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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国方面对于赫鲁晓夫撤走专家这一极端行为的反应始终是比较克制的。毕竟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中共实际陷入了一种对苏政策趋向硬还是软的选择的困境：一方面，赫鲁晓夫挥舞经济武器对中国施压的行为，要求一贯不畏强权的中共领导人起而对抗压力；一方面，周边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险恶的状况，又要求中国尽可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正如周恩来所言：这场斗争“比对帝国主义斗争跟民族主义斗争麻烦，这个就是轻是不行，重要重得适当”。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是：既要“硬着头皮顶住”，又要“留有余地”。[124]于是，一种稳定中苏关系的“暂栖身”策略出台了。而中国在处理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华专家问题上所表现的冷静与温和，实际就是这种对苏让步方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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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经济困难背景下的短暂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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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初以后，中国的周边环境日趋恶化。东南面：1959年2月，美国支持老挝亲美派内阁关于不再受日内瓦协议约束的声明，扬言可向老挝派出军事使团；年末，印尼扩大排华活动；翌年初，美国在加强介入南越的同时，又通过南越和泰国加紧对柬埔寨施压，侵犯柬的领土和领空。南面：在1959年初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叛乱后，中印之间爆发边界冲突。东北面：1960年初日本岸信介政府与美国重签军事同盟条约《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美国试图组织由日本、韩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组成的东北亚军事集团。[125]同期，国际上还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周恩来说是“西风总还要反扑。现在的特点是从西方搞起了反华宣传”。[126]毛泽东则指出：“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反华的风潮是从几个方面来的，一是美帝，二是印度尼赫鲁，三是南斯拉夫铁托，四是兄弟党中的右倾机会主义”。[127]总之，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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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随着三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呈现捉襟见肘之态。超越实际的跃进行为所导致的恶果已经显现。进人1960年后，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尽管是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决定，实际在认识上却并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1961年计划的方针仍然是在“八字”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结果是这一年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除粮食等少数产品略有增加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城乡居民的粮食、食油、猪肉、棉布等的消费量持续减少，更加剧了吃穿用的紧张。[128]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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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使中国经济建设的困难雪上加霜相应的是，中国由于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较差，而进口计划完成进度较快，造成国家外汇收支出现很大逆差，导致对外欠账增加，其中对苏欠账截至1960年12月31日，已达12.81亿元，按1961年新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88亿卢布。[129]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滑坡，令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130]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国方面不得不指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60年10月31日通过苏联大使转递一份声明，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分期5年偿还对苏债务；重修已签订的1961年以及而后数年供应苏联货物（包括设备）的合同；撤销中苏互相供货的合同草案；暂停生产苏联订购的设备等。[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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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对苏欠款欠货，严峻的现实，使得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对苏政策时，不得不权衡利弊，顾及眼前利益。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和赞同的一种认识：“国际问题的解决决定于做好国内工作。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132]周恩来则指出：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团结高于一切”，“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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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毛泽东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依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赫鲁晓夫仍是半修正主义，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苏共注意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苏共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134]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最终目的是争取两党两国重新团结起来。[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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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国家利益的分量更重一些，落实24字方针的重点实际被放在了“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上面。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也非与苏联改善关系不行，中苏关系改善了，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犯的危险性就会减弱。稳定同苏联的关系，争取改善与加强这一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要促进中苏关系迅速好转。搞好中苏友好团结工作，是今后的方针，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关于中苏争执的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共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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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共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实现与苏共团结的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开始显示出一种妥协、让步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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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注意到，从8月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的势头。周恩来8月1日在瑞士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开了这个头，他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主张亚太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整个地区建成没有核武器的地区。[137]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这种新的宣传动态，介绍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中国报刊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论，并特别建议苏共中央将刘宁一不久前在东京第六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上的讲话与其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讲话加以比较，指出，两个月前刘宁一与格里申会谈时还说“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时的他却在强调“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实行和平共处”。[138]与此同时，中国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强硬论点也开始有所松动，8月25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表示：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139]此后至莫斯科会议召开，中共在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会谈中，尽管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从会谈的结果看，中国方面的妥协、让步方针，也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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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9月初，中苏两党决定，在莫斯科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双方先举行会谈。据此，9月17～22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了5次会谈，双方发言时间共17个小时，表面上仍然纠缠于一些历史旧账，相互指责；实际都在侦察，相互摸底。[140]接着，10月1～22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展开工作，为11月份的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做准备。