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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考虑全面调整对苏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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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造成的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毛泽东在考虑对苏政策时不得不以眼前利益为重，先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再解决与赫鲁晓夫的原则性分歧。因此，中共中央不仅在莫斯科会议上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在苏共新纲领出台后，继续采取容忍态度，搁置争执，谋求稳定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这种妥协已大大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使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压抑之中。即如他在苏共二十二大后所谈到的：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不过，在毛泽东看来，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办的好事是基本的，只是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72]这种认识实际预示了毛泽东进行经济调整、总结经验教训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是毛泽东承认错误的心理底线，如果触动或越过这一底线，必将引起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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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将调整工作深入下去，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中，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五年、十年后“再来总结经验”，“做出结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刘并重提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列举过的湖南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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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共党内出现的这一类认识，显然已经含有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路线的意思。这实际上呼应了赫鲁晓夫对中共国内政策的批评。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跃进”运动的目的是要显示中国的建设速度快于苏联，发展道路优于苏联；人民公社制度则是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这两项发明创造是不容从根本上否定的，否则就触动了他实行政治、经济调整的大前提，越过了他总结经验教训的心理底线。毛泽东开始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看作严重的阶级斗争，形成了“党内出现新的右倾思想”的概念，[74]警觉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毕竟中国不可能铁板一块，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只有马列主义。[75]于是，他在会上提出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的意见。[76]这种情况，事实上也促使他开始改变对外政策调整中的缓和思路，考虑中止对苏让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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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政策问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77]王稼祥则于2月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致函周恩来等人，其后又起草报告、文章，详细阐述了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些文件中，王稼祥一方面继续1960年末与苏妥协期间中共领导人关于时代、战争等问题的反思，强调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等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指出，中国不赞成片面强调世界战争已经命定地可以避免，但也不认为世界战争注定地不可避免，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中国不认为武装斗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中国赞成运用裁军的口号；等等。另一方面，王稼祥还就对外斗争中的策略问题提出建议，主张在国际斗争中，中国“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在支持别国反帝斗争和民族独立、民族革命运动方面，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民族的敌人；等等。王稼祥认为避免中美战争、改善中国国际处境的根本一环在于避免中苏破裂。为此，他建议同苏共发展对等的统一战线的关系，有斗争、有团结，维护中苏同盟；在中苏关系上应当纠正“左”的错误，那种断言紧张比缓和好，紧张能够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只会加剧中苏分歧和矛盾；等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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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王稼祥的反思性认识，是在苏共进一步滑向修正主义之后，继续向赫鲁晓夫的观点靠拢；其关于中国在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上有“左”的错误的检讨，无疑越过了毛泽东的对苏政策的认识限度。毕竟对于毛泽东来说，以妥协让步改善和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以策略的灵活性为先的应对方针，它并不是纠正“左”的错误的结果，当然也更非对马列主义原则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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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在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之前，王稼祥根据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确定的一系列缓和方针，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与会方案并主持起草了讲稿。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完全同意了这种方案。其后，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个“一不反对美帝，二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大会，具体实践了1960年末刘少奇与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同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进行交谈，就关于裁军等问题的认识达成妥协，然后召开兄弟党会议进行协商，最后由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公开会议上发表讲话。[79]王力并在未向国内请示的情况下，同意了会议起草的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王稼祥与中央书记处的方案其实不过是在维持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对外政策中的缓和基调，可是毛泽东却转而批评说，这样做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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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国际国内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81]中共中央实际根据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了对整个国际形势的新看法，认为帝国主义每况愈下，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天天更加反动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更加原形毕露，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马列主义左派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天天增加，毛泽东思想一天一天成为革命人民的旗帜。这更明确显示代表帝国主义的是美国，代表修正主义的是赫鲁晓夫，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泽东。整个形势还是东风压倒西风。[82]毛泽东则根据其对国内形势的新的认识，把中央一些同志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批判为“翻案风”，指责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这不是压我？他进而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其目的即在于防止修正主义。[83]王稼祥关于对外工作的主张，也随之被会议批评为是“三和一少”的错误。[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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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彭德怀于此时提出平反的要求，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警惕苏共势力向中共党内渗透的敏感神经。毛泽东早就把彭德怀看作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者，[85]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拾1959年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即“通苏联”的责难，[86]说彭德怀和高岗“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87]这种旧调重弹的结果不啻于火上浇油，加深了毛泽东关于“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88]相互勾结的认识，促使他将所谓“黑暗风”同“翻案风”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把党内对于政策失误的反省当作了当年庐山会议上所谓的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阴谋推翻”他的领导，试图让莫斯科控制中国那一幕的重演。[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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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逻辑直接影响到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的检讨，使他做出了调整对苏方针的决定，将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的思路恢复为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的基调。