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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以后，苏联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报道有了明显增加，大量发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公众对中国支持的言论。[111]18日安东诺夫交来另一封语气更加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共中央对此十分满意（只改动了两处用词），认为它是一份“非常好的和鼓舞人心的文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信件的全文。[112]对于苏联的做法，就连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都认为，“不论这些声明中宣传的成分有多少”，“目前的危机已使苏联在台湾问题上做了最强硬的支持共产党中国的表态”。“北平似乎并没打算在台湾问题上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立场无疑较以前得到苏联更多的支持”。[113]美国人显然被表面现象蒙蔽了。实际上，中国的强硬态度只是为迫使蒋军撤离金门所做的最后努力，而苏联政府在表示对中国支持的同时，还另有一番考虑。中苏同仇敌忾的外表，掩盖了他们内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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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接见中国大使刘晓，除对台海紧张局势表示不安外，还提出一个建议：为打破美蒋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优势，苏联打算向这一地区派遣一支空军部队，帮助中国制止美蒋的侵略阴谋。周恩来召集众人商议后于23日致函毛泽东，拟对苏联的建议表示欢迎，只是图-16轰炸机何时进驻及指挥权问题，还需双方另行商定。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中苏合作采取何种形式为妥，苏联空军是以志愿军、雇佣军还是正规军的形式参战？几天以后，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回信，婉言谢绝了苏联的建议。[114]10月4日赫鲁晓夫又来信，提出向中国提供导弹部队问题。毛泽东考虑的方针是：“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115]赫鲁晓夫的建议并非只是说说而已，9月25日苏联军方报纸报道说：我们的战士已经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即可提供援助消灭侵略者。[116]但在中国人看来，莫斯科似乎是不怀好意。事隔两个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苏联要派导弹部队和空军到福建前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他们说这些部队要由他们自己指挥。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的沿海，控制福建，就像美军驻扎在台湾一样，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们。[117]刘晓在回忆中说得比较客气，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想把台湾问题纳入苏美争霸全球的战略范围，以改变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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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的拒绝令赫鲁晓夫十分不满，他后来抱怨说：战役开始前，中国人要我们提供武器援助和空中掩护，后来我们打算派航空师去，他们反应却非常激烈，暗示这个建议使他们受到了侮辱和伤害，他们不需要这种援助。其实我们除了想帮助朋友加兄弟外，没有别的目的。[119]炮击金门前十几天，周恩来确实致函赫鲁晓夫，说台湾已经向美国要求供应F-100型超音速战斗机，因此急需苏联提供米格-19C型歼击机30架、C-5型导弹32000发等武器装备，并要求一个月内运到中国。[120]苏联的建议大概就是针对这件事提出的。中国拒绝了苏联空军和导弹部队的援助后，米格-19飞机和导弹于10月份运抵中国。[121]不久，苏联又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提前试制图-16轰炸机的要求，同意向中国发放制造许可证。[122]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按照中国的要求提供了援助。[123]不过，从苏联两次主动要求派苏联部队参战的情况看，莫斯科未必没有自己的考虑，至少莫斯科希望把控制危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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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援助的方式有不同意见，中苏在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消除危机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分歧。中国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苏联却反复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在9月7日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对周恩来一天前提到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倡议表态，却暗示可以召开多国会议，通过“共同努力”消除远东危机。葛罗米柯18日在联大的发言，也完全没有提及业已开始的中美会谈。而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中，只是在谈到“没有积极成果”时，才提到这次会谈。[124]17日《人民日报》以《各国舆论注视中美会谈》为题的报道，提到了华沙、开罗、雅加达、仰光。在这串名单中，引人注意的是没有莫斯科。[125]中国政府一向认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希望在国际范围进行讨论。18日，外交部转发了中联部的一个通知，其中特别提到，关于台湾问题，“防止向联合国呼吁，如有人提出，中国绝不接受；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中国内政”。[126]外交部长陈毅20日发表声明，借批评美国公开表达了这种意愿：“中国政府对于正在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寄予希望的，杜勒斯却扬言要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提交联合国。而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是被无理剥夺了的，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对于中美谈判究竟有多少诚意。”[127]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为了在苏联的参与下尽快消除危机，还是决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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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10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并委托苏联使馆通知中国，苏联政府将给各国首脑发信，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苏联政府还打算就此事与联大主席联系，希望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理解和支持。[128]安东诺夫于当天向周恩来递交了苏联政府的新建议，周则详细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核心意思就是：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海问题，并坚持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129]28日，副外长张闻天起草了给苏联的书面答复，说明中国不怕事情拖下去，认为“苏联除公开表示支持我国以外，似乎不必忙于提出什么具体建议，对于各方面希望苏联出面斡旋的要求，也应该表示不急”。至于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现在提出还为时过早，其内容也还值得研究。[130]未等中国政府做出答复，30日安东诺夫又送来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的第三封信，主要内容就是建议召开十国首脑会议。周恩来当时就再次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初步看法，请他转告赫鲁晓夫。[131]10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安东诺夫详细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7天，此外还建议同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至于莫斯科的建议，周恩来明确说，苏联政府不应发出第三封信和提出召开十国会议，最好还是继续要求美国撤军。安东诺夫提醒说，赫鲁晓夫信件的基本思想是避免爆发大战，特别是原子战争。周恩来则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了。[132]苏联不得不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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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估计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这时已经决定放弃收复金、马的初衷。[133]10月6日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便渐渐趋于缓和了。但此时中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响尾蛇导弹事件。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5枚美国最新研制的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坠地而未爆炸。中国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将导弹的部分残骸作为美国的罪证在北京展出。[134]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正在研制空对空导弹的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并提出把导弹残骸送往苏联进行研究。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一再拖延。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自动导向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伤害了我们的感情。