邓小平再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对苏共提出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书草案等两个文件进行了讨论，围绕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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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苏共代表团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起草委员会有破裂之虞。而中共代表团的与会方针是一定要在筹备会上达成协议，使81国兄弟党会议能够开成开好，以中苏团结为核心，形成国际共运团结的新局面，并在这一形势下逐步改善中苏关系。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代表团要利用这次会议抓团结旗帜，对苏联采取和缓方针，策略要灵活些。因此，有必要主动做出一些让步，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苏方还是想达成协议的，只要我们灵活些，就不会形成僵局。他们于是决定：主动向苏方透一点底，使他们知道我方愿意在互谅互让、顾全大局之下，和苏方共同努力，使筹备会议达成协议。在谈判中，我方也可以暗示苏方哪些可以协商互相让步，达成协议，哪些可以达成折中方案。对于赫鲁晓夫，到一定程度时要主动采取和缓态度，对他略让些步，给赫鲁晓夫面子，让他也做出让步。[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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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的26国起草委员会，已不是对苏一边倒的局面，日本、朝鲜、印尼、越南以及阿尔巴尼亚和澳大利亚等几个党，基本与中共意见一致，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被孤立的形势已不复存在。[143]特别是赫鲁晓夫在第十五届联大上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裁军等问题与美国代表激烈冲突，苏美关系已降至冰点。[144]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与中国恶化关系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此前他使出撤专家的经济杀手锏，初衷只在于磨去中国的棱角。当中共摆出一副灵活身段时，赫鲁晓夫有了面子，自然也愿意以退为进，力求搞出一个可以通过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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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经过激烈的辩论，如邓小平所言，起草委员会就草案的95%达成了一致意见，[145]只留下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等几个问题，到11月举行大会时解决。[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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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中国国内，一方面是舆论导向、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有了更多的灵活性。《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开始强调靠发动战争推进革命是根本不可设想的。如果这样，就要引起世界大战。反帝反战力量团结起来，就有可能制止或推迟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革命不能输出，要靠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陈毅则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国际共运只能以苏联党为中心，不能以别的党为中心。铁托想做中心，是不行的。中国也不能够做这个中心。根据陈毅的谈话，中苏之间的分歧已不是原则性的根本分歧，中苏两党“总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具体政策不一定一样”，“所谓的分歧就指这些”。中共“永远站在苏联方面”。[147]一方面则是对苏联在国际活动中的一些做法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外交部指示各驻外机构，于外交场合谈到赫鲁晓夫等兄弟国家领导人在十五届联大的发言和苏联关于裁军等问题的建议时，既不要故意表示冷淡而假人以口实，也不要对他们过分捧场而给人增加幻想。对于实现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等错误观点，不主动评论；如有人对我攻击必须顶回，但要留有余地；区别对待，不做无条件的反对，而做有条件的支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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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界兄弟党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方面这种缓和与苏联关系的姿态表现得更加明确了。11月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抵达莫斯科，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实际重复了苏共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11月7日毛泽东还亲自出席了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149]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会议前夕，苏共却向与会代表团散发了一份批评中共的6万余字的信件，这就挑起了争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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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世界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其间，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争。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共代表团须坚持的三条原则：修改关于战争的论点，不写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不写派别活动问题，否则中共拒绝签署会议宣言。在26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要求从草案中删除的三点则是：关于派别活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意义，以及民族主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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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中，最关键的实际还是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中共此时已认识到，在国际文件中，不能对某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全面肯定，奉为共同准则，1957年宣言起草时中共在这点上的让步，现在看来是犯了错误，所以要予以纠正。而赫鲁晓夫则认为当年的莫斯科宣言对二十大的意义肯定得不够，因此苏共二十一大可以不写，但这次的文件必须写入：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赞成苏共二十大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的正确分析，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152]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而声明中对此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二十大的决议是错误的，意味着1960年莫斯科声明要谴责二十大。对此，各兄弟党会不理解；敌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去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至于派别活动，苏方解释说是针对所有党包括苏共而言；民族主义的指责，矛头则是对着南斯拉夫的。[153]双方各不相让，会议一时僵持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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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会议的进程，刘少奇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主张中方可以多做一些合理的让步，争取互相让步，以达成折中协议，并明确示意赫鲁晓夫，81国党的会议开成功了，也就是中苏关系改善的转折，因为有了共同的基础。经过反复磋商，中苏两党最终达成妥协：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照抄1957年莫斯科宣言；取消派别活动的提法；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问题上加进了中共的观点；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说法也缓和了许多。[154]刘少奇并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先不要公开吵架，而是先经过中苏两党内部协商，然后跟主要兄弟党协商，之后才拿到群众会上去。[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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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与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人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2月1日，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在签字仪式上，赫鲁晓夫激动地和中共领导人拥抱了好几次。[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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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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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莫斯科声明的签署，似乎是中共主张大获胜利，逼得苏共不能不退让，显示了中国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证明了_际共运的大事，没有中国、中共的同意，是难以办通的。[157]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赫鲁晓夫在被迫承认中共对国际共运的决策拥有真正发言权的同时，也把国际文件中再次高度肯定苏共二十大同莫斯科是国际共运的中心这一点明确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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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莫斯科声明是一份调和的文件，中苏双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强调和宣传，实际上却是中共做出的让步更大，而且是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做的实质性妥协的基础上，再做妥协。尽管声明只是重复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性质却是在重申二十大方针政策对国际共运的指导意义，巩固苏共纲领作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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