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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既表示原则的坚定性，又维持策略的灵活性，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实际采取了一种迂回战略，即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会议期间及其后，只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认识和立场，对苏共纲领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与此同时旗帜鲜明地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苏共对阿进行政治制裁，以显示对阿劳党的支持，间接表明中共对苏共纲领的态度。而赫鲁晓夫似乎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借攻击阿劳党代表团之名，行批评中共之实。结果一个是“挺阿射苏”，一个是“打阿射华”，手段不尽相同，反映了此时中苏两党的初衷还都是想将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于是，一场明争暗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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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末，邓小平在会见契尔沃年科大使时，为调和苏阿关系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表示：苏阿双方“都不应该把事情做绝，应为调解留下某种余地”，说“中共和苏共之间也有大量争论，好在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没把事情做绝”。但是，契尔沃年科通报的阿尔巴尼亚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危害到华约成员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利益的情况，以及苏共破例不邀请阿劳党参加会议的做法，[12]已预示苏阿关系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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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苏前夕，周恩来在会见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时谈道：这次我们去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是去祝贺，我们的贺词除致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这样强调对敌斗争有好处。[13]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赫鲁晓夫谈到斯大林时不仅措辞激烈，而且还用了一些粗鲁的形容语，如“斯大林是个坏蛋”，是个“白痴”、“傻瓜”、“刽子手”等。周恩来专注、耐心地听完这番谈话后并没有反驳，只是绵里藏针地说：“我们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对斯大林有很大的意见。这些很大的意见是与他对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的评价有关的。在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错误归咎于他，而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党的错误。我们把所犯的一切错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去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这些错误负责的问题。”[14]通过这次谈话，中共代表团应该对二十二大可能要对斯大林做进一步否定，有了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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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7、18两日，赫鲁晓夫先后做了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阐述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严厉批判斯大林，并点名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15]19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贺词。他在讲话中指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16]周恩来的讲话赢得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而主席台上赫鲁晓夫等人没有鼓掌，受到全场注目，赫鲁晓夫为此“面红耳赤，表情沉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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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15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亲临机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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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扩大会议，由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对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18]其具体内容目前尚未见有材料详尽披露，但据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采取的迂回、暗中斗争的举措，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灵活、克制、软中带硬的斗争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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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由《人民日报》同时摘要报道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全文发表周恩来的致词，既表示中共对苏共报告的重视，又申明中方强调团结的立场；[19]在莫斯科，21日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拜谒列宁、斯大林墓并献花圈，上面分别写道：“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和“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以此对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斯大林的攻击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周恩来在22日与苏共主席团负责人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只正面阐述中共对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苏共党内反党集团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有限地批评苏共对阿劳党的做法，而不直接批评苏共纲领，不就意识形态分歧问题做面对面的争论。周恩来在分别会见胡志明、黎笋、金日成等兄弟党领导人时，也只是批评赫鲁晓夫对阿党的做法，不评述二十二大的报告和新党纲。[20]总之，注意避免为此与苏共发生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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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共方面也试图缓和中苏两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苏共一方面表示：二十大后，中共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又保证苏共领导层重视维护苏中友谊和苏中两党的团结。赫鲁晓夫还利用22日的休会时间，邀请中共代表团共进午餐，两个小时中不谈政治问题，摆出息事宁人的姿态。会议期间，苏方虽然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但在用语上还是注意分寸并留有余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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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纲领路线毕竟与中共的立场观点差距太大，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后，对中共的指责声不断，于是，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以示表态。中共采取的这种回应措施，其主旨还是要在回避正面尖锐冲突的同时，表示中共依然坚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23日，周恩来以要回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由向苏方提出提前回国的要求，并指定彭真为代理团长。赫鲁晓夫对此虽心中不快，却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去机场为周恩来送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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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周恩来乘专机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到机场迎接，以此政治色彩浓厚的行为，向苏方表明中共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和态度。苏达利柯夫临时代办就此事向莫斯科通报说，与此前类似的迎送惯例不同的是，这次苏联大使馆的代表没有被安置在机场的政府休息厅里，而是被礼貌地送到只有中国外交部官员余湛所在的房间中。迎接周恩来的仪式异常隆重。周恩来显然没有料到毛泽东会亲往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看到毛泽东时感到吃惊，毛泽东极其热情地向他问好。在同到机场的苏联官员打招呼后，毛泽东没有说任何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话，只有刘少奇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苏达利柯夫评价说：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少在人民中间露面，几乎没有迎接和欢送过任何人。他能够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被人们认为是打算显示对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行为的支持，这给周提前回国的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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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周恩来回国后，中共代表团虽然在会上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一般性辩论，但在参观活动中，继续避免涉及两党的政策分歧，主要还是讲友好团结。彭真认为向群众讲话应和会议讲话不同，气氛要和缓一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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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日发出的谴责赫鲁晓夫的声明。