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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声明指出了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声明明确阐述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立场，在评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的同时，强调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已经形成，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声明提出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和各国的民族利益，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强调“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同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它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声明重申：1957年莫斯科宣言仍然是整个国际共运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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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个声明的核心贯穿的是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而其特别重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主旨在于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于国家关系的内涵，进而为重新塑造苏共是国际共运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中心的形象铺平了道路。12月7日，《真理报》即以《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为题发表社论，宣称：这次会议仿效1957年会议的榜样，再次指出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会议对国际共运中心的这一崇高评价，将更加鼓舞苏共为共同的斗争做出新的努力。会议的声明是整个国际共运的纲领性文件。[159]赫鲁晓夫这时实际已认可了“以苏共为首”的提法，莫斯科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开始明确以中心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共运舞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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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声明签字前的11月末，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曾说，这次莫斯科会议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再版、连续，就是对中国党进行斗争的一个会议，反华的会议。中央还拟订了一个《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稿，提出，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的恶劣做法影响下，造成国际共运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恶例。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毛泽东阅后批示：原则同意。[160]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发表，中共似乎容忍了赫鲁晓夫的颐指气使。这种态度，显然增强了莫斯科对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运团结前景的信心。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应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在苏联进行了六天访问。此时不论是刘少奇本人还是中国其他领导人，都进一步呈现了一种向苏共观点趋同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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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莫斯科12000多人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由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依靠当代维护和平事业的强大力量的联合斗争，在我们的时代是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刘并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共同强调了中苏两党、两国对于国际共运共同事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两党两国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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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国内，尽管舆论宣传并未停止支持和鼓动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162]但是中共的方针已表现出明显的让步倾向。12月18日，陈毅在中宣部国际宣传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一种新的宣传基调。他指出：莫斯科声明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帝国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内部，发展自己，增强自己。这样说，并没有机会主义，这是中央的方针。大家要向前看，不要纠缠于莫斯科会议之前的争论，向后看。陈毅说：前一段我们挺身而出，舌战群儒，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站起来讲话谁能站起来讲话。现在争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应挺身而出，加强团结，成为团结的核心。毛主席一向能照顾大局，照顾团结，能吃亏。但又能坚持原则。他强调斗争要有一定限度，要受团结约束。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要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声明就是团结的新基础。陈毅在讲话中全面总结、批评了过去宣传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说：你们不要以为声明不符合你们的口径，其实你们过去的宣传，如在战争可不可以避免、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平共处、联合国的作用、裁军、大国首脑会议等问题上，也有不符合中央、主席口径的东西。陈毅还要求宣传毛泽东思想时，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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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两党两国间充满了一股浓浓的亲密友好气氛。12月9日，刘少奇率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人民日报》、《真理报》同时发表社论，赞扬中苏之间“伟大的友谊”。[164]26日，毛泽东会见契尔沃年科，后者转达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本人对他67岁生日的祝贺。给契尔沃年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表示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并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的最热情的感谢。谈话中，毛泽东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好”，“会上有争论，有辩论”，“这是件好事。”毛还谈到，中国现在有困难，无法制订远景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他并对苏方邀请他访苏的建议做出了热情的反应，说：“一定得找时间去一趟。”这次谈话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一直把契尔沃年科送到了汽车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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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国这时面临的困难局面，使毛泽东不得不从更为务实的角度去考虑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确立对苏让步方针。而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能够放手去具体实施这种让步政策，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与苏共等多数党达成妥协，避免了国际共运的过早分裂。[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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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61年后，中共的外交政策，以陈毅的话说就是，“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即，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亚非国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亚非而薄于社会主义”。