[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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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台海危机从爆发到消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出现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在确定基本方针时，苏联主张缓和，而中国强调紧张；第二，在协调双方的具体措施时，苏联主张一致行动，而中国强调“自行其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者，苏联有义务承担保卫各国安全的责任，何况还有中苏同盟条约作为法律依据。所以，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但是当美国进行核讹诈时，苏联必须出面反击，当中国需要援助时，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从这一点讲，赫鲁晓夫参与解决危机的意图，与其说是要控制中国，不如说是要控制局势，是希望事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更没有忘记在危机中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抗美国、稳定局势，但恰恰是这次危机损害了这种作用的发挥，也给中苏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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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台海危机给赫鲁晓夫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这一点由于危机期间出现的核恐吓及核保护问题而显得尤为尖锐。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终于做出了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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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赫鲁晓夫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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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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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在台海危机期间的种种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了。尽管苏联两次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但是赫鲁晓夫这样做，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之意，其逻辑的结果也预示了苏联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此外，据阿尔希波夫的回忆，中国对苏联禁止核试验及防止核扩散方针的不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8年苏联要求中国支持苏联提出的禁止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倡议，中国一直未予答复。1959年苏联又询问中国对不扩散核武器的态度，中方的回答是：我们期待着苏联履行双方关于原子能工业及为生产“最终产品”供应相关设备的协议。[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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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苏联做出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决定，如同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援助一样，赫鲁晓夫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37]1958年4月24日，赫鲁晓夫亲笔写信给周恩来说，关于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和样品的问题，苏联政府已委托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具体办理，最近期间内即可提供。[138]但台海危机后，赫鲁晓夫有些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核援助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在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赫鲁晓夫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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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定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即样品）和图纸资料。苏联先是要求必须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仓库盖好后，苏联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起运的命令。[140]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早在半年前就装在2～3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事情一直拖到1959年年中，在中方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一再催问下，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丘林直接给苏共中央挂了电话。[141]最后，赫鲁晓夫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暂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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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并于6月26日交给周恩来。信中首先介绍了苏联与西方就禁止核试验举行的日内瓦会谈的情况，随后指出：“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争取禁止核试验的努力获得成功，而且事情也正在向着有可能签订普遍永久禁止核试验的协定的方向发展。”而就在此时，中方提出“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的要求，“如果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那么它们就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苏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将苏联专家的力量集中在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工业（包括生产裂变物质）上，这将成为生产核武器的基础”，而“中国要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需要两年”，到那时“才需要成批生产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苏共中央来信最后表示：“如果，我们终于能够签订普遍永久禁止试验核弹头的协定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武器的试验，就会使西方国家有理由废除禁止试验的协定，宣布苏联破坏了这个协定。”此外，“一旦发生战争的话，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143]尽管摆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尽管采取了拐弯抹角的说法，但苏共中央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的：暂时不能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两年以后再说；如果那时签订了普遍和永久禁止核试验协定，中国就不要制造原子弹了；作为替代，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一切又回到了1954年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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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使中国领导人十分气愤，同时也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后来，中国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名为“596”工程，充分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对苏联的“义愤之情”。[144]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45]周恩来还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为此，二机部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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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苏联在国防技术援助方面态度的变化，中国有关机构不得不抓紧时机，坚持要求苏联方面执行已经签订的其他合同。1959年9月23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政府按照协定在1960年内向中国供应总值约为1.65亿卢布的国防新技术装备物资和试制这些装备所需要的原材料、样品以及有关技术资料。[147]12月29日，聂荣臻同陈毅联名致电刘晓大使，要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在1960年内，请苏联政府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1）按照1957年10月15日协定，供应两种新型号导弹及全套技术资料。（2）派遣必要数量的苏联专家来华，在试制这两种导弹方面提供技术援助。（3）按材料清单成套供应试制这两种导弹用的全套零部件和原材料，以及试制所需的专用设备。1960年1月4日，中国要求苏联按协议规定，尽快提出援建“航空及火箭科学研究院”的换文草案，并派遣选址专家小组来华。1月20日，聂荣臻请求延长25名导弹试验靶场专家的工作期限并增聘8名苏联军事专家，3月28日又要求供应两发8Ж38火箭和进行点火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派遣9名专家帮助训练操作人员和进行实弹射击的技术指导工作。