而赫鲁晓夫随即在27日的大会总结发言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对在大会上公开提出阿苏关系问题表示不安。据我们的理解，他主要的是担心苏阿关系的现状可能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对中国朋友们的不安具有同感，珍视他们对巩固团结的关心。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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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词中就和平共处、帝国主义性质等问题不点名地与中共进行辩论，驳斥中共领导人的指责，以批评“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顽固的莫洛托夫分子”影射攻击中共。[26]大会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并在通过的《关于弗·伊·列宁墓的决定》中提出：“在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27]针对这种情况，10月30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还是决定对此默声抗议，不写文章。[28]彭真也在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指示刘晓说：尽管两党争论很激烈，但两国关系还要保持友好，应多做一些友好工作，不要把形势弄得太紧张，使得没有回旋余地。中苏关系还在变化中，改善关系的因素仍然存在着，因为两国都有此需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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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阶段中共代表团对外采取了克制的斗争策略，但是在国内，还是开始了集中批判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的活动，这也成了中苏关系重新紧张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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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10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做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具有原则上的性质，在中苏两党的思想斗争中出现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永远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并将把这种立场坚持到底，哪怕这需要5年、10年甚至更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会听命于苏联，它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成社会主义。”[30]翌日，毛泽东则在关于中国在国外得到拥护的通讯报道上批语说：“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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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在中国中下层干部中传达之后，阿尔巴尼亚问题、苏共纲领问题等情况迅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传播开来，激起了广泛的反苏情绪，人们对二十二大引起的许多重大问题议论纷纷，群情激愤。[32]而由于《人民日报》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霍查反击苏共的报告等材料，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特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对此提出指责。[33]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面临瓦解的危机，这是中共领导人此时还不想见到的。因此，中共中央、外交部相继发出一系列指示、通知，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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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阿关系问题的指示，要求对于霍查的报告，“目前，我们暂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处理兄弟国家、兄弟党可能进行的责难和挑衅方面，应掌握五项原则，包括：对苏阿关系问题，要维护阿党的正确立场和观点，要明确是非，不要含糊其辞；在谈话中要紧握团结的旗帜，区别对象，注意策略，有理有节，适可而止。应限于口谈不要见之文字，更不要走到街上，形成群众式争论；等等。[34]11月25日中央又批转东北局的有关通知，指出：要使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问题，继续高举中苏团结的旗帜，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强调要避免发生一切可能被人利用来破坏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事情。该通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在各种公共场所特别是沿国境线地区、国际列车、国境车站和港口附近，应控制和避免议论这类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各级干部和各方人士有关苏共二十二大的反映，一律集中到各级党委宣传部以绝密电报向上级宣传部上报；各地报刊不要针对二十二大有关问题发表影射性言论；对外国专家和留学生的议论可多听少说，表示意见时，应以周恩来在二十二大的致词、吴玉章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有关提法为依据；等等。[35]次日，外交部也发出有关苏共二十二大问题在对外接触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知，规定各驻外机构和外事机构在对外接触中严格按照周恩来致词的口径答复兄弟党提出的问题，如有人挑起争论，应坚决站稳立场予以回击，但也不必纠缠；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探询，要以中苏两党团结牢不可破予以答复；等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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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苏联宣布同阿尔巴尼亚断交后，中国在继续对阿提供政治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在国内发出通知，重申11月26日外交部通知中的有关精神，并强调要求中央、国务院、地方各机构组织，在对外接触中不要主动谈论苏阿关系问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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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报刊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38]3月1日，契尔沃年科又与邓小平会见，转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改善苏阿关系及苏中两党团结、搁置争论等问题。邓小平阅信后建议说：在改善与阿尔巴尼亚关系这类问题上大党应该采取主动。对于大党和大国来说，不存在威信问题。邓小平认为苏共中央提出苏中团结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党应该努力利用现有的可能克服双方关系中存在的困难，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两党在多数问题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可以加强团结。邓小平说：“你们的信号召团结——这很好”。“对于我们而言”，“很清楚，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农业。”契尔沃年科则表示相信，苏中两党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无论多大，也不能阻碍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只要有了紧密团结的愿望，我们就能回到真诚信任和友好的形势之中去。其后，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苏共中央2月来信中提出的问题，统一思想。这一建议因苏共中央要求国际会议召开的先决条件是阿领导人放弃自己的立场而被搁置。[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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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随着中共越来越深地介入苏阿冲突，中苏关系重新出现恶化的迹象，但是中国这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还放在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上，两党都表示了珍惜关系缓和局面的意图。中苏双方暂时搁置或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维持关系稳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不过，1962年春夏之交，在中苏边界西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生的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及冲击伊犁州党政机关的“伊塔事件”，[40]严重干扰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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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伊塔事件与两国关系趋向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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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约1500公里，基本状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与苏联的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加上民族血缘关系和宗教文化联系，使得伊犁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而这种影响得以持续深入、控制得以不断加强的重要原因则在于，苏联在那里拥有由其侨民构筑起的相当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1950年代初时，苏联在新疆拥有的12万左右的侨民主要集中在伊犁地区。他们与当地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族群众有着族源关系。1954年4月，苏联政府为了解决二战结束后国内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其后至1950年代末期，在中苏双方的协商、配合下，于每年春季开始的遣侨工作基本正常进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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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60年中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后，苏联政府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加紧在中国边民中非法发展侨民，同时积极插手遣侨事务。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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