陈毅还高度评价莫斯科声明“又是个新的里程碑”，提出：“莫斯科声明之后，不是斗的阶段，我们应该服从团结”。“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点我们要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我们和苏联穿的是连裆裤，是分不开的，弟兄还是弟兄，应该有这种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感觉。把苏联共产党搞臭了，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没好处”。“这回中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决心很大，情况比较清楚，方法很好，所以能够达成莫斯科会议声明这样一个协议”。“要当中心是可以的，要人家推举。不能自己封，人家推举我们还要谦让”。“我们要当中心，不能口里面去讲，只能讲兄弟党是平等地位，大家协商一致”。“他反帝我们推他向前，拥托他向前，他来扛大旗，我们来扛二旗，别争。情绪要转过来”。[167]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应该说，这次莫斯科81国会议开得很好，成绩伟大，基本上把反华的风潮打下了”。“要同国际兄弟党团结，要同苏联团结，要同81个国家的党团结，不管他们怎样骂过我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等待他们觉悟”。[168]彭真则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继续肯定莫斯科声明说：“声明是个好文件，不能一律像我中央的语言，赫鲁晓夫说自己活着也要让人家活着。看文章不要光看枝节、语气，要看本质，看主流”。“有人说，内容这样说可以那样说也可以，妙处就在这里”。“81国的文件，把我们一党的主张变成81国的主张”，“没有两面解释的东西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有的同志对声明上有二十大的字样不满意，二十大如果不要，把苏联搞臭了，有何好处？苏联脸上无光我们脸上也无光，二十大搞掉，不仅苏联会出乱子，而且东欧几个国家也会出乱子。还是不出乱子好。上次也写了二十大，而且字句改了，写了各国党都有贡献，不光是忠诚”。“现在，我们应按声明办事，不能翘尾巴”。他还给过去的争论定了性：“15个月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吵了几十天几十分钟就解决了？原因是谁也离不开谁，两个刺猬都在冷风中取暖，谁都有刺，但还送有暖气，分裂还分裂不了。我们从未这样设想”。彭真强调说：“我们对苏联的问题，是世界头号的问题，左右都不好，要严肃谨慎。”[169]陈毅于招待苏联经贸代表团的宴会上谈及莫斯科声明时更进一步赞扬说：“这个声明显示了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声明的基础上达到了更高的团结。”[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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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说1960年初以来中共采取种种举措，竭力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共方针趋同，而赫鲁晓夫也从某种程度上向中共观点靠拢的话，那么到1960年末以后，情况却发生逆转，中共方针开始向苏共纲领趋同，中苏两党观点出现新的接近迹象。这种认识的统一之势，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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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1960年夏季以来逐渐显露的中苏关系缓和的迹象，以莫斯科会议为转折点，至1961年后期止，上升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主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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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没有发表一篇涉及两党分歧问题的文章。[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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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外交领域，当1961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1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时，中苏双方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1961年1月初，苏联驻华使馆向中方通报苏联庆祝《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1周年的计划，表示：尽管今年不是逢五逢十，但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周年。苏联要广泛庆祝，其规模比一般非整数的节日广泛，和整数时差不多。这合乎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同时也合乎社会人士的意见。除莫斯科市在2月14日举行庆祝大会外，各设有苏中友协分会的加盟共和国首都和中心城市，都将举行这种大会；工厂、学校、科研机关、集体农庄还要举行友谊晚会。对此，中方答复说，中苏两党和两党领导人都认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谊，这次的广泛庆祝，正合乎这个精神，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由此，与苏方的动作相呼应，2月13日，中国首都各界人民举行了盛大集会，庆祝中苏条约的签订。[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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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陈毅与葛罗米柯在莫斯科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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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在苏阿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克制、调和的态度。[173]1961年初，在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上，中苏两国进行配合，中国方面表示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在复西哈努克信中所指出的，这次日内瓦会议的目的“应该是帮助老挝人民保证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实现老挝的和平、团结和中立”。赫鲁晓夫于7月会见访问莫斯科的陈毅时表态说，完全同意中国在老挝问题上的意见。赫鲁晓夫并指出：在最近相当一个时期内他本人确实没有细致地过问老挝问题，他一直是依靠陈总和葛罗米柯的，至于陈总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他是知道的。赫鲁晓夫表示，今天陈总提出合作上的问题这很好，他一定要加以过问。[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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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夏末秋初，中国政府声援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行动。中国对苏联即将发表恢复核试验性爆炸以捍卫世界和平的声明一事迅速做出反应，在发表支持性声明和转载苏联声明的问题上，还刻意寻求与莫斯科同步。在获悉苏联政府将发表该项声明后，8月30日周恩来即与陈毅商量拟定了中国政府予以支持的声明，并报毛泽东批准；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对所拟声明稿无修改；8月31日凌晨1时周恩来审改完声明稿并批送中央传阅，2时许通知外交部请陈毅于是日上午接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通报中国将采取的支持行动；陈毅随即受中共中央委托，口头通知苏达利柯夫说：中共中央支持苏联关于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决定。我们准备在苏联发表声明之后，立即发表一个声明，支持这一正确的措施。《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对此事加以详细的解释。中方认为，苏联这一措施是由帝国主义扩军备战而引起的，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周恩来还在确认苏方声明发表的时间后，指示将中国政府声明播出的时间由9月1日改为8月31日晚，认为如果苏联于31日晨3时广播其声明，上午9时左右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已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时左右，过了《人民日报》的发行时间，故中方于是日晚播出，应是基本与苏联同步。另外，陈毅表示，苏联的声明9月1日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的声明将在同一天见报，力求在见报时间上也与苏联相一致。9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国政府声明，同时发表了苏联政府声明全文。[175]与此同时，在柏林危机期间，中国也表态支持苏联，支持华约国关于缔结对德和约的立场。[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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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报，苏联则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施以援手。