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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于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接运、安置外逃人员。各接待站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苏方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人员坐镇接待站。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夜晚用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并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登记和分发钱粮后很快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苏方还散布“关口子”等谣言，传令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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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国边民逃苏时所轧出的马车路，路直通苏联霍尔果斯边卡南第一个暸望台以南60～100米的口子。图上马车路的位置距该瞭望台约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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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在反外逃工作初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积极劝阻，制止外逃。4月29日自治区党委发出《迅速制止边境地区群众非法越境的宣传教育要点》，各边境地区反复进行“要点”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使很多群众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不再外逃。与此同时，伊犁州还采取政治教育与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民兵进行武装巡逻警戒，维护社会治安，在中苏边境执行巡逻任务，依法惩处少数组织逃跑、造谣惑众、扰乱治安的为首分子，遏止了越境事态的蔓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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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29日晚，在一些人（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要求去苏联的群众冲、砸了伊犁州人委和区党委。在“五二九”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到中国政府方面，一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携带邮袋回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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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外逃带走了大量牲畜、车辆，以及造成60万亩耕地荒芜的情况，加上政府机关、企业被捣毁，粮食、物资等被抢劫，伊塔事件造成的损失达1亿元以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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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4日苏方为便于中国边民外逃，在中苏边界中国霍城县空特拜地区切断铁丝网所开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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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59]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1962年4～8月，增设边防站58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6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8月底，沿边地区的社会秩序也基本稳定下来。[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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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边民祖国观念严重混乱和淡薄的情况，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开始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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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苏双方互发照会、提交备忘录，进行外交交涉。在这场“笔墨官司”中，中国政府连续指控苏联搞颠覆、武装叛乱，步步进逼，调门愈提愈高。中共中央则进一步确定了“利用外逃事件，挤走苏联驻华领事馆，把苏联搞颠覆活动的领馆、苏侨协会、商务处的祸根从根铲除”，有步骤地“分期分批搞”，让苏方的机构“自己走”的方针。[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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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新疆实施，以使新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而不再是别人的新疆。5月，中国方面查封了苏联在新疆伊犁、塔城、昭苏、乌苏、特克斯等地的苏联侨民协会。是月，中方就新疆边民外逃事同苏方交涉时指出其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的非法活动，苏方关闭了这两个领事馆。10月，根据中方的要求，苏方又关闭了设在乌鲁木齐的商务代表处和新疆其他两个口岸的商务机构。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第二步在东北等地进行。9～12月，查封了东北、内蒙古地区的苏侨协会的总会、分会、小组和侨民代表处；关闭了设在苏联外贝加尔（满洲里对面）和格罗捷阔渥（绥芬河对面）的商务机构。苏联方面随之关闭了驻哈尔滨和上海的两个总领事馆，以及设在满洲里、集宁、广州、上海、大连等中国口岸的商务机构。结果是中苏之间的领事关系中断，苏联在中国“就剩光杆大使馆”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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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政府还进一步严格苏联侨民身份的界限，规定：新疆少数民族中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新疆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才是合法苏侨，只有苏领馆所发护照，无新疆公安机关外侨居留证的人，其苏侨身份不能被承认，其所持护照为非法证件，须予没收；同时开始清理在华苏侨。5月30日，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根据中央对苏联侨民问题的指示精神，目前在处理苏联侨民申请出境问题的时候，“应当放宽尺度，简化手续”。“苏联侨民要求回归苏联的，应当迅速批准，尽快使其离境。”通知要求各地在对现有苏侨人数加以核实，对未处理的申请出境案件做一清理，先迅速处理一批。为了加快这一过程，通知特别规定：“苏联侨民要求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都可以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对这种人，过去要先经过苏联领事馆同意，才由我方签发出境证件。今后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就可以签发出境证。领馆同意与否是侨民本人的事，我们可以不去过问”。“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我留学生带回的苏籍妻子，如果要求回苏联的，可以批准。但她们的丈夫要随走的，不能同意。”等等。关于苏侨离境的时间，通知要求大体以批准后一个月为限期，不可过长，而且到期不走的须予以督促。[64]此时，苏联方面声称还要开口子，搞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苏哈萨克斯坦报纸、电台大事宣传说，哈萨克人都是苏联人，是一家，反对汉族统治，应成立独立国家；新疆外逃人员的首领还组织了维吾尔共和国筹备委员会。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方面认为，搞颠覆活动已成为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65]因此可以说，中国这时的加速遣侨行动的方针与前述1954年和1955年的有关方针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其初衷不再是配合苏联的计划，支持苏联的建设，而是要全面清理在华苏侨，以期尽快铲除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地区的社会基础，所谓“遣侨这是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要把修正主义在我区的腿子拔掉，我们就要想办法挤其出境”，[66]彻底肃清苏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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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至1963年，根据中国外交部与苏方达成的协议，新疆方面简化手续，进行遣返苏侨的收尾工作，其中1963年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部遣送完苏侨，对坚决不走的苏侨严加管理。这两年伊犁地区共遣返苏侨7419人，中国籍家属37528人。[67]1964年伊犁地区分四批遣返俄罗斯四教派分子100户、559名之后，全疆的苏侨不过500多人，[68]苏联在新疆的社会基础表面上被清理干净了。但是，苏联侨民的遣返实际上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留在中国新疆境内的亲属、社会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随着这种沟通的日趋频繁，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返国苏侨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剪不断的关系，事实上，成为新疆地区社会心理动荡的一种新的潜在性因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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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初，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向各地通报中苏边境情况时，指示伊犁区党委和边境地区地、州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1963年秋至1964年春，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70]新疆的外事工作开始逐渐走上了“进一步突出备战，突出反修，以针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帮助苏联人民革命为中心”的道路。