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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停战以后，中印关系迅速发展起来。通过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换文，还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以后，苏联与印度也开始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印度似乎已经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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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59年发生的西藏风波却使中印关系骤然紧张起来。1958年春天，四川省康巴地区部分藏民反对改革，并发动叛乱。叛乱分子和难民大批涌向西藏，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1959年初，西藏地区出现了混乱局面，叛乱分子截断公路，积极同国外建立联系，其中包括同留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取得联系，并号召成立西藏独立国。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物不仅没有积极应对危机，反而与叛乱者暗中往来。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武装暴动，叛乱者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17日达赖喇嘛出走。19日夜间，叛乱者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20日上午10时，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平叛，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23日，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周恩来28日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人民解放军部队于4月8日由拉萨挥师南下，至21日晨，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匪，完全控制了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所有边境要点。到11月，叛乱的主要力量被歼灭，西藏全境基本稳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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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令发布和达赖进入印度以后，印度政府的做法开始引起中国的反感。3月30日，尼赫鲁发表讲话，表示“同情西藏人民”，否认噶伦堡是叛乱指挥中心。31日尼赫鲁接见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团。[3]4月3日印度通知中国使馆，达赖已于3月31日抵达中印边界，并事前要求印度准予政治避难。印度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尼赫鲁还在人民院宣布，达赖在印度期间将得到受尊敬的待遇。[4]4月5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达赖是自己来到印度的，在印度不会进行政治活动；又说，印度“深切关心西藏的自治和允许西藏以其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治”。9日尼赫鲁谈西藏问题三原则：保护印度的边界和安全；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保持西藏自治。在13日的一次集会讲演中，尼赫鲁指责中国没有遵守给予西藏自治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18日，达赖一行到达印度政府为其提供的住地，印度外交部向记者散发了用英文写作的“达赖喇嘛声明”。声明说：“西藏人一向有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1951年“十七条协议”也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的。声明还称：“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的。”24日，尼赫鲁到穆索里单独会见达赖，并与其长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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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击。4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要求《人民日报》写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毛泽东指出，现在英国、美国、印度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6]18日印度官员散发达赖声明，毛泽东在第二天指示：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22日，毛又指出：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7]25日，起草社论的胡乔木对吴冷西讲：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能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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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不仅引起了印度的恐慌，也让苏联感到突然。直到1958年底苏联外交部南亚司仍然认为，“印度对华政策是印度全盘外交政策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印度和中国在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的方法和态度上存在着分歧，但这并没有对两国的合作造成严重阻碍”。[9]西藏问题初起，苏联一方面公开支持平定西藏叛乱，一方面表示非常关心，希望知道中方的态度，还劝告不要让达赖跑掉，以免引起后患。[10]得知“中国朋友们打算暂不公布他们掌握的印度干预西藏事件的事实”，目前主要任务是中立和争取印度后，莫斯科稍有放心。3月31日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在对事实的描述和结论方面，与中国的说法基本一致。[11]但自中国开展针对印度的宣传攻势后，苏联的态度有所变化。虽然在西藏问题上继续支持和配合中国，但是凡涉及印度的问题，则一概保持沉默。如谈到叛乱的原因时，从不摘引有关“外国反对派”的字样，有关达赖的消息也很少报道。对此，苏联外交部解释说，把叛乱镇压下去就算了，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宣传，以免影响中印关系。[12]苏共中央确定的原则是：“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但不要恶化与尼赫鲁的关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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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与印度的关系，防止尼赫鲁倒向帝国主义方面，苏联在此期间极力向印度示好：提供15亿卢布贷款；帮助建设一系列重要企业；外交、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以至于中国驻苏使馆认为，苏联的这些做法与中国对印度的步调“甚不调和”。[14]另一方面，苏联也开始劝导中国人。5月4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对来访的张闻天说，最近尼赫鲁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似乎比较清醒了，并暗示说，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应无端地使中印关系趋向尖锐。