通报苏联对台海局势的看法。苏联政府正在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希望就此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94]6日葛罗米柯到达北京,分别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中方表示既不会占领金门,也不会解放台湾,总之,不会拖苏联下水。苏方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立场和策略。双方交换了周恩来9月6日声明和赫鲁晓夫9月7日信件的文本,并赞同对方的做法。[95]葛罗米柯于9月7日回国,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即讨论了中方的意见,认为都是“正确的和认真的”。经过修改,赫鲁晓夫的信件于7日晚交给美国,同时在电台播出。[96]赫鲁晓夫在信中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郑重声明:侵犯中国也就是侵犯苏联,苏联将尽力维护中苏两国的安全。[97]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声明,宣布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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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危机前后的发展过程看,毛泽东的确没有想过甚至力图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一旦美国参与进来,中国也会想方设法化解危机。但在表面上,中国一定不能示弱。[98]这当然就需要显示中苏同盟的力量,就需要苏联给予援助。不过,毛泽东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即使不能制止美国参与,至少可以防止事态扩大。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莫斯科似乎已经忘却了对中国“擅自”采取军事行动的不满。然而,随着危机的继续,中苏之间的分歧开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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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声明和赫鲁晓夫的信函并没有使危机平息下来。由于美国军舰按原计划进行护航,9月8日国共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炮战,蒋舰被击沉、击伤各1艘,美舰不战而退。[99]同一天,美台海军在台湾南部举行联合两栖登陆作战演习。[100]在澄海空战中,蒋军以损失1架战机的代价击落米格飞机5架,击伤2架。[101]11日,因蒋军炮击厦门大学和美舰再次护航,解放军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炮击金门。[102]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演说,宣布美国无法接受让其撤军的建议,表示美国在“武装侵略”面前决不后退。[103]军事冲突显示出加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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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试图打通另外的渠道。9月8日和10日,周恩来两次接见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曹聚仁,请他转告台方,最好主动从金马撤军,国共可以再次谈判;还答应只要不让美军护航,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准许蒋舰向金门运送给养。[104]9月10日,周恩来批准了中方为中美大使级会谈起草的协议声明(草案),其重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必须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如果蒋军主动撤走,则不予追击。此后一定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105]13日,为了缓和局面,毛泽东指示炮击改为“打零炮”,“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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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毛泽东在中方代表王炳南临行前当面指示他,会谈时多用劝说的方法,不要用板门店谈判那样过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107]但会谈一开始便陷入争吵,王炳南为表示诚意,在休息后宣读了中方的协议草案。美方拒不接受,并于18日提出自己的方案:先停火,再讨论。中方提出指责后,美方表示,只要事实上停火即可,中方亦不能接受。[108]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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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的停火方案,周恩来正式提出了要求美国先行从台湾海峡撤军的主张。9月18日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向他详细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策略。周在说明了中方的反建议后指出,中方停止开炮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撤走。如果美国接受这一条件,那么双方才可能真正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台湾地区有争议问题的谈判。鉴于多数亚非国家的立场与中国存在分歧,周恩来表示,希望中立国敦促美国对蒋军撤出金门做出保证,以此作为对其停火方案的支持。周还说,为了强化关于美军撤离台湾地区的要求,中国打算加强针对金马的炮击力度,如果蒋军胆敢轰炸中国大陆,将给予全力反击。可以预计,到那时蒋介石会要求美军直接参战,而美国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总之,“我们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109]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方案非常赞赏,认为这个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110]然而,莫斯科的想法却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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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以后,苏联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报道有了明显增加,大量发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公众对中国支持的言论。[111]18日安东诺夫交来另一封语气更加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共中央对此十分满意(只改动了两处用词),认为它是一份“非常好的和鼓舞人心的文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信件的全文。[112]对于苏联的做法,就连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都认为,“不论这些声明中宣传的成分有多少”,“目前的危机已使苏联在台湾问题上做了最强硬的支持共产党中国的表态”。“北平似乎并没打算在台湾问题上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立场无疑较以前得到苏联更多的支持”。[113]美国人显然被表面现象蒙蔽了。实际上,中国的强硬态度只是为迫使蒋军撤离金门所做的最后努力,而苏联政府在表示对中国支持的同时,还另有一番考虑。中苏同仇敌忾的外表,掩盖了他们内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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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接见中国大使刘晓,除对台海紧张局势表示不安外,还提出一个建议:为打破美蒋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优势,苏联打算向这一地区派遣一支空军部队,帮助中国制止美蒋的侵略阴谋。周恩来召集众人商议后于23日致函毛泽东,拟对苏联的建议表示欢迎,只是图-16轰炸机何时进驻及指挥权问题,还需双方另行商定。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中苏合作采取何种形式为妥,苏联空军是以志愿军、雇佣军还是正规军的形式参战?几天以后,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回信,婉言谢绝了苏联的建议。[114]10月4日赫鲁晓夫又来信,提出向中国提供导弹部队问题。毛泽东考虑的方针是:“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115]赫鲁晓夫的建议并非只是说说而已,9月25日苏联军方报纸报道说:我们的战士已经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即可提供援助消灭侵略者。[116]但在中国人看来,莫斯科似乎是不怀好意。事隔两个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苏联要派导弹部队和空军到福建前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他们说这些部队要由他们自己指挥。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的沿海,控制福建,就像美军驻扎在台湾一样,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们。