[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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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塔事件的发生虽然与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加深加剧有关，迄今却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苏共决策层直接策划了这次事件。但不管怎样，事件的结果是严重影响了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中共决策层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而这个期间中共党内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时出现的一种否定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倾向，则进一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迈出了与苏联决裂的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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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考虑全面调整对苏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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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造成的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毛泽东在考虑对苏政策时不得不以眼前利益为重，先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再解决与赫鲁晓夫的原则性分歧。因此，中共中央不仅在莫斯科会议上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在苏共新纲领出台后，继续采取容忍态度，搁置争执，谋求稳定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这种妥协已大大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使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压抑之中。即如他在苏共二十二大后所谈到的：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不过，在毛泽东看来，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办的好事是基本的，只是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72]这种认识实际预示了毛泽东进行经济调整、总结经验教训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是毛泽东承认错误的心理底线，如果触动或越过这一底线，必将引起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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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将调整工作深入下去，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中，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五年、十年后“再来总结经验”，“做出结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刘并重提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列举过的湖南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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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共党内出现的这一类认识，显然已经含有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路线的意思。这实际上呼应了赫鲁晓夫对中共国内政策的批评。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跃进”运动的目的是要显示中国的建设速度快于苏联，发展道路优于苏联；人民公社制度则是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这两项发明创造是不容从根本上否定的，否则就触动了他实行政治、经济调整的大前提，越过了他总结经验教训的心理底线。毛泽东开始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看作严重的阶级斗争，形成了“党内出现新的右倾思想”的概念，[74]警觉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毕竟中国不可能铁板一块，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只有马列主义。[75]于是，他在会上提出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的意见。[76]这种情况，事实上也促使他开始改变对外政策调整中的缓和思路，考虑中止对苏让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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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政策问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77]王稼祥则于2月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致函周恩来等人，其后又起草报告、文章，详细阐述了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些文件中，王稼祥一方面继续1960年末与苏妥协期间中共领导人关于时代、战争等问题的反思，强调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等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指出，中国不赞成片面强调世界战争已经命定地可以避免，但也不认为世界战争注定地不可避免，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中国不认为武装斗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中国赞成运用裁军的口号；等等。另一方面，王稼祥还就对外斗争中的策略问题提出建议，主张在国际斗争中，中国“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在支持别国反帝斗争和民族独立、民族革命运动方面，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民族的敌人；等等。王稼祥认为避免中美战争、改善中国国际处境的根本一环在于避免中苏破裂。为此，他建议同苏共发展对等的统一战线的关系，有斗争、有团结，维护中苏同盟；在中苏关系上应当纠正“左”的错误，那种断言紧张比缓和好，紧张能够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只会加剧中苏分歧和矛盾；等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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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王稼祥的反思性认识，是在苏共进一步滑向修正主义之后，继续向赫鲁晓夫的观点靠拢；其关于中国在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上有“左”的错误的检讨，无疑越过了毛泽东的对苏政策的认识限度。毕竟对于毛泽东来说，以妥协让步改善和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以策略的灵活性为先的应对方针，它并不是纠正“左”的错误的结果，当然也更非对马列主义原则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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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在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之前，王稼祥根据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确定的一系列缓和方针，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与会方案并主持起草了讲稿。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完全同意了这种方案。其后，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个“一不反对美帝，二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大会，具体实践了1960年末刘少奇与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同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进行交谈，就关于裁军等问题的认识达成妥协，然后召开兄弟党会议进行协商，最后由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公开会议上发表讲话。[79]王力并在未向国内请示的情况下，同意了会议起草的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王稼祥与中央书记处的方案其实不过是在维持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对外政策中的缓和基调，可是毛泽东却转而批评说，这样做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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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国际国内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81]中共中央实际根据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了对整个国际形势的新看法，认为帝国主义每况愈下，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天天更加反动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更加原形毕露，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马列主义左派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天天增加，毛泽东思想一天一天成为革命人民的旗帜。这更明确显示代表帝国主义的是美国，代表修正主义的是赫鲁晓夫，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泽东。整个形势还是东风压倒西风。[82]毛泽东则根据其对国内形势的新的认识，把中央一些同志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批判为“翻案风”，指责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这不是压我？他进而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其目的即在于防止修正主义。[83]王稼祥关于对外工作的主张，也随之被会议批评为是“三和一少”的错误。[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