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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37 中共中央此时还不能“毁灭”，不愿意成为各兄弟党的对立面，不想同赫鲁晓夫把关系搞僵，“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故指示中共代表团6月24日在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会议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又布置他们于26日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声明一面指名批评赫鲁晓夫，说他破坏了会谈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共在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上同赫鲁晓夫有分歧，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共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首次在国际会议上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一面表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从中苏两党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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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39 只是，由于会谈公报表面上是经兄弟党一致提议的产物，中共关于苏共在该问题上进行突然袭击的指控，实际也就背上了牵强和不公之名。毕竟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世界性的兄弟党会议，不能一党说了算，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也不能由两个主要大党包打天下，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就可以否决掉其他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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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41 会议结束后，6月28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的同时，重新全文刊登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以示公报观点与宣言之间的差距。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借强调宣言“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等论述之名，阐扬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认识，批评布加勒斯特公报。毛泽东还提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议论虽针对反帝而发，但字里行间已溢出一股与苏共的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与气势。在他看来，“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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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43 中共表面上签署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实际继续与苏共叫板的姿态，激怒了赫鲁晓夫，使他迈出了不理智的步伐，决定利用经济手段，压中国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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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45 第五节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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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47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撤完。中国政府复照请求苏方重新考虑此项决定，苏联政府拒绝，[91]以此，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一时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呈现分裂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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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49 此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7月13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了导致赫鲁晓夫决心撤退在华专家的直接原因。首先，中共违反与苏共关于不在两党之外暴露双方分歧的约定，“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其次，中共采取宗派主义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拉拢他们“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再次，中国领导人企图利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最后，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举行的中苏两党代表团莫斯科会谈及赫鲁晓夫与彭真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中，面对苏共关于中共搞派别活动的批判，“中国同志对所提出问题的实质不做正面回答，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同时又怀疑我党原则立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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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51 对于“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问题，科兹洛夫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是“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但是，当问题涉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时，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时，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报告接着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了总结，认为这次会议“对国际共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更明确地揭露了中国同志们的错误立场，第二，各兄弟党表现出一致意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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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53 不过，点燃赫鲁晓夫愤怒炸药的导火索事实上还是上述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表现，及其在会议结束后所摆出的强硬姿态。赫鲁晓夫于会下和会上精心组织的对中共的批判完全没有收到他所期望的效果，不仅中共不肯“低头认错”，而且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竟然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起来顶撞苏联老大哥，使赫鲁晓夫陷入尴尬境地。[93]面对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共通过发表社论宣示批判会议公报的立场，公开与苏共叫板的举措，赫鲁晓夫于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要挟或惩罚中国人。科兹洛夫当然不能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赫鲁晓夫的沮丧和气急败坏，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在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总结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莫名其妙地提出了在华苏联专家问题，说：“由于中国开始‘大跃进’和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不再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在那里遭受批评，似乎他们的观点保守，他们的许多建议被束之高阁。此外，我们对这样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中国人开始用他们错误的立场、精神影响苏联专家，这自然引起了我们专家的愤怒，他们已向莫斯科通报了这种情况。”因此，苏联政府“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决定从中国召回全部苏联专家。[94]殊不知苏共中央决定采取的这个措施与科兹洛夫正在谈论的主题——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恰恰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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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55 就这样，1960年7月16日上午，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要求面见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因陈毅不在北京，下午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接见了他。苏达利柯夫递交了关于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照会提出：“近来，中国方面开始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执行明显的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这种路线同条约义务和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都是不相容的。”照会在列举了一系列中国方面不信任、不尊重苏联专家，调唆他们反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事实之后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声明，中国方面的上述行为是对苏联不友好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同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相矛盾的”。“中国方面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已使得苏联专家不能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受托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其中包括军事专家和顾问，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召返回祖国”。