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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赫鲁晓夫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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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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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在台海危机期间的种种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了。尽管苏联两次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但是赫鲁晓夫这样做，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之意，其逻辑的结果也预示了苏联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此外，据阿尔希波夫的回忆，中国对苏联禁止核试验及防止核扩散方针的不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8年苏联要求中国支持苏联提出的禁止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倡议，中国一直未予答复。1959年苏联又询问中国对不扩散核武器的态度，中方的回答是：我们期待着苏联履行双方关于原子能工业及为生产“最终产品”供应相关设备的协议。[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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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苏联做出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决定，如同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援助一样，赫鲁晓夫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37]1958年4月24日，赫鲁晓夫亲笔写信给周恩来说，关于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和样品的问题，苏联政府已委托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具体办理，最近期间内即可提供。[138]但台海危机后，赫鲁晓夫有些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核援助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在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赫鲁晓夫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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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定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即样品）和图纸资料。苏联先是要求必须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仓库盖好后，苏联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起运的命令。[140]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早在半年前就装在2～3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事情一直拖到1959年年中，在中方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一再催问下，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丘林直接给苏共中央挂了电话。[141]最后，赫鲁晓夫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暂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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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并于6月26日交给周恩来。信中首先介绍了苏联与西方就禁止核试验举行的日内瓦会谈的情况，随后指出：“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争取禁止核试验的努力获得成功，而且事情也正在向着有可能签订普遍永久禁止核试验的协定的方向发展。”而就在此时，中方提出“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的要求，“如果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那么它们就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苏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将苏联专家的力量集中在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工业（包括生产裂变物质）上，这将成为生产核武器的基础”，而“中国要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需要两年”，到那时“才需要成批生产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苏共中央来信最后表示：“如果，我们终于能够签订普遍永久禁止试验核弹头的协定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武器的试验，就会使西方国家有理由废除禁止试验的协定，宣布苏联破坏了这个协定。”此外，“一旦发生战争的话，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143]尽管摆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尽管采取了拐弯抹角的说法，但苏共中央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的：暂时不能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两年以后再说；如果那时签订了普遍和永久禁止核试验协定，中国就不要制造原子弹了；作为替代，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一切又回到了1954年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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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使中国领导人十分气愤，同时也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后来，中国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名为“596”工程，充分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对苏联的“义愤之情”。[144]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45]周恩来还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为此，二机部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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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苏联在国防技术援助方面态度的变化，中国有关机构不得不抓紧时机，坚持要求苏联方面执行已经签订的其他合同。1959年9月23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政府按照协定在1960年内向中国供应总值约为1.65亿卢布的国防新技术装备物资和试制这些装备所需要的原材料、样品以及有关技术资料。[147]12月29日，聂荣臻同陈毅联名致电刘晓大使，要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在1960年内，请苏联政府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1）按照1957年10月15日协定，供应两种新型号导弹及全套技术资料。（2）派遣必要数量的苏联专家来华，在试制这两种导弹方面提供技术援助。（3）按材料清单成套供应试制这两种导弹用的全套零部件和原材料，以及试制所需的专用设备。1960年1月4日，中国要求苏联按协议规定，尽快提出援建“航空及火箭科学研究院”的换文草案，并派遣选址专家小组来华。1月20日，聂荣臻请求延长25名导弹试验靶场专家的工作期限并增聘8名苏联军事专家，3月28日又要求供应两发8Ж38火箭和进行点火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派遣9名专家帮助训练操作人员和进行实弹射击的技术指导工作。[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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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冷淡，特别是在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以后，苏联的方针渐渐确定下来。据1960年2月中国使馆的一份报告，苏联对中国有关核武器方面的一切要求，都做出了明显拖延或拒绝的反应。[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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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减少专家（特别是尖端技术专家）的派遣。作为对1959年11月和1960年1月中国两次要求增派38名军事专家的回答，苏联只同意派遣26名，而其他不予派遣的12名专家都是有关尖端技术方面的：核武器专家3名（核燃料、光辐射理论和基础物理、测量穿透辐射参数的电子物理仪器）、各型导弹控制系统设计专家5名、导弹控制电用计算机和设计专家2名、遥测设计专家2名。对于答应派遣的26名专家，则一直拖延，最后也没派来。3月2日，苏联国防部通知中国，关于导弹试验靶场的专家聘用问题，建议缩短延聘期限和减少增聘人数。4月，苏方违反上年8月已达成的协议，以“某些专家在苏军中人数极少”为由拒派以下专家：负责特种技术的科委专家组组长、火箭武器各系统弹道空气动力和牢固度计算专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反应堆的物理热工专家、五院导弹控制系统的模拟技术专家、五院微波参数放大器和分子放大器专家。6月，苏方拒绝了哈军工关于延聘专家和改派地面发射装置设计专家的要求，说“要操纵、结构的可以派，要设计的没有”。[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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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已经在华工作的专家加强了管制，禁止他们提供较新的和关键性的资料和建议。1959年12月21日，一份交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中苏科技交流中涉及的秘密研究领域的问题，认为那些“参与秘密工作的重要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被派遣到国外去工作”后，常常违反苏联的保密制度。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0年1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建议，“为确保在苏联科学家和高校工作人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保守国家机密”，应专门做出一个决议。