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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阶段中共代表团对外采取了克制的斗争策略,但是在国内,还是开始了集中批判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的活动,这也成了中苏关系重新紧张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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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10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做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具有原则上的性质,在中苏两党的思想斗争中出现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永远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并将把这种立场坚持到底,哪怕这需要5年、10年甚至更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会听命于苏联,它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成社会主义。”[30]翌日,毛泽东则在关于中国在国外得到拥护的通讯报道上批语说:“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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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在中国中下层干部中传达之后,阿尔巴尼亚问题、苏共纲领问题等情况迅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传播开来,激起了广泛的反苏情绪,人们对二十二大引起的许多重大问题议论纷纷,群情激愤。[32]而由于《人民日报》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霍查反击苏共的报告等材料,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特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对此提出指责。[33]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面临瓦解的危机,这是中共领导人此时还不想见到的。因此,中共中央、外交部相继发出一系列指示、通知,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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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阿关系问题的指示,要求对于霍查的报告,“目前,我们暂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处理兄弟国家、兄弟党可能进行的责难和挑衅方面,应掌握五项原则,包括:对苏阿关系问题,要维护阿党的正确立场和观点,要明确是非,不要含糊其辞;在谈话中要紧握团结的旗帜,区别对象,注意策略,有理有节,适可而止。应限于口谈不要见之文字,更不要走到街上,形成群众式争论;等等。[34]11月25日中央又批转东北局的有关通知,指出:要使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问题,继续高举中苏团结的旗帜,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强调要避免发生一切可能被人利用来破坏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事情。该通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在各种公共场所特别是沿国境线地区、国际列车、国境车站和港口附近,应控制和避免议论这类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各级干部和各方人士有关苏共二十二大的反映,一律集中到各级党委宣传部以绝密电报向上级宣传部上报;各地报刊不要针对二十二大有关问题发表影射性言论;对外国专家和留学生的议论可多听少说,表示意见时,应以周恩来在二十二大的致词、吴玉章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有关提法为依据;等等。[35]次日,外交部也发出有关苏共二十二大问题在对外接触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知,规定各驻外机构和外事机构在对外接触中严格按照周恩来致词的口径答复兄弟党提出的问题,如有人挑起争论,应坚决站稳立场予以回击,但也不必纠缠;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探询,要以中苏两党团结牢不可破予以答复;等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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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苏联宣布同阿尔巴尼亚断交后,中国在继续对阿提供政治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在国内发出通知,重申11月26日外交部通知中的有关精神,并强调要求中央、国务院、地方各机构组织,在对外接触中不要主动谈论苏阿关系问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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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报刊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38]3月1日,契尔沃年科又与邓小平会见,转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改善苏阿关系及苏中两党团结、搁置争论等问题。邓小平阅信后建议说:在改善与阿尔巴尼亚关系这类问题上大党应该采取主动。对于大党和大国来说,不存在威信问题。邓小平认为苏共中央提出苏中团结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党应该努力利用现有的可能克服双方关系中存在的困难,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两党在多数问题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可以加强团结。邓小平说:“你们的信号召团结——这很好”。“对于我们而言”,“很清楚,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农业。”契尔沃年科则表示相信,苏中两党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无论多大,也不能阻碍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只要有了紧密团结的愿望,我们就能回到真诚信任和友好的形势之中去。其后,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苏共中央2月来信中提出的问题,统一思想。这一建议因苏共中央要求国际会议召开的先决条件是阿领导人放弃自己的立场而被搁置。[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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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随着中共越来越深地介入苏阿冲突,中苏关系重新出现恶化的迹象,但是中国这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还放在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上,两党都表示了珍惜关系缓和局面的意图。中苏双方暂时搁置或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维持关系稳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不过,1962年春夏之交,在中苏边界西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生的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及冲击伊犁州党政机关的“伊塔事件”,[40]严重干扰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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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伊塔事件与两国关系趋向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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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约1500公里,基本状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与苏联的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加上民族血缘关系和宗教文化联系,使得伊犁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而这种影响得以持续深入、控制得以不断加强的重要原因则在于,苏联在那里拥有由其侨民构筑起的相当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1950年代初时,苏联在新疆拥有的12万左右的侨民主要集中在伊犁地区。他们与当地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族群众有着族源关系。1954年4月,苏联政府为了解决二战结束后国内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其后至1950年代末期,在中苏双方的协商、配合下,于每年春季开始的遣侨工作基本正常进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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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60年中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后,苏联政府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加紧在中国边民中非法发展侨民,同时积极插手遣侨事务。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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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加快在中国公民中非法发展苏侨的步伐,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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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做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苏联领事指使、收买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或直接给领馆职员布置任务,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孜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公民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伊犁苏联侨民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分会也在领事馆的授意下,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登记活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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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侨协会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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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联侨民不但自己加紧要求去苏联,而且还在社会上鼓动其他人员申请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通过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也更加积极。[44]该市苏协的秘书在发放无主护照时竟然宣称:“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45]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也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裕;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不能干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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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而到1960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1961年9月3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传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47]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也已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据统计,1954~1959年遣返苏侨86890人,随返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而1960~1962年遣返苏侨8559人,随返的中国公民竟达20907人。[48]其中还未包括那些持有苏联各种证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国人。由此可见,当时苏方非法发展苏侨的情况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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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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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陆续给一些人发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突然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职,并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苏方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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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即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虽然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并长期留在中国工作,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问题时却设法刁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做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苏联总领事曾提出: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机关担任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的数量很大,他们不愿意退籍。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1960年5月到1961年3月向苏领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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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保留有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在以后的伊塔事件中,苏籍干部成为坚决逃跑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个别上层人士在伊塔事件后则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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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联方面开始利用苏中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去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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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苏方通过集体农庄、区乡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等宣传品,引诱中国边民去苏。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对新疆的维吾尔语广播1950年曾自动撤销,但到1961年上半年又重新恢复,经常播放去苏人员的录音讲话、访问记录等,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且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方的维吾尔语广播电台相近,很容易为新疆地区的民众收听。[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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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已越境去苏的人员也频繁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1961年至1962年,来自苏联的信件、邮包猛增。特别是有的人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53]第四,1962年4~5月,苏联方面直接参与了煽动并接应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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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期间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及伊犁地区苏侨协会向中国边民滥发苏侨证。图为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公安局查封的苏方发出的出生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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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冬和1962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译迪道夫)等人先后6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4743人次。尤其是1962年4月,季托夫在塔城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并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其后,当地居民的外逃情绪得到渲染,形成一种舆论氛围,边民非法越境去苏行动随即开始。从4月中旬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带走大小牲畜23万头,大车1500多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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