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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对于苏联方面来说，刘宁一曾明确表示不把中苏双方对会议总报告的分歧带到公开的会议上去，但是6月5日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党员负责人座谈会，发表不同于会议总报告的意见；尤其是在事先不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率先在大会上公开这种分歧，并且积极向其他工会代表、工会活动家进行鼓动、宣传，这种行为不啻是一次突然袭击。对此，彭真后来在与苏方会谈时就这次座谈会问题表示：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会议参加者的名单。米高扬当即就反驳说：你们邀请他们出席同志式的晚餐，而不是会议。他同时还指出：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国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特别的观点。你们不该这么做，这些问题应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央级的会议上进行讨论。[71]可以说，中国这次在国际组织会议上主动出击的方针，直接导致了此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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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6月初的被动与尴尬，赫鲁晓夫决定要把主动权重新抓回到自己的手里。于是，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72]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更为激烈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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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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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召开之前，6月2日苏共中央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导人发函，建议利用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方针交换意见”。对此，除中共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都表示同意。[73]这时的毛泽东已从U-2事件后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中看到了中共压力的作用，精神振奋的他很难按照苏共的部署行事，他要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进一步宣传推广中共的理论观点及方针政策，确立起中共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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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王庄约见康生等人讨论苏共的意见，提议改期在11月7日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理由为6月、7月我们有事，不能参加。如果苏方同意，中共则于8月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两党共同起草文件。[74]两天后，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6月2日来函。10日，他复函苏共中央说：收到你们6月2日和6月7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两个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并提出：在罗党三大召开时，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根据商谈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做任何决定。毛泽东随即正式建议：将社会主义阵营12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扩大为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共同讨论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像上次莫斯科会议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签署发表共同宣言。会议召开前成立起草委员会，准备宣言草案。[75]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历史似乎重演了当年毛泽东一再推迟1957年莫斯科会议召开时间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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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共中央在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党通报与中共商定的意见时，表示在布加勒斯特会晤时除不做出决定外，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的意见。各党对此均表示同意。[76]这实际就为以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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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没有6月初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苏共向中共意见靠拢之势，或许还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阶段，至少中苏两党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寻找到一个缩小分歧的结合点。但是，中共不仅要在国际共运政党的讲台上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且还要在世界国际组织的论坛上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前述中国方面在开辟第二战场时实际对苏联构成的突然袭击之势，改变了事态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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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会代表团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苏联的斗争“打翻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指挥棒”之后，中国方面即注意到了莫斯科的宣传攻势，对苏方可能进行报复这一点已有了思想准备。正在上海的毛泽东读到了一份报告，其通报说6月10日和12日，苏联报刊连续发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40周年的文章，这是当前新的重大动态。报告认为，这两篇文章标志着苏联要从前一时期的辩解转入对中国进行反击，企图缩小中共的影响。他们给中国戴上“现代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压一压与中国有共同点的其他兄弟党。苏联这样做意味着在一个时期内将会与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论争，也有可能出现露骨的公开批评，其目的就是要在其内部和外部，缩小我国纪念列宁诞辰的三篇文章的影响，弥补前一时期威信上的损失。[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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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参加罗党三大，其担负的使命就是对赫鲁晓夫进行劝说。所谓劝，即在于说服苏方修正自己的错误。途经莫斯科时，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等人与彭真举行了长达八九个小时的会谈。赫鲁晓夫的意图其实也是一个“劝”字，希望通过会谈，让中共承认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的错误，避免双方的争吵延续至布加勒斯特。由此，会谈开始后苏方首先提出的就是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问题，指出中国的措施极端危险，违背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苏方责问彭真等人：“你们怎么在寻找盟友反对苏共？”接着便又是提出时代、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等当代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总路线等中国内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等。中共代表团则除了做出回答外，重提斯大林、和平过渡等苏共二十大的有关问题。[78]两党的互相劝说变成一次交锋，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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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赫鲁晓夫看来，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当成共同纲领，认为它已清楚地回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而中共领导人却断言，在国际共运中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弄清楚，并以此为借口，试图推翻莫斯科会议两个宣言的重要原则，这就不仅是对苏共，而且是在同所有兄弟党相对抗了。[79]于是苏方表示，到布加勒斯特可以继续会谈，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负责人都在那边，可以利用此机会集体交谈一下。[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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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共代表团已明确估计到赫鲁晓夫有可能利用参加罗共三大的机会，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扩大争论，争取宣传与舆论优势。为了证实这种估计，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向苏共联络部等有关方面了解情况。摸底的结果表明，该部正在积极准备，并已通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苏共干部中也有要开兄弟党会议的传闻。代表团根据这些迹象判断，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开会的可能性很大，中共须按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由于这件事还需中央做最后判断和下决心，刘晓受命即日乘飞机回国，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请示应对方略。而中共中央考虑的结果则是：还得顶，无非毁灭。[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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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党三大开幕后的第二天，6月21日，赫鲁晓夫在大会发言中影射攻击中共，说：对于那些教条主义，“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82]苏共代表团并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或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分析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时发生的事件，对中共关于时代等国际问题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83]这就在兄弟党内部彻底公开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亮出了回击中共的架势。翌日，赫鲁晓夫试图做缓和与中共争执的最后一次努力，再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指出中共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展开的行动是派别活动；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但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苏共。面对赫鲁晓夫继续提出的一系列指责，中共代表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84]会谈成了双方的又一次激烈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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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发展至此，对于中共代表团来说，赫鲁晓夫要利用即将召开的兄弟党会议组织对中共的批判，已是必然之势。因此，客观地说，苏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对中共的反击，已不能算作突然袭击。出乎中共预料的实际只是绝大多数党的代表团支持苏共，并且跟随其攻击中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仅获得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明确维护。6月24～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称布加勒斯特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先后召开。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以及关于国际共运战略策略问题的错误观点。苏方承认，这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会上，各兄弟党意见一致。