于是，2月25日安德罗波夫、苏共科学和大中学部部长基里林以及国防工业部部长谢尔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在苏联科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确保保守国家机密》的决议文稿，并于3月16日在书记处会议上得到通过。决议规定，“要严格遵守所确定的了解秘密和绝密材料的程序，不要让外国专家了解超出事先所达成的协议范围的秘密材料，以及现有的关于准许接触秘密工作的保障措施”。[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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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对华核援助态度的变化，聂荣臻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苏方执行协定的态度，1958年下半年以前还是较好的，一般能按协定条文办事，具体工作部门和办事人员还是积极热情、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1958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严，步步卡紧。协定已定的问题，往往节外生枝，寻找借口，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推说由两国政府重行商谈，但一经我政府正式提出，则又一声不吭、置之不理。对我多次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的项目、提前交付的设备，也拒不支持。协定中没有做具体规定的问题，即强调条文文字，根本不予以考虑。总之，苏方的态度是：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和拒绝；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的就卡得越紧；聘请仿制专家比较容易，聘请基建设计专家则较困难，聘请科学研究专家干脆拒绝。”[152]1960年6月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突然全部回国，随后便停止了研究设备和六氟化铀的供应。[153]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其中6人是主任工程师）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也突然撤走。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专家以后，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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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确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研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短期难以全部估计的严重损失。按照中苏协定，苏方应援助中方建设的核工业项目共30个。据1960年9月的统计，全部建成的项目只有7个。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项目16个，但其中有些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上还有存疑，图纸出现差错的也不少。其余14个未完成工程设计的项目，中方设计人员未能掌握其核心技术，大多数不得不从头开始设计。在设备供应方面，有13项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6项只供应了少部分（其中一般设备多，关键设备少，有些尚未配套），1项完全没有供给。由于有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能力，迫使中方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和生产。总的说来，由于苏方撤走专家，中断工程设计，停止供应设备材料，使正在建设中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苏方毁约停援，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的时间。[155]尽管如此，客观地讲，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核工业基础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还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应该说，苏联在1960年停止提供技术、设备和撤退专家的举动，可以减慢但已经无法阻止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步伐了。当然，后来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和迅速进展，关键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奋发图强的决心、中国经济体制集中使用资源的优势以及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一点，毛泽东在接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报告时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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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学术界对这几个事件，特别是台海危机，非常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比较重要的专门研究，可参见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年）》；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苏格：《炮击金门的决策及其影响》，《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辑（1998年6月）；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宫力：《两次台海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第36～75页；赵学功：《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牛军：《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不过，这些论著讨论的内容都是中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从中苏关系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很少见，笔者只看过美国学者盛慕真用精神分析法进行探究的文章。见Michael M. Sheng，“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Modern China，Vol.34，No.4，Octo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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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学者克雷默引证捷克斯洛伐克档案文献说明了这一点，见Mark Kramer，“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1955-1964，”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he Cold War in Asia，Hong Gong，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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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日报》195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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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k Kramer，“The War 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1955～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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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9～1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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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с.332-333；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395～397页。《阿尔希波夫的回忆》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只是谈话的时间阿尔希波夫的记忆误为1958年夏天了。查那次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所有谈话，均无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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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此，彭德怀告诉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有些问题正在讨论中，有些是苏方的想法，也有些是猜测。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6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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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外档，109-01097-10，第150～155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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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21～122页。1月16日苏联外交部已向中国使馆透露了这一建议。见外档，109-01813-01，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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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外档，109-01813-01，第3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925～29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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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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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Yuri Smirnov and Vladisla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WIHP Bulletin，Issues 4，199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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