“苏联政府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会正确地理解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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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57 向章汉夫递交照会后，苏达利柯夫向莫斯科通报说：他有这样一种印象，“对于章汉夫来说，照会完全是出乎意外的。章汉夫和递交照会时在场的中国外交部其他工作人员，怀着焦急不安和张皇失措的心情听完了照会的内容”。[96]章汉夫确实感到事情很严重，所以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办公室报告了情况，并说照会全文正在抓紧翻译，晚上即可送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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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59 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反应。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几段话：“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98]周恩来后来则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全面撤退专家，“这是把党的原则上不同的意见、理论思想上的一些争论引到两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来了，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违背原则的事情”。[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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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61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感到愤怒，并认为苏联的指责毫无道理，但还是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7月31日，章汉夫会见苏达利柯夫，并递交了中国的复照。复照指出：“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政府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损害了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复照于驳斥苏方照会所提出的种种指责之后声明：“苏联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不论从法律上、道义上、政治上说，都是无法辩解的。被召回的苏联专家，绝大多数在华工作合同尚未期满。现在突然把他们撤走，这显然破坏了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有关协定和合同，必然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造成一些损失，并且带来一些困难。这种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一般国际关系中也是罕见”。何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明确规定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的神圣义务。因此，这就更加重了苏联政府这种行为的严重性”。“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如果苏联政府的回答仍然坚持将全部苏联专家召回，中国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政府的意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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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63 中国当然知道照会不过是一种外交程序，不会有任何作用。所以，未等苏联答复，8月1日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安排专家撤退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我们应当肯定，在我国的苏联专家绝大多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热情帮助的，对我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了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我们必须做好专家的撤退工作。各部门、各地区和各聘有苏联专家的基层单位，对即将返国的专家和家属应当尽一切可能热情送别，充分表达我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谢意，善始善终地搞好和他们的友谊团结。应当把这次送别工作看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这几千人就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的宣传员和中苏人民友好团结的活生生的见证者。因此，各部门、各地区和各基层单位都应当指定主要负责同志一人挂帅，配备必要的助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把这项工作做好。”为此，国务院还详细规定了十点注意事项。[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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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65 鉴于中方在安排送别苏联专家的工作中向他们宣读了苏联和中国的照会，[102]8月4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在与陈毅的谈话中，指责中方各聘有苏联专家的部门向专家宣读照会是不合法的、不寻常的和不友好的，代替了苏联机关的职权，想在专家中散布对召令的怀疑，其结果只能使事情复杂化；苏方照会是绝密文件，宣读出去容易泄露，被外国间谍利用；苏方对此很气愤，提请中方注意并请有关部门停止这一行动。陈毅反驳说：撤退专家是苏方单方面制造的政治性事件，是震动全中国、全世界的大事。苏方毫不顾及对兄弟国家的条约、合同义务，使中国遭受严重损失是小事，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伤痕是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你们不突然撤退专家，那就根本不会有读照会一事。专家是当事人，我们宣读照会是为了把真相告诉他们，即苏方要撤退专家，我们极不愿意，我们很需要他们，但挽留无效，别无其他目的。将来两党会谈、兄弟党会谈时还要谈，这样的大事是瞒不住的。总有一天，中苏政府要被迫交代这件事情。你们不责备自己单方面决定撤退专家这种决然的、不留余地的行动，反而责备我们读两个照会。你们对我们这种必要的解释工作如此指责，而对自己方面那些引起了严重后果的行动却无动于衷，我感到奇怪。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你们片面决定停刊友好杂志，继之又片面发动撤专家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不知道你们的第三个行动是什么，望你先打一“招呼”，以免突然。有些事，我一直不愿讲，例如，你们大使和代办在北京都由部长、总理、少奇同志、毛主席接见，而我驻苏大使在莫斯科见副部长就很困难，只能见一些司长、副司长，中苏友好竟下降到如此程度！谁接见，这是小事，但说明有不愉快的事。虽然我们痛心，但友好还要维持。两国间根本没有根本性利害冲突，我们应比弟兄还亲，强大的帝国主义还摆在两国面前，如果真的有了战争，中苏还要一起应付。我们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方面、在国际问题上有些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在撤退专家问题上，我们还等待着苏联政府的回答。[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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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67 8月26日，契尔沃年科向章汉夫递交了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即对中国照会的复照。在这份篇幅更长的照会中，苏联把召回专家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中方在专家中宣传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企图使他们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立起来”。同样，向苏联专家宣读照会，也是“打算在他们之间散布某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的怀疑”。因此可以断定，“中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走上了挑拨（专家）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恶劣道路”。照会仍坚持中国有关方面对苏联专家采取了“带有很大成见、偏见和不信任的态度”，轻视和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建议，从而使这些专家感到委屈，并提出离开中国。因此，苏联召回专家一事中国方面应负完全责任。契尔沃年科表示，中苏之间出现的分歧问题一定要解决，“这是我们两国、两党、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章汉夫说：中苏之间存在的原则性分歧，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中苏是盟邦，必须团结。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革命利益，我们必须团结。中国党、政府、人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坚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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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69 如前所述，苏联撤退专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的“顽固不化”恼羞成怒，试图以此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莫斯科屈服。所谓对专家本人的态度及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恶化只是借口而已。这一点，即使是苏联专家本人都看得出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曾为在华苏联专家做了三个小时的报告，特别谈到了苏共中央1960年7月全体会议所做的决议，以及科兹洛夫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化学专家克洛奇科回忆说：契尔沃年科的报告表明，苏联照会之所以言辞激烈，苏联专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苏联对中国国内和对外政策不满，借撤回技术援助向中国施压。[105]当然，苏联照会中提到的某些事实是存在的，许多苏联专家在“大跃进”运动中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本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照会的说辞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种官方行为，坚持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造成的。后来苏联官方还不断重复这种说法。