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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加快在中国公民中非法发展苏侨的步伐，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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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做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苏联领事指使、收买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或直接给领馆职员布置任务，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孜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公民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伊犁苏联侨民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分会也在领事馆的授意下，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登记活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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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侨协会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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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联侨民不但自己加紧要求去苏联，而且还在社会上鼓动其他人员申请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通过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也更加积极。[44]该市苏协的秘书在发放无主护照时竟然宣称：“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45]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也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裕；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不能干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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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而到1960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1961年9月3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传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47]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也已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据统计，1954～1959年遣返苏侨86890人，随返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而1960～1962年遣返苏侨8559人，随返的中国公民竟达20907人。[48]其中还未包括那些持有苏联各种证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国人。由此可见，当时苏方非法发展苏侨的情况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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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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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陆续给一些人发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突然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职，并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苏方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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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即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虽然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并长期留在中国工作，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问题时却设法刁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做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苏联总领事曾提出：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机关担任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的数量很大，他们不愿意退籍。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1960年5月到1961年3月向苏领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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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保留有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在以后的伊塔事件中，苏籍干部成为坚决逃跑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个别上层人士在伊塔事件后则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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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联方面开始利用苏中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去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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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苏方通过集体农庄、区乡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等宣传品，引诱中国边民去苏。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对新疆的维吾尔语广播1950年曾自动撤销，但到1961年上半年又重新恢复，经常播放去苏人员的录音讲话、访问记录等，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且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方的维吾尔语广播电台相近，很容易为新疆地区的民众收听。[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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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已越境去苏的人员也频繁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1961年至1962年，来自苏联的信件、邮包猛增。特别是有的人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53]第四，1962年4～5月，苏联方面直接参与了煽动并接应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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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期间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及伊犁地区苏侨协会向中国边民滥发苏侨证。图为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公安局查封的苏方发出的出生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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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冬和1962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译迪道夫）等人先后6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4743人次。尤其是1962年4月，季托夫在塔城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并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其后，当地居民的外逃情绪得到渲染，形成一种舆论氛围，边民非法越境去苏行动随即开始。从4月中旬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带走大小牲畜23万头，大车1500多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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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于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接运、安置外逃人员。各接待站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苏方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人员坐镇接待站。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夜晚用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并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登记和分发钱粮后很快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苏方还散布“关口子”等谣言，传令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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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国边民逃苏时所轧出的马车路，路直通苏联霍尔果斯边卡南第一个暸望台以南60～100米的口子。图上马车路的位置距该瞭望台约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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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在反外逃工作初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积极劝阻，制止外逃。4月29日自治区党委发出《迅速制止边境地区群众非法越境的宣传教育要点》，各边境地区反复进行“要点”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使很多群众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不再外逃。与此同时，伊犁州还采取政治教育与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民兵进行武装巡逻警戒，维护社会治安，在中苏边境执行巡逻任务，依法惩处少数组织逃跑、造谣惑众、扰乱治安的为首分子，遏止了越境事态的蔓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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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29日晚，在一些人（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要求去苏联的群众冲、砸了伊犁州人委和区党委。在“五二九”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到中国政府方面，一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携带邮袋回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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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外逃带走了大量牲畜、车辆，以及造成60万亩耕地荒芜的情况，加上政府机关、企业被捣毁，粮食、物资等被抢劫，伊塔事件造成的损失达1亿元以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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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4日苏方为便于中国边民外逃，在中苏边界中国霍城县空特拜地区切断铁丝网所开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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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59]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1962年4～8月，增设边防站58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6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8月底，沿边地区的社会秩序也基本稳定下来。[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