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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57 向章汉夫递交照会后，苏达利柯夫向莫斯科通报说：他有这样一种印象，“对于章汉夫来说，照会完全是出乎意外的。章汉夫和递交照会时在场的中国外交部其他工作人员，怀着焦急不安和张皇失措的心情听完了照会的内容”。[96]章汉夫确实感到事情很严重，所以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办公室报告了情况，并说照会全文正在抓紧翻译，晚上即可送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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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59 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反应。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几段话：“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98]周恩来后来则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全面撤退专家，“这是把党的原则上不同的意见、理论思想上的一些争论引到两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来了，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违背原则的事情”。[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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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61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感到愤怒，并认为苏联的指责毫无道理，但还是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7月31日，章汉夫会见苏达利柯夫，并递交了中国的复照。复照指出：“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政府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损害了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复照于驳斥苏方照会所提出的种种指责之后声明：“苏联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不论从法律上、道义上、政治上说，都是无法辩解的。被召回的苏联专家，绝大多数在华工作合同尚未期满。现在突然把他们撤走，这显然破坏了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有关协定和合同，必然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造成一些损失，并且带来一些困难。这种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一般国际关系中也是罕见”。何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明确规定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的神圣义务。因此，这就更加重了苏联政府这种行为的严重性”。“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如果苏联政府的回答仍然坚持将全部苏联专家召回，中国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政府的意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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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63 中国当然知道照会不过是一种外交程序，不会有任何作用。所以，未等苏联答复，8月1日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安排专家撤退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我们应当肯定，在我国的苏联专家绝大多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热情帮助的，对我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了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我们必须做好专家的撤退工作。各部门、各地区和各聘有苏联专家的基层单位，对即将返国的专家和家属应当尽一切可能热情送别，充分表达我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谢意，善始善终地搞好和他们的友谊团结。应当把这次送别工作看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这几千人就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的宣传员和中苏人民友好团结的活生生的见证者。因此，各部门、各地区和各基层单位都应当指定主要负责同志一人挂帅，配备必要的助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把这项工作做好。”为此，国务院还详细规定了十点注意事项。[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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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65 鉴于中方在安排送别苏联专家的工作中向他们宣读了苏联和中国的照会，[102]8月4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在与陈毅的谈话中，指责中方各聘有苏联专家的部门向专家宣读照会是不合法的、不寻常的和不友好的，代替了苏联机关的职权，想在专家中散布对召令的怀疑，其结果只能使事情复杂化；苏方照会是绝密文件，宣读出去容易泄露，被外国间谍利用；苏方对此很气愤，提请中方注意并请有关部门停止这一行动。陈毅反驳说：撤退专家是苏方单方面制造的政治性事件，是震动全中国、全世界的大事。苏方毫不顾及对兄弟国家的条约、合同义务，使中国遭受严重损失是小事，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伤痕是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你们不突然撤退专家，那就根本不会有读照会一事。专家是当事人，我们宣读照会是为了把真相告诉他们，即苏方要撤退专家，我们极不愿意，我们很需要他们，但挽留无效，别无其他目的。将来两党会谈、兄弟党会谈时还要谈，这样的大事是瞒不住的。总有一天，中苏政府要被迫交代这件事情。你们不责备自己单方面决定撤退专家这种决然的、不留余地的行动，反而责备我们读两个照会。你们对我们这种必要的解释工作如此指责，而对自己方面那些引起了严重后果的行动却无动于衷，我感到奇怪。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你们片面决定停刊友好杂志，继之又片面发动撤专家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不知道你们的第三个行动是什么，望你先打一“招呼”，以免突然。有些事，我一直不愿讲，例如，你们大使和代办在北京都由部长、总理、少奇同志、毛主席接见，而我驻苏大使在莫斯科见副部长就很困难，只能见一些司长、副司长，中苏友好竟下降到如此程度！谁接见，这是小事，但说明有不愉快的事。虽然我们痛心，但友好还要维持。两国间根本没有根本性利害冲突，我们应比弟兄还亲，强大的帝国主义还摆在两国面前，如果真的有了战争，中苏还要一起应付。我们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方面、在国际问题上有些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在撤退专家问题上，我们还等待着苏联政府的回答。[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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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67 8月26日，契尔沃年科向章汉夫递交了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即对中国照会的复照。在这份篇幅更长的照会中，苏联把召回专家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中方在专家中宣传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企图使他们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立起来”。同样，向苏联专家宣读照会，也是“打算在他们之间散布某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的怀疑”。因此可以断定，“中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走上了挑拨（专家）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恶劣道路”。照会仍坚持中国有关方面对苏联专家采取了“带有很大成见、偏见和不信任的态度”，轻视和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建议，从而使这些专家感到委屈，并提出离开中国。因此，苏联召回专家一事中国方面应负完全责任。契尔沃年科表示，中苏之间出现的分歧问题一定要解决，“这是我们两国、两党、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章汉夫说：中苏之间存在的原则性分歧，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中苏是盟邦，必须团结。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革命利益，我们必须团结。中国党、政府、人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坚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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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69 如前所述，苏联撤退专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的“顽固不化”恼羞成怒，试图以此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莫斯科屈服。所谓对专家本人的态度及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恶化只是借口而已。这一点，即使是苏联专家本人都看得出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曾为在华苏联专家做了三个小时的报告，特别谈到了苏共中央1960年7月全体会议所做的决议，以及科兹洛夫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化学专家克洛奇科回忆说：契尔沃年科的报告表明，苏联照会之所以言辞激烈，苏联专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苏联对中国国内和对外政策不满，借撤回技术援助向中国施压。[105]当然，苏联照会中提到的某些事实是存在的，许多苏联专家在“大跃进”运动中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本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照会的说辞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种官方行为，坚持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造成的。后来苏联官方还不断重复这种说法。