[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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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71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中共领导人也对莫斯科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冷淡苏联专家和限制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恰恰相反，针对一些机构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尊重专家、不听从专家意见的情况，有关政府部门一再发出指示和通知，努力改善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107]其实，1960年夏天之前，苏联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书记处的所有讲话中，没有一次提及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问题，尽管此前从中国不断地传出消息说：专家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普遍存在不遵守苏联生产技术规则的现象，以及对苏联的技术和经验提出了怀疑，等等。[108]这也表明，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全面撤退专家来压服或惩罚中共的想法是在1960年6月才产生的，而中国在专家工作中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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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73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国方面对于苏联可能要进行报复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想到赫鲁晓夫真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绝情和不顾信义。中苏双方通过不断往来的政府照会，一面互相指责，推卸责任，一面强调各自的维护两国团结的立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撤退专家的进程丝毫没有停顿。到8月底，在华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全部撤退完毕。[109]不过，中苏之间关于这一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的争论还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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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75 9月21日，罗贵波副外长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第二个照会。中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苏联的指责，并列举详细事实反驳了苏方的指责。照会指出，苏联政府说召回专家的决定是根据他们的意愿做出的，但在华专家从未有人向中国政府或有关单位提出过类似的要求，苏联使馆也从未反映过这方面的意见。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中方在专家中宣传了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而是苏联政府想利用召回专家的做法向中国施加压力。“事实无容置辩地说明，苏联政府对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法律上、道义上和政治上所负的全部责任，不管大使馆来照如何辩解，都是无法逃避和推脱的”。[110]苏达利柯夫表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做仔细研究。使馆全体工作人员都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友好。现在邓小平同志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可以在更高级水平交换意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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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77 11月6日，苏联使馆递交了关于撤退专家的第三次照会。照会进一步列举事实重复以前对中国的指责，认为苏联专家是被迫撤离中国的，并希望中国方面对于召回苏联专家的真正原因做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对这个问题采取合理和客观的态度将有助于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双方在递交照会的会谈中，继续进行了长时间争论，都谈到这件事伤害了两国的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感情，但都为自己的政府辩护，要对方对此承担责任。[112]此后，中苏双方均表现出和解的意向，并在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了高层会谈。[113]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0日，外交部向陈毅和周恩来提出了对苏联第三次照会的处理意见。意见说，对苏联照会的复照已报总理审批，尚未发出。“考虑到莫斯科兄弟党会议后出现的新情况”，外交部主张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暂时不予答复，将来有必要时再复。“理由是：（1）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我代表团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已经给予了驳斥；（2）如现在再予驳斥和当前两党两国关系的气氛不太吻合；（3）第三次复照主要是谈是非问题和责任问题，估计苏方是不会承认错误和承担这一责任的，如果我们发出第三次复照，苏方还会来第四次照会，如此纠缠下去，在目前亦无必要。至于因撤退专家引起的后果问题可以在将来的谈判中解决。同时，我暂不复照并不等于问题的了结，将来有必要时还可再去复照，主动在我。”[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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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79 至此，中苏之间关于撤退专家的争论暂时平息了，直到三年后在中苏政治大论战的高潮中才翻出老账，旧话重提。至于说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过去似乎估计过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官方过分强调了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实际上，从1957年起，在经济援助领域的苏联专家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如果说专家撤离造成的困难，那么主要也是在军事工业系统，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工业，[115]在这方面聘请的苏联专家也最多。根据苏联驻华使馆1960年年度工作报告中引用的数字，截至1960年7月1日，在中国的44座城市和34个部委系统中，有1292名苏联专家，其中在各部委工作的经济专家共计944人（一机部467人，二机部252人，冶金部101人，水电部60人，化工部37人，地质部和地质总局27人）。需要强调的是，在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工作。而在煤炭部、石油部、农机部、建设部、轻工部、农业部、农垦部以及铁路运输和通信等部门，都分别只有1～7名苏联专家工作，在水产部、粮食部、纺织部等系统，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116]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有一定影响，但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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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81 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退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却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益处。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苏联的外事机构。召回专家的想法首先在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受到了冷遇。远东司认为这样做会被中国人看作施加政治压力。于是，他们打算将关于这件事的几页公文束之高阁。一位副司长将照会草稿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指望过上一段时间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然而，他们等到的却是上级领导的催问和呵斥，于是保险柜不得不打开。当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接到撤退专家的通知时，也感到非常“震惊”。他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如果必须结束援助中国的工作，至少也应让专家留下来直到合同期满为止。[117]在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在感情冲动下形成的外交政策。[118]曾任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就在国内正式发表意见，反对苏联撤走专家。[119]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贾丕才回忆说：一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曾试图让人们注意，赫鲁晓夫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曾批评斯大林从南斯拉夫撤回专家，而现在他本人又这样做，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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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83 正如有些俄国学者批评的：撤退专家并非出于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毫无理智的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121]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曾经评论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辞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122]不管怎样，到1960年底，在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一名苏联专家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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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2385 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由这些专家维系和传递的中苏友谊也随之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人们的思考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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