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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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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外档，109-02264-04，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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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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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外档，109-02999-012，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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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Сла∂ковскuǔ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с.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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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外档，109-02250-03，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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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Сла∂ковскuǔ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с.277-278.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的详细研究，参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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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人民日报》1961年6月23日、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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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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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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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参见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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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毛文稿》第9册，第28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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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人民日报》1960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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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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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二章 两党关系破裂与两国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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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这次会议对中共触动最大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支持过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被拒绝与会并遭到指名批评，一是中共认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新的苏共纲领获得通过。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劳党入手，开始准备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友好、缓和的局面由此结束。进入1962年后，中苏关系中大事不断，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影响了两党两国继续务实地寻求具体的共同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但是，促使中共迈出破裂与苏共关系步伐的关键，还不是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而是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估计的变化，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以及中国党在世界左派队伍壮大的新形势下，强化了对做国际共运领袖目标的追求。中苏两党一场意识形态大论战，从思想和感情上斩断了这对兄弟之间保存的最后一丝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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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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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同处巴尔干半岛，在历史、民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是在南共的一手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发生冲突，铁托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恩维尔·霍查及时转变立场，积极追随斯大林，加入了对铁托的讨伐行列。[1]此后，苏阿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阿尔巴尼亚是成员国之一。苏联在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建立的海军基地，成为华约组织在地中海上的最重要的据点。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随着苏联调整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一贯敌视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开始严重不满赫鲁晓夫与铁托进行政治调情。1961年2月，阿劳党四大召开，阿领导人在苏共代表团与会的情况下，指责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和独裁分子。赫鲁晓夫则于3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指责阿方对发罗拉海军基地苏军的态度不好。苏阿关系急转直下，斗争日益尖锐，赫鲁晓夫相继做出了停止对阿无偿经济援助和撤出发罗拉基地苏联海军的决定。[2]同苏联关系恶化的阿尔巴尼亚转而与中共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迅速团结到了一起。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阿劳动党成为中共最坚定的支持者。中阿关系趋向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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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时，巩固与苏联的团结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共不能为过度维护阿劳党而牺牲刚刚用让步妥协换来的中苏关系缓和的新局面。因此，中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一方面是“不要中苏关系好了使阿尔巴尼亚感到冷落”，“要照顾到跟阿尔巴尼亚的团结”；一方面是“也不要去包了，苏联压阿尔巴尼亚，我们就全部把阿尔巴尼亚包过来”。“不要把文章作绝了。但是也不要去批评它不策略”。[3]对苏阿矛盾始终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苏阿争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共实际上一直在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做劝说工作，竭力调和苏阿矛盾。既劝阿同苏联搞好关系，表示中国不插手对阿军援较好，应后发制人，要针锋相对地斗争，也要留有余地；又致函苏共中央，认为苏联从发罗拉海军基地撤退舰队“不适当”，“极不利于共同对敌斗争”，希望苏共中央改变这一决定，苏阿关系应通过协商途径得到解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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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苏两党之间的信息交流稳步进行。1961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由赫鲁晓夫报告新的苏共纲领草案。2月，契尔沃年科大使向刘少奇通报了这次全会的情况。[5]接着，陈毅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在7月21日参加日内瓦老挝问题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做短暂停留，与苏共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契尔沃年科则在24日，苏联公布苏共新党纲草案一周之前，将厚达112页的俄文党纲草案连同中文译文一并交给了彭真和杨尚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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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纲领将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进一步系统化，并且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在中共看来，这份文件可以说是苏共“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了。[7]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听说赫鲁晓夫要搞新党纲后，为了拖住他不要在修正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曾通过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向苏共二十大的纲领发起过一轮攻击。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仅没有“挽救”赫鲁晓夫，反而是中共自己先搁置分歧、做出了让步。面对这个将会被拿来指导国际共运的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中共中央开始酝酿重开与苏共的意识形态斗争，只不过其切入的形式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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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在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会议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的刘晓受中央委托发表口头声明，反对苏方拒绝阿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做法，呼吁改变此项决定，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及指责。[8]中苏两党关系缓和的脆弱基础被触动。不过这只是碰碰而已，属于正常的矛盾冲突，中共对苏的既定方针并没有就此改变。故而，尽管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新的苏共纲领持否定态度，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前却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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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约见陈毅，提出：中国报刊没有对苏共纲领草案做出评论，这在外交使团里被看作中共领导人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立场。陈毅当即反驳说：“这是无聊的谎言，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已经全文发表了纲领草案，并出版发行了单独的小册子。”陈进而解释道：“中共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即将发表贺词，而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更好地学习这份严肃而重要的文件。召集记者写几篇关于纲领的文章——这并不是难事儿，瞬间就能够办到，但是，没有经过分析和思考而仓促写出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对于苏共党纲草案我们可能有的只是支持。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目前，中共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农业上，中国领导人几乎长期住在各省里，我们简直是没有时间处理其他重要的事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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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托词，其实在8月23日至9月16日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着重研究工业、粮食等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与会者及理论家们，也曾多次讨论苏共的新纲领。[10]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提出，无疑是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苏共已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只不过，这时的中共中央仍然希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在毛泽东的认识中，依然是只要不妨害原则的坚定性，一切策略的灵活性都是必要的，一定的妥协都是许可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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