[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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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71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中共领导人也对莫斯科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冷淡苏联专家和限制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恰恰相反，针对一些机构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尊重专家、不听从专家意见的情况，有关政府部门一再发出指示和通知，努力改善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107]其实，1960年夏天之前，苏联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书记处的所有讲话中，没有一次提及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问题，尽管此前从中国不断地传出消息说：专家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普遍存在不遵守苏联生产技术规则的现象，以及对苏联的技术和经验提出了怀疑，等等。[108]这也表明，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全面撤退专家来压服或惩罚中共的想法是在1960年6月才产生的，而中国在专家工作中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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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73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国方面对于苏联可能要进行报复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想到赫鲁晓夫真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绝情和不顾信义。中苏双方通过不断往来的政府照会，一面互相指责，推卸责任，一面强调各自的维护两国团结的立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撤退专家的进程丝毫没有停顿。到8月底，在华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全部撤退完毕。[109]不过，中苏之间关于这一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的争论还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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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75 9月21日，罗贵波副外长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第二个照会。中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苏联的指责，并列举详细事实反驳了苏方的指责。照会指出，苏联政府说召回专家的决定是根据他们的意愿做出的，但在华专家从未有人向中国政府或有关单位提出过类似的要求，苏联使馆也从未反映过这方面的意见。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中方在专家中宣传了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而是苏联政府想利用召回专家的做法向中国施加压力。“事实无容置辩地说明，苏联政府对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法律上、道义上和政治上所负的全部责任，不管大使馆来照如何辩解，都是无法逃避和推脱的”。[110]苏达利柯夫表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做仔细研究。使馆全体工作人员都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友好。现在邓小平同志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可以在更高级水平交换意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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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77 11月6日，苏联使馆递交了关于撤退专家的第三次照会。照会进一步列举事实重复以前对中国的指责，认为苏联专家是被迫撤离中国的，并希望中国方面对于召回苏联专家的真正原因做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对这个问题采取合理和客观的态度将有助于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双方在递交照会的会谈中，继续进行了长时间争论，都谈到这件事伤害了两国的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感情，但都为自己的政府辩护，要对方对此承担责任。[112]此后，中苏双方均表现出和解的意向，并在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了高层会谈。[113]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0日，外交部向陈毅和周恩来提出了对苏联第三次照会的处理意见。意见说，对苏联照会的复照已报总理审批，尚未发出。“考虑到莫斯科兄弟党会议后出现的新情况”，外交部主张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暂时不予答复，将来有必要时再复。“理由是：（1）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我代表团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已经给予了驳斥；（2）如现在再予驳斥和当前两党两国关系的气氛不太吻合；（3）第三次复照主要是谈是非问题和责任问题，估计苏方是不会承认错误和承担这一责任的，如果我们发出第三次复照，苏方还会来第四次照会，如此纠缠下去，在目前亦无必要。至于因撤退专家引起的后果问题可以在将来的谈判中解决。同时，我暂不复照并不等于问题的了结，将来有必要时还可再去复照，主动在我。”[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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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79 至此，中苏之间关于撤退专家的争论暂时平息了，直到三年后在中苏政治大论战的高潮中才翻出老账，旧话重提。至于说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过去似乎估计过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官方过分强调了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实际上，从1957年起，在经济援助领域的苏联专家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如果说专家撤离造成的困难，那么主要也是在军事工业系统，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工业，[115]在这方面聘请的苏联专家也最多。根据苏联驻华使馆1960年年度工作报告中引用的数字，截至1960年7月1日，在中国的44座城市和34个部委系统中，有1292名苏联专家，其中在各部委工作的经济专家共计944人（一机部467人，二机部252人，冶金部101人，水电部60人，化工部37人，地质部和地质总局27人）。需要强调的是，在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工作。而在煤炭部、石油部、农机部、建设部、轻工部、农业部、农垦部以及铁路运输和通信等部门，都分别只有1～7名苏联专家工作，在水产部、粮食部、纺织部等系统，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116]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有一定影响，但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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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81 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退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却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益处。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苏联的外事机构。召回专家的想法首先在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受到了冷遇。远东司认为这样做会被中国人看作施加政治压力。于是，他们打算将关于这件事的几页公文束之高阁。一位副司长将照会草稿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指望过上一段时间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然而，他们等到的却是上级领导的催问和呵斥，于是保险柜不得不打开。当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接到撤退专家的通知时，也感到非常“震惊”。他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如果必须结束援助中国的工作，至少也应让专家留下来直到合同期满为止。[117]在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在感情冲动下形成的外交政策。[118]曾任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就在国内正式发表意见，反对苏联撤走专家。[119]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贾丕才回忆说：一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曾试图让人们注意，赫鲁晓夫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曾批评斯大林从南斯拉夫撤回专家，而现在他本人又这样做，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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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83 正如有些俄国学者批评的：撤退专家并非出于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毫无理智的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121]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曾经评论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辞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122]不管怎样，到1960年底，在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一名苏联专家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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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85 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由这些专家维系和传递的中苏友谊也随之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人们的思考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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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87 可以说，中国方面对于赫鲁晓夫撤走专家这一极端行为的反应始终是比较克制的。