言语中透露了莫斯科的考虑：担心中印关系紧张不利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15]5月6日，苏驻印文化参赞向中方转述了印度官方私下表示的立场，说印方的担心如下：西藏自治地位的丧失使其不能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印度就边界问题一再提出向中国提出意见，而中国迄今没有明确表示；印藏贸易将断绝并直接影响印度经济；尼赫鲁要求访问西藏，中国开始没有表示，后来加以拒绝。印方希望苏联能为消除中印误会和改善中印关系做些事情。[16]5月8日尤金向陈毅外长递交了一些有关印度想要平息冲突的情报材料，并说，尼赫鲁的处境很困难，由于受到国内外的压力，他是动摇的，但也在设法找出路。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分歧加深，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首先是被美帝国主义加以利用。陈毅表示感谢，并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主要是争取达赖，争取尼赫鲁，孤立叛国集团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但是不批评不行，反华行动会越闹越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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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下旬，苏联驻印大使告诉中方，印度政府为避免发生尖锐冲突，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使馆还转述了一位接近尼赫鲁的议员的话：“整个西藏问题正在消失中”。[18]然而，就在莫斯科感到冲突即将过去时，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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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给印度政府带来的只是麻烦，而真正令其不安和恐慌的是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1700余公里未定的边界线。印度独立以后，坚持认为1914年英国殖民者单方提出的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部边界线。新中国政府成立后曾表示，尽管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均未承认过麦线，但中国方面不会越过此线，并愿在此基础上商谈和确定中印东部边界线。由于这一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故双方虽主张不合，却也未发生实际争端。从中方来看，除少数地区（如山南）有藏军驻守外，边界地带实际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1959年4月，追剿叛匪的中国军队进驻山南边防要地，在完成剿匪任务的同时封锁边境，控制了麦线以北的边界地区，但从未越线南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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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局势动荡引起了印度的担心，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提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争议问题。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回信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建议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目前应维持现状。3月23日尼赫鲁再函，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这条线是在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由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三方划定的。[20]中方在内部讨论时提出，中印边界问题近来争议较多，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1959年边界工作任务是为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做好准备。除对争议地区进行必要的交涉，加强边防，防止新的侵占外，必须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全面部署和大力加强边界的调查和勘察工作，并分别拟出解决方案。中印边界是重点，鉴于一时尚难勘察完毕，无法很快提出一个系统详尽的解决方案，应先就目前几个争执地点进行调查研究，拟出谈判方案，以应需要。[21]然而，未等中方答复，印度便开始单方面行动。4月印度军队在东段边界向北推进，并越过麦线建立边境哨卡。5月5日，周恩来于昆明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建议令“西藏和南疆军区抓紧目前时机和气候条件，在我国边境线上比如在数公里以内控制有利地形，先机增设哨所，但在增设哨所以后，责成部队仍继续停止巡逻。如印军入侵，我当劝其撤走，避免武装冲突”。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8月9日印军再次越线建卡，占据了朗久地区一个叫马及墩的小村子。25日，中国军队行至马及墩，与印军遭遇，随即发生枪战。双方战斗约1小时，印军被击毙2人后退回朗久，8月27日又撤出朗久，退往麦线以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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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久事件发生后，印度再次掀起反华高潮，在政治、外交、舆论等多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中方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尼赫鲁改变了过去的温和态度，数次在人民院和联邦院指责中国“侵入”印度东北边境地区是一种“明显的侵略事件”，中国没有实现其对缅甸和印度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保证，并强调只有接受麦线才可能进行边界谈判。8月31日，人民党议员辛格呼吁印度政府派飞机轰炸中国修建的穿越拉达克东部地区的公路。9月4日，拉达克大喇嘛巴库拉要求政府立即“采取反侵略措施”。印度各大报纸更是推波助澜，不仅谴责中国对印度的“侵略”，而且挑拨中国与不丹和锡金的关系，声称印度有责任保证其保护国的安全。很多报纸攻击中国发动“冷战”，“加剧国际紧张局势”。[23]西方报纸也纷纷指责中国军队侵犯印度领土，并威胁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安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积极策划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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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上喧嚣的反华浪潮，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印关系问题。会议的结论是：第一，中印边界从来没有划定，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第二，这次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是印度军队越过麦线侵占中国领土引起的，而不是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第三，中国建议维持现状，双方按兵不动，准备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25]第二天，章汉夫副外长向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介绍了中印边界情况和中国的立场。