[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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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冷淡，特别是在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以后，苏联的方针渐渐确定下来。据1960年2月中国使馆的一份报告，苏联对中国有关核武器方面的一切要求，都做出了明显拖延或拒绝的反应。[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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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减少专家（特别是尖端技术专家）的派遣。作为对1959年11月和1960年1月中国两次要求增派38名军事专家的回答，苏联只同意派遣26名，而其他不予派遣的12名专家都是有关尖端技术方面的：核武器专家3名（核燃料、光辐射理论和基础物理、测量穿透辐射参数的电子物理仪器）、各型导弹控制系统设计专家5名、导弹控制电用计算机和设计专家2名、遥测设计专家2名。对于答应派遣的26名专家，则一直拖延，最后也没派来。3月2日，苏联国防部通知中国，关于导弹试验靶场的专家聘用问题，建议缩短延聘期限和减少增聘人数。4月，苏方违反上年8月已达成的协议，以“某些专家在苏军中人数极少”为由拒派以下专家：负责特种技术的科委专家组组长、火箭武器各系统弹道空气动力和牢固度计算专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反应堆的物理热工专家、五院导弹控制系统的模拟技术专家、五院微波参数放大器和分子放大器专家。6月，苏方拒绝了哈军工关于延聘专家和改派地面发射装置设计专家的要求，说“要操纵、结构的可以派，要设计的没有”。[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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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已经在华工作的专家加强了管制，禁止他们提供较新的和关键性的资料和建议。1959年12月21日，一份交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中苏科技交流中涉及的秘密研究领域的问题，认为那些“参与秘密工作的重要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被派遣到国外去工作”后，常常违反苏联的保密制度。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0年1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建议，“为确保在苏联科学家和高校工作人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保守国家机密”，应专门做出一个决议。于是，2月25日安德罗波夫、苏共科学和大中学部部长基里林以及国防工业部部长谢尔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在苏联科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确保保守国家机密》的决议文稿，并于3月16日在书记处会议上得到通过。决议规定，“要严格遵守所确定的了解秘密和绝密材料的程序，不要让外国专家了解超出事先所达成的协议范围的秘密材料，以及现有的关于准许接触秘密工作的保障措施”。[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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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对华核援助态度的变化，聂荣臻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苏方执行协定的态度，1958年下半年以前还是较好的，一般能按协定条文办事，具体工作部门和办事人员还是积极热情、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1958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严，步步卡紧。协定已定的问题，往往节外生枝，寻找借口，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推说由两国政府重行商谈，但一经我政府正式提出，则又一声不吭、置之不理。对我多次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的项目、提前交付的设备，也拒不支持。协定中没有做具体规定的问题，即强调条文文字，根本不予以考虑。总之，苏方的态度是：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和拒绝；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的就卡得越紧；聘请仿制专家比较容易，聘请基建设计专家则较困难，聘请科学研究专家干脆拒绝。”[152]1960年6月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突然全部回国，随后便停止了研究设备和六氟化铀的供应。[153]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其中6人是主任工程师）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也突然撤走。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专家以后，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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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确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研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短期难以全部估计的严重损失。按照中苏协定，苏方应援助中方建设的核工业项目共30个。据1960年9月的统计，全部建成的项目只有7个。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项目16个，但其中有些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上还有存疑，图纸出现差错的也不少。其余14个未完成工程设计的项目，中方设计人员未能掌握其核心技术，大多数不得不从头开始设计。在设备供应方面，有13项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6项只供应了少部分（其中一般设备多，关键设备少，有些尚未配套），1项完全没有供给。由于有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能力，迫使中方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和生产。总的说来，由于苏方撤走专家，中断工程设计，停止供应设备材料，使正在建设中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苏方毁约停援，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的时间。[155]尽管如此，客观地讲，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核工业基础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还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应该说，苏联在1960年停止提供技术、设备和撤退专家的举动，可以减慢但已经无法阻止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步伐了。当然，后来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和迅速进展，关键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奋发图强的决心、中国经济体制集中使用资源的优势以及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一点，毛泽东在接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报告时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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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学术界对这几个事件，特别是台海危机，非常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比较重要的专门研究，可参见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年）》；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苏格：《炮击金门的决策及其影响》，《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辑（1998年6月）；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宫力：《两次台海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第36～75页；赵学功：《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牛军：《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不过，这些论著讨论的内容都是中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从中苏关系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很少见，笔者只看过美国学者盛慕真用精神分析法进行探究的文章。见Michael M. Sheng，“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Modern China，Vol.34，No.4，Octo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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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学者克雷默引证捷克斯洛伐克档案文献说明了这一点，见Mark Kramer，“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1955-1964，”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he Cold War in Asia，Hong Gong，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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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日报》195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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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k Kramer，“The War 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1955～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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