毕竟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中共实际陷入了一种对苏政策趋向硬还是软的选择的困境：一方面，赫鲁晓夫挥舞经济武器对中国施压的行为，要求一贯不畏强权的中共领导人起而对抗压力；一方面，周边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险恶的状况，又要求中国尽可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正如周恩来所言：这场斗争“比对帝国主义斗争跟民族主义斗争麻烦，这个就是轻是不行，重要重得适当”。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是：既要“硬着头皮顶住”，又要“留有余地”。[124]于是，一种稳定中苏关系的“暂栖身”策略出台了。而中国在处理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华专家问题上所表现的冷静与温和，实际就是这种对苏让步方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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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89 第六节 经济困难背景下的短暂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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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91 1959年初以后，中国的周边环境日趋恶化。东南面：1959年2月，美国支持老挝亲美派内阁关于不再受日内瓦协议约束的声明，扬言可向老挝派出军事使团；年末，印尼扩大排华活动；翌年初，美国在加强介入南越的同时，又通过南越和泰国加紧对柬埔寨施压，侵犯柬的领土和领空。南面：在1959年初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叛乱后，中印之间爆发边界冲突。东北面：1960年初日本岸信介政府与美国重签军事同盟条约《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美国试图组织由日本、韩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组成的东北亚军事集团。[125]同期，国际上还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周恩来说是“西风总还要反扑。现在的特点是从西方搞起了反华宣传”。[126]毛泽东则指出：“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反华的风潮是从几个方面来的，一是美帝，二是印度尼赫鲁，三是南斯拉夫铁托，四是兄弟党中的右倾机会主义”。[127]总之，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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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93 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随着三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呈现捉襟见肘之态。超越实际的跃进行为所导致的恶果已经显现。进人1960年后，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尽管是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决定，实际在认识上却并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1961年计划的方针仍然是在“八字”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结果是这一年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除粮食等少数产品略有增加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城乡居民的粮食、食油、猪肉、棉布等的消费量持续减少，更加剧了吃穿用的紧张。[128]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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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95 与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使中国经济建设的困难雪上加霜相应的是，中国由于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较差，而进口计划完成进度较快，造成国家外汇收支出现很大逆差，导致对外欠账增加，其中对苏欠账截至1960年12月31日，已达12.81亿元，按1961年新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88亿卢布。[129]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滑坡，令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130]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国方面不得不指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60年10月31日通过苏联大使转递一份声明，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分期5年偿还对苏债务；重修已签订的1961年以及而后数年供应苏联货物（包括设备）的合同；撤销中苏互相供货的合同草案；暂停生产苏联订购的设备等。[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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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97 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对苏欠款欠货，严峻的现实，使得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对苏政策时，不得不权衡利弊，顾及眼前利益。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和赞同的一种认识：“国际问题的解决决定于做好国内工作。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132]周恩来则指出：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团结高于一切”，“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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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99 由此，毛泽东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依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赫鲁晓夫仍是半修正主义，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苏共注意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苏共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134]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最终目的是争取两党两国重新团结起来。[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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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401 这时，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国家利益的分量更重一些，落实24字方针的重点实际被放在了“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上面。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也非与苏联改善关系不行，中苏关系改善了，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犯的危险性就会减弱。稳定同苏联的关系，争取改善与加强这一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要促进中苏关系迅速好转。搞好中苏友好团结工作，是今后的方针，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关于中苏争执的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共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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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403 于是，中共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实现与苏共团结的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开始显示出一种妥协、让步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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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405 苏联方面注意到，从8月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的势头。周恩来8月1日在瑞士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开了这个头，他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主张亚太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整个地区建成没有核武器的地区。[137]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这种新的宣传动态，介绍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中国报刊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论，并特别建议苏共中央将刘宁一不久前在东京第六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上的讲话与其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讲话加以比较，指出，两个月前刘宁一与格里申会谈时还说“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时的他却在强调“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实行和平共处”。[138]与此同时，中国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强硬论点也开始有所松动，8月25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表示：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139]此后至莫斯科会议召开，中共在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会谈中，尽管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从会谈的结果看，中国方面的妥协、让步方针，也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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