[26]1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做报告，着重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报告说，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边界纠纷，掀起新的反华运动，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友好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27]对于印度和西方的反华叫嚣，毛泽东早有准备，并不感到棘手，而让中共感到意外和非常不满的是，莫斯科竟然宣布中立，甚至也对中国提出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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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边界冲突情况及中方的看法。[28]9月6日，外交部正式向苏联使馆通报情况，并告知：中国政府将要发布文件和材料，说明这次冲突的真相和中印边界状况。[29]8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将恶化印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导致印度改变对外政策，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苏美首脑互访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30]9日上午，安东诺夫又向陈毅面交了一份塔斯社声明的文稿，并说该声明将在10日发表。声明的矛头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报纸”的，指责最近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喧嚣是为了离间中印关系，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特别是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扰乱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互访。在强调苏联与中国的“兄弟友谊”及同印度的“友好合作”后，声明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希望中印两国政府会考虑到双方利益而“解决所产生的误会”。陈毅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意见已经在几天前告诉苏方，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并指出中印边界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当天下午6时20分（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0分），中国电台广播了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随后，章汉夫向苏联使馆递交了周信的副本，并转告陈毅的意见：希望苏联能注意到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停止发表塔斯社声明。然而，莫斯科时间当晚7时，苏联还是按照原稿播发了塔斯社声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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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塔斯社声明10日见报的同时，中国按照既定部署，于10～12日开始刊出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印度及西方发动反华浪潮的情况和中印两国政府的文件，并于11日在《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刊登了塔斯社声明。[32]苏联则继续搞平衡政策：12日和13日各大报同时摘要刊登了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重要文件，中国的文件在前，字数稍多，一般都不加标题，或标以“消除紧张”、“用友好方式消除误解”等字样。与此同时，12日赫鲁晓夫接见了印度驻苏大使，13日发表了关于苏联贷款15亿卢布给印度的协定公报。中国驻苏使馆的看法是：边界事件发生后，苏联的态度更加“暧昧不明”；声明虽以“兄弟”和“朋友”的称呼表明了苏联与中、印关系的区别，但对其间的是非问题没有表态，“缺乏鲜明的原则立场”；苏联既要支持中国，“又深怕得罪印度”，“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苏美首脑会见在即，苏联为创造和缓气氛，希望大事化小，避免再生枝节。[33]中共中央对莫斯科的表现极为不满，在9月13日给苏共中央的回信中，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责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陈毅在转交这封信时说：“声明对中国非常不利”，而在印度、美国和英国，许多人非常高兴并欢迎这份声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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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采取中立态度，也主要是处于策略的考虑。据悉，美国政府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并问他需要多大援助。[35]印度国内局势的确很不稳定，尼赫鲁受到四面攻击，“早已招架不住，步步退让”。[36]此外，如印共总书记高士所说，“印中关系恶化对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敌人把共产党员称为“第五纵队”，人们在选举中不再投印共的票。[37]因此苏方认为，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绝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38]应该说，莫斯科采取中立态度，至少在此时还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本质上，正如赫鲁晓夫自己所说，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归根结底还是倾向中国的。当时驻苏使馆看到塔斯社的声明，也有类似感觉。[39]何况，如前所述，在中印冲突期间，苏联一直向中方提供情报。即使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责信后，也还在一段时间内坚持这种做法。[40]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后来写的备忘录道出了莫斯科的真实看法：“边境冲突由印度人引起，但中国朋友在处理问题时缺乏灵活性”。[41]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是很平常的做法。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也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无论是开战、停战，还是在整个和谈进程中，苏联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扮演了中立者和调停人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相当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苏联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在于中苏之间确实存在着分歧，特别是这种分歧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印冲突的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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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分歧是处理与尼赫鲁关系的方针。对于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看法，中苏领导人之间没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也曾多次讲，尼赫鲁“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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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在于如何对待“中间派”。