[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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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面对苏共代表团带头围攻的紧张气势，彭真以光荣孤立、舌战群儒的姿态奋力反击。在这场对中共的“同志式的帮助”中，[86]中苏两党可谓是短兵相接。在24日的会议上，当赫鲁晓夫谈及这次会议就是要看是谁脱离了莫斯科宣言，要“对对表”时，彭真表示，听了赫鲁晓夫的发言，理解了这次会议的性质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并随即反驳说，违背莫斯科宣言的不是中共，而是苏共，应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对表”；同时还回应批判中共最激烈的保共领导人，反问保共机关报把艾森豪威尔叫爷爷是不是符合莫斯科宣言的精神。26日51国兄弟党会议即将结束时，面对赫鲁晓夫在总结讲话中对中共的全面批驳，彭真予以反击，并指责其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完全破坏了国际准则。[87]争论中双方的用语都很尖刻，颇伤和气。不过，根据参加会议的苏共代表所言，会上，中共代表完全有机会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彭真发了三次言，却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只是多次重复——按他的话——代表团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毛泽东给他交待的那些话，指责苏共中央通知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中共的诬蔑”，却同时又补充说，他没读过整个通知。[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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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一些兄弟党提出了发表公报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支持。这时，不论幕后是否有苏共的操纵，赫鲁晓夫都已把中共推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要么在公报上签字，要么就背负起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罪名，可谓报了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陷入类似被动境地的一箭之仇。会议并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由苏联共产党倡议秋天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可以说，赫鲁晓夫又刻意借此把国际共运中兄弟党大聚会的倡导权从毛泽东手里夺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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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此时还不能“毁灭”，不愿意成为各兄弟党的对立面，不想同赫鲁晓夫把关系搞僵，“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故指示中共代表团6月24日在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会议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又布置他们于26日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声明一面指名批评赫鲁晓夫，说他破坏了会谈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共在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上同赫鲁晓夫有分歧，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共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首次在国际会议上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一面表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从中苏两党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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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会谈公报表面上是经兄弟党一致提议的产物，中共关于苏共在该问题上进行突然袭击的指控，实际也就背上了牵强和不公之名。毕竟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世界性的兄弟党会议，不能一党说了算，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也不能由两个主要大党包打天下，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就可以否决掉其他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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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6月28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的同时，重新全文刊登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以示公报观点与宣言之间的差距。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借强调宣言“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等论述之名，阐扬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认识，批评布加勒斯特公报。毛泽东还提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议论虽针对反帝而发，但字里行间已溢出一股与苏共的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与气势。在他看来，“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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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表面上签署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实际继续与苏共叫板的姿态，激怒了赫鲁晓夫，使他迈出了不理智的步伐，决定利用经济手段，压中国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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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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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撤完。中国政府复照请求苏方重新考虑此项决定，苏联政府拒绝，[91]以此，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一时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呈现分裂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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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7月13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了导致赫鲁晓夫决心撤退在华专家的直接原因。首先，中共违反与苏共关于不在两党之外暴露双方分歧的约定，“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其次，中共采取宗派主义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拉拢他们“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再次，中国领导人企图利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最后，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举行的中苏两党代表团莫斯科会谈及赫鲁晓夫与彭真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中，面对苏共关于中共搞派别活动的批判，“中国同志对所提出问题的实质不做正面回答，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同时又怀疑我党原则立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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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问题，科兹洛夫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是“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但是，当问题涉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时，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时，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报告接着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了总结，认为这次会议“对国际共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更明确地揭露了中国同志们的错误立场，第二，各兄弟党表现出一致意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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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点燃赫鲁晓夫愤怒炸药的导火索事实上还是上述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表现，及其在会议结束后所摆出的强硬姿态。赫鲁晓夫于会下和会上精心组织的对中共的批判完全没有收到他所期望的效果，不仅中共不肯“低头认错”，而且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竟然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起来顶撞苏联老大哥，使赫鲁晓夫陷入尴尬境地。[93]面对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共通过发表社论宣示批判会议公报的立场，公开与苏共叫板的举措，赫鲁晓夫于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要挟或惩罚中国人。科兹洛夫当然不能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赫鲁晓夫的沮丧和气急败坏，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在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总结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莫名其妙地提出了在华苏联专家问题，说：“由于中国开始‘大跃进’和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不再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在那里遭受批评，似乎他们的观点保守，他们的许多建议被束之高阁。此外，我们对这样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中国人开始用他们错误的立场、精神影响苏联专家，这自然引起了我们专家的愤怒，他们已向莫斯科通报了这种情况。”因此，苏联政府“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决定从中国召回全部苏联专家。[94]殊不知苏共中央决定采取的这个措施与科兹洛夫正在谈论的主题——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恰恰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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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1960年7月16日上午，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要求面见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因陈毅不在北京，下午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接见了他。苏达利柯夫递交了关于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照会提出：“近来，中国方面开始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执行明显的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这种路线同条约义务和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都是不相容的。”照会在列举了一系列中国方面不信任、不尊重苏联专家，调唆他们反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事实之后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声明，中国方面的上述行为是对苏联不友好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同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相矛盾的”。“中国方面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已使得苏联专家不能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受托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其中包括军事专家和顾问，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召返回祖国”。“苏联政府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会正确地理解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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