根据莫斯科得到的消息，泰国和马来亚试图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所谓西藏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苏方表示由苏联代表来对此相关提案进行反击，希望中方尽可能多地提供有关西藏情况和西藏社会改革情况的材料，以便苏联代表不仅能从政治上对西藏问题加以解释，还能利用具体材料反击泰国、马来亚等国对中国的污蔑。对此，陈毅答复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新材料。[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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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的这种密切配合，即如邓小平所言，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得不错。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178]苏联方面则高兴地指出：你们的这些措施再一次说明我们两党两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的支持性措施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赫鲁晓夫也在一次有关德国、柏林问题的会议上评估说，他很满意苏中两党关系目前发展的状况。[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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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国防科技的合作方面，1961年1月，赫鲁晓夫致函中国，提出苏联政府有可能在中国生产米格-21ф型歼击机方面实现技术援助。其后，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并签订有关在中国生产这种新型歼击机的技术援助协定和帮助中国生产伊尔-14运输机的协定。[180]中国政府还应苏方请求，允许苏联飞机一架一次性飞越中国领空，空运物资援助老挝中立派。[181]3～8月，中国陆续向苏联递交提供武器和新式技术装备的申请清单，苏联政府指示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采取措施满足中方的这些请求。[182]其间，5月份，中国海军舰队与苏联太平洋舰队的电台恢复联络；中苏双方在6月初商谈1961年对苏新技术和军事物资订货问题后不久，8月末，苏达利柯夫即向陈毅通报，苏联同意供应中国一批军事物资；他还奉苏联政府的指示答复说，苏联方面准备就中方提出的有关1961年对苏新技术和军事物资订货问题举行谈判，签订政府之间的协定、合同，并在1961年交货。这一期间中国向苏联提出的1961年军事订货，总计2430万卢布（新币）。[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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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苏政治、外交上相互配合的成果，为两国的军事、国防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所谓投桃报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给苏联的政治支持，换得了苏联对中国军事物资需求的满足。反之亦然，莫斯科以为北京提供军事物资为资本，获取中国在政治、外交上的进一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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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贸易、科技合作方面，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克服困难。中国接受了50万吨蔗糖。[184]同期，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面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一份备忘录，通知说，根据中国方面的建议，苏联方面同意首先在北京就苏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各项协定举行初步谈判，并就1961年的贸易换货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在莫斯科继续举行并结束这项谈判。为此，苏联将分别派出以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为首的和以外贸部副部长库梅金为首的两个代表团访华。3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华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和经济科技代表团，陈毅并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185]一个多月后，中国政府经济、科技代表团与苏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186]对此，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表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187]在这次中苏两国政府的贸易谈判中，虽然发生过一些争论，但是在主要问题上，最后都按照中方的意见达成了协议。对于中国来说，谈判结果是圆满的。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也十分隆重，大大超过了接待一般政府专业代表团的规格。[188]苏联方面还对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欠交、1961年由于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困难的情况，表示合作和谅解。[189]苏方还提出帮助中国100万吨麦子的问题。[190]6月，中苏签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10万吨小麦、10万吨面粉和10万吨黑麦的协议（作为偿还，1962年中国方面向苏联供应15万吨稻米）。[191]中国驻苏代办向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苏联财政部国家印币局提出了请苏联协助印制10元券的人民币30亿元，于当年底交货的要求，苏方原则上予以接受。由于交货时间紧，印制水纹需要最高级纸张，以及图案复杂费工夫等，苏方在全面仔细研究后表示，将在当年完成16亿元的印制任务，其余部分，可在明年上半年完成。[192]是年，苏联向中国贷款3.296亿卢布。[193]中苏两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也成效显著，科技新成就得到进一步交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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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情况，使中苏两国似乎看到了双方之间进行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方则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得到妥善解决。[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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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此时中共对苏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196]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化解。因此，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它仅表明了中苏关系虽然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决出胜负后得到发展，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中苏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的。[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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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苏让步绝非毛泽东的真实心愿，向赫鲁晓夫做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对他来说无异于吞下了一枚苦果，必欲吐之而后快。两次莫斯科会议事实上形成的国际共运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已与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198]毛泽东的抱负已容不下苏共二十大的纲领。中共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中追求话语特权、显示自身威力的态度，以及要当中心、扛大旗二旗的议论，事实上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怀由此，中苏关系缓和短暂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刘少奇“就像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永远也看不到中苏两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分离”[199]的话说过没有多久，“太阳从西边升起”的奇迹就展现在了西方世界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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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