中国领导人认为，“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对尼赫鲁的政策是“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43]而在中国人眼里，莫斯科过高估计了印度在国际斗争中的作用，生怕得罪尼赫鲁，“唯恐‘触犯’印度”。[44]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45]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批判尼赫鲁的错误立场，苏联采取容忍的态度，就是丧失了原则。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没有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明显袒护资本主义的印度，就是丧失了立场。从中国使馆和外交部的分析看，中国人未必不理解莫斯科的两难处境，只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了苏联的短处，而这些指责又是可以理直气壮拿到桌面上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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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的分歧是对待美苏首脑会晤的态度。苏联一直坚持的看法是：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加强，西方统治集团的某些阶层对国际争端采取了较现实的态度，这是一种新的趋势。美苏首脑互访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事件”。“苏美关系如果稳定地进入和平共处的轨道，将对整个国际局势发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世界和平也将更加得到巩固”。[46]莫斯科及时向北京通报了赫鲁晓夫访美的有关情况，赫鲁晓夫还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并送交了美苏首脑往来信件，而中国对此也公开表示赞同。[47]其实，苏联人看得很清楚，中国的表态都是表面上的。例如，8月5日《人民日报》就美苏领导人即将互访的消息发表社论，表示欢迎，但也谈道：“美国政府究竟具有多大诚意……还有待于今后的实际行动”。[48]莫斯科也不会不注意到，9月17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赫鲁晓夫头天到达华盛顿的消息和祝贺文章《苏联和平外交的新胜利》，而在第6版则刊出了两篇与此气氛极不协调的报道：“联大第十四届会议开幕，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仍准备在会上搞‘冷战’”；“美国竟一口拒绝苏联建议，硬说不必要召集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开会”。这不啻在贬低美苏首脑会谈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内部讨论时的确认为，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6月20日），并就中印冲突发表中立性的声明，都是为了“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这“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49]但是这种考虑和判断很难向莫斯科明言，而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做法，在公开场合又只能表示支持。毛泽东真正感到无法容忍的是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却又难以启齿，只能拿苏联的中立声明当作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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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访美之后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大典。当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兴高采烈地走下飞机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中国领导人的“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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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激烈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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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就对赫鲁晓夫不满了，但是一直没有爆发出来。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尽管苏联在中印冲突期间扮演了和事老的角色，但毛泽东并没有为此动气。在9月11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强调，现在应该跟苏联讲团结，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50]但是，赫鲁晓夫在华盛顿的一通表演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最看不惯的就是赫鲁晓夫对美国那种奴颜婢膝的样子，赫鲁晓夫在那里越是得意地表演，毛泽东就越是生气：这不仅在全世界面前给共产党人丢脸，而且完全把中国拋除在国际事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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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美国四处演说，一路风光。对于这次访问的效果，他充满信心，并在9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指出，目前已经具备国际关系向好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完全消灭冷战的必要条件。《真理报》也评论说：赫鲁晓夫访美意义重大，苏美关系晴雨表初报晴天。[51]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皮洛夫回忆说，当时赫鲁晓夫真诚地相信，苏美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他仅跑了一趟美国，就“把一切都摆平了”。[52]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莫斯科，又带着胜利者的心情来到北京。岂知，迎接他的却是另一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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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机场上没有苏联老大哥以往常见的热烈的群众欢迎队伍，也没有听到人们熟悉的歌曲《莫斯科—北京》。苏联人感受到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和政府官员彬彬有礼而远非亲切热情的接待，这同几天前赫鲁晓夫访美之行的礼遇不啻天壤之别。[53]本来中方没有在机场安排欢迎仪式，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准备致欢迎词。但赫鲁晓夫临时通知中方，他要在机场讲话。由于事情匆忙，准备不及，赫鲁晓夫讲话刚开始，扩音设备就出了故障。赫鲁晓夫不得不一再提高嗓门，讲完了他那长达15分钟的讲话，而毛泽东则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望着远方。赫鲁晓夫的秘书当场就表示，这是故意怠慢苏联领导人。[54]无论中方是否有意为之，客人讲话的内容是主人不愿听到的：“美国之行和在那里进行的会谈是有益的，无疑应当导致苏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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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出席了盛大的国庆宴会。