[117]刘晓在回忆中说得比较客气,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想把台湾问题纳入苏美争霸全球的战略范围,以改变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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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的拒绝令赫鲁晓夫十分不满,他后来抱怨说:战役开始前,中国人要我们提供武器援助和空中掩护,后来我们打算派航空师去,他们反应却非常激烈,暗示这个建议使他们受到了侮辱和伤害,他们不需要这种援助。其实我们除了想帮助朋友加兄弟外,没有别的目的。[119]炮击金门前十几天,周恩来确实致函赫鲁晓夫,说台湾已经向美国要求供应F-100型超音速战斗机,因此急需苏联提供米格-19C型歼击机30架、C-5型导弹32000发等武器装备,并要求一个月内运到中国。[120]苏联的建议大概就是针对这件事提出的。中国拒绝了苏联空军和导弹部队的援助后,米格-19飞机和导弹于10月份运抵中国。[121]不久,苏联又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提前试制图-16轰炸机的要求,同意向中国发放制造许可证。[122]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按照中国的要求提供了援助。[123]不过,从苏联两次主动要求派苏联部队参战的情况看,莫斯科未必没有自己的考虑,至少莫斯科希望把控制危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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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援助的方式有不同意见,中苏在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消除危机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分歧。中国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苏联却反复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在9月7日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对周恩来一天前提到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倡议表态,却暗示可以召开多国会议,通过“共同努力”消除远东危机。葛罗米柯18日在联大的发言,也完全没有提及业已开始的中美会谈。而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中,只是在谈到“没有积极成果”时,才提到这次会谈。[124]17日《人民日报》以《各国舆论注视中美会谈》为题的报道,提到了华沙、开罗、雅加达、仰光。在这串名单中,引人注意的是没有莫斯科。[125]中国政府一向认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希望在国际范围进行讨论。18日,外交部转发了中联部的一个通知,其中特别提到,关于台湾问题,“防止向联合国呼吁,如有人提出,中国绝不接受;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中国内政”。[126]外交部长陈毅20日发表声明,借批评美国公开表达了这种意愿:“中国政府对于正在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寄予希望的,杜勒斯却扬言要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提交联合国。而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是被无理剥夺了的,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对于中美谈判究竟有多少诚意。”[127]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为了在苏联的参与下尽快消除危机,还是决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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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10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并委托苏联使馆通知中国,苏联政府将给各国首脑发信,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苏联政府还打算就此事与联大主席联系,希望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理解和支持。[128]安东诺夫于当天向周恩来递交了苏联政府的新建议,周则详细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核心意思就是: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海问题,并坚持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129]28日,副外长张闻天起草了给苏联的书面答复,说明中国不怕事情拖下去,认为“苏联除公开表示支持我国以外,似乎不必忙于提出什么具体建议,对于各方面希望苏联出面斡旋的要求,也应该表示不急”。至于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现在提出还为时过早,其内容也还值得研究。[130]未等中国政府做出答复,30日安东诺夫又送来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的第三封信,主要内容就是建议召开十国首脑会议。周恩来当时就再次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初步看法,请他转告赫鲁晓夫。[131]10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安东诺夫详细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7天,此外还建议同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至于莫斯科的建议,周恩来明确说,苏联政府不应发出第三封信和提出召开十国会议,最好还是继续要求美国撤军。安东诺夫提醒说,赫鲁晓夫信件的基本思想是避免爆发大战,特别是原子战争。周恩来则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了。[132]苏联不得不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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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估计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这时已经决定放弃收复金、马的初衷。[133]10月6日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便渐渐趋于缓和了。但此时中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响尾蛇导弹事件。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5枚美国最新研制的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坠地而未爆炸。中国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将导弹的部分残骸作为美国的罪证在北京展出。[134]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正在研制空对空导弹的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并提出把导弹残骸送往苏联进行研究。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一再拖延。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自动导向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伤害了我们的感情。[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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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台海危机从爆发到消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出现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在确定基本方针时,苏联主张缓和,而中国强调紧张;第二,在协调双方的具体措施时,苏联主张一致行动,而中国强调“自行其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者,苏联有义务承担保卫各国安全的责任,何况还有中苏同盟条约作为法律依据。所以,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但是当美国进行核讹诈时,苏联必须出面反击,当中国需要援助时,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从这一点讲,赫鲁晓夫参与解决危机的意图,与其说是要控制中国,不如说是要控制局势,是希望事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更没有忘记在危机中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抗美国、稳定局势,但恰恰是这次危机损害了这种作用的发挥,也给中苏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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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台海危机给赫鲁晓夫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这一点由于危机期间出现的核恐吓及核保护问题而显得尤为尖锐。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终于做出了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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