中方事先看到了赫鲁晓夫的讲演稿，并发现其中有影射中国领导人的内容。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临时决定原来准备由他本人发表的致辞，改由周恩来代念。[56]赫鲁晓夫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果然有许多让毛泽东听来极不舒服的内容：“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现在问题是这样：或者和平共处，或者进行战争而遭到毁灭性的后果。”特别是下面这句：“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57]听了这些话，毛泽东焉能不怒？！第二天的会见更引起毛泽东的不快。10月1日早晨，赫鲁晓夫到中南海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准备根据中苏同盟条约像保卫自己一样保卫中国。毛泽东坚持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大国，需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用来自卫。赫鲁晓夫提出这个话题，显然是为了解释苏联6月20日来信的决定。对此，毛泽东不便发作，只好说：帮不帮由你们考虑决定，技术上能帮我们一下更好，不帮也没什么关系。接着，毛泽东从另一个方面对赫鲁晓夫提出了责难。毛指出，苏共二十大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未必合理，“就算你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问题，但斯大林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中国革命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的问题不应由单方面决定，而应共同决定”。赫鲁晓夫立刻激动起来，马上反驳说：“斯大林个人崇拜是民族现象，是在我们国家形成的，我们应该做出评价”。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批判斯大林的决定是轻率的、主观主义的”。会见不欢而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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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和谐的气氛到第三天终于演变成一场暴风骤雨。10月2日，赫鲁晓夫带着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进行正式会谈。[59]会谈一开始就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毛泽东最不愿听的话题。在请译员口头翻译了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节录后，赫说：“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一个思想是，台湾问题不能永远消除，但可以推迟解决。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中心思想是：不要有战争。我们不想那里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毛立即应对：“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毛把台海危机的责任推到了美国人身上，因为是他们“试图中断谈判”。赫解释说，美国人认为谈判一直没有结果，“中国人甚至不愿意释放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赫鲁晓夫提议，或者驱逐出境，或者用来交换，总之，“最好释放你们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毛泽东（面带愠色）回答：“当然，放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就是不放美国人，要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放。”赫不高兴地说：“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这个问题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毛反唇相讥：“这就是说，它搞乱了美国人的生活。”赫鲁晓夫也不示弱：“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内部讲，“我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但对外界只能说“我们将支持中国”。结果，美国就会宣布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战争气氛。毛厉声质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像美国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赫毫不退让：“我们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建议，但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他接着指责中国在炮击金门前未同苏联沟通，而“盟国之间在所有问题上交换看法是正常的”，又抱怨对中国的台湾政策完全不能理解。随后，毛与赫为此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只好宣布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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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重新开始后，赫鲁晓夫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中印冲突的问题上，指责中国的做法使尼赫鲁“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又断言“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毛立即插话：“尼赫鲁也说，发生西藏事件是我们的错”，接着把矛头指向了塔斯社声明。赫鲁晓夫有些发火了：“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赫继续批评中国，认为放走达赖喇嘛就是一个错误，这给印度制造了麻烦。尽管毛泽东做了解释，赫鲁晓夫仍然肯定地说：“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毛泽东针锋相对：“不对，是尼赫鲁的错。”赫鲁晓夫转而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时开枪打死了人。毛泽东立即反驳说，是印度人越过边界并首先开枪。周恩来质问：“你们更相信哪一方的材料，我们的，还是印度人的？”赫又把矛头对向陈毅说，作为外交部长，“他不应该信口开河”，并说：“我们贯彻的是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陈毅（非常气愤和恼怒地）说：“你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是更为坚定的，是更加正确的。”接着，周恩来、林彪、彭真相继发言，与赫鲁晓夫展开辩论。赫鲁晓夫愤怒地嚷道：“我们在这里只有3个人，你们有9个，不停地讲着同样的事。我认为这样也没有用处。我仅想表述我们的立场。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这时，毛泽东出来打圆场，赫鲁晓夫却不松口，又埋怨中国没有及时通报情况，周恩来则指出苏联抢先发表塔斯社声明。苏斯洛夫也试图缓和气氛，说：“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可以不管这个问题了。”毛泽东（带有怒气地）追问：“温度降下来难道是由于你们的声明？”苏斯洛夫承认中国政府的决定也起了作用，赫鲁晓夫却又重提印度边防军人被击毙的事，会谈的空气立即再次紧张起来。周恩来、陈毅、朱德、彭真、王稼祥、林彪纷纷发言，指责苏联的声明，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则百般辩解，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又为中国的西藏政策展开辩论。会场上唇枪舌剑，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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