按照这种调子，王稼祥和王力重新考虑中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做法，起草了参加8月初在东京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方案，即对苏联及修正主义国家和党的代表要针锋相对，就是要吵架。随后，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在会上同苏联等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论争。[90]这一行为被毛泽东称为“7月犯错误，8月改。”[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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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26日～9月2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9月24～27日举行的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诉遭到了声势很大的批判，被上纲上线为配合“三尼”（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尼赫鲁）反华，利用中国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新的进攻，是“里通外国”，“国际反动别动队”，是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的阴谋。[92]会议并继续批判“三和一少”的思想，明确将它与“黑暗风”联系到一起，认为之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是只打小算盘，不打大算盘，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93]其间，经毛泽东批准，部分与会成员还以中央外事小组的名义，开会批评王稼祥提出的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妥协方案，以及由他主持起草的、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信函、报告等一系列文件。[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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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着重讲了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95]全会公报特别发表了毛泽东那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著名论述，并强调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运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96]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至此也发展成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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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1961年5～6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在一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总结教训，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基本遏止了工农业不断滑坡的势头。但是，中共中央在总结政策失误的过程中触动了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的前提，突破了他承受失误的心理底线。由此，经过北戴河会议，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止，国内政治风向再次发生逆转，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中断了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进程。随着毛泽东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的“三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其1960年以来形成的务实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开始转变。国内政治的变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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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这时开始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总路线”。[99]这就将视野投向了外交上的路线斗争，其实也就是重新突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即党际关系的层面，改变了中国1956年时所倡导并强调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00]的外交基调。中苏两党新一轮意识形态论战呼之欲出，关系破裂的前景已轮廓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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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中苏两国在外交上展开了新的斗争，从客观上加快了中共对苏方针向斗争层面转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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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苏在外交领域的新一轮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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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足一个月，国际上同时发生两件大事：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中苏两党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由配合到斗争，重新开始进行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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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勒比海危机过程中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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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猪湾事件之后，苏联开始加强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其后，考虑到对付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干涉活动，保护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应对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西德、英国设置导弹，以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的态势，赫鲁晓夫征得古巴革命统一组织领袖、总理卡斯特罗的同意，于1962年6月开始，不断将有核弹头的中程和近程导弹秘密运往古巴，由苏军设置并操纵。美国政府获悉这一情况后，于10月22日下令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苏美关系一度紧张至极，加勒比海笼罩在核战争的危险之中。这时，对于中国来说，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帝的前哨阵地，赫鲁晓夫用导弹武器帮助古巴加强防御能力，无疑有利于世界反帝斗争和古巴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10月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同时，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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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徘徊在核战争边缘的苏美两国很快就不敢也不愿意再将这场危险的赌博继续下去，双方开始以积极的态度谋求缓和。10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提出了处理危机的条件：苏联撤走其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设施，美国则撤走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设施。毕竟在赫鲁晓夫看来，土耳其同苏联毗邻，苏土两国的哨兵举目可见。美国有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向苏联提出撤除进攻性武器的要求，苏联同样也拥有这种理由和权利。[102]同日，罗伯特·肯尼迪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传达了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所提要求的答复：作为交换，美国政府除撤销海上、空中的封锁外，还保证不入侵古巴；同意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但这项决定不能公开宣布。因为，在土部署导弹是北约的专门决定，现在由美国总统单方面宣布撤除，将破坏北约的整体结构，影响到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并将严重分裂北约。赫鲁晓夫与肯尼迪随即就此达成协议。28日，赫鲁晓夫下令停止古巴基地上的工程，把导弹装箱运回苏联，并答应由联合国代表“核查拆除情况”；美国则在4～5个月内撤走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103]加勒比海的风暴平息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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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他不仅取得了华盛顿不侵犯古巴的承诺，而且还拔掉了土耳其美军导弹基地这枚钉子，破坏了美国对苏的军事包围态势。因此，加勒比海危机的处理“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他的“一次个人胜利”。他“把世界引向原子战争的边缘而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不发一枪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没有给美帝国主义吓倒，而是完成了一件革命的壮举”。[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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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苏美对有关土耳其的协定严加保密，中国并不知道有这场交易。在中共中央看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就是“在肯尼迪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拿导弹、核武器作赌注，做投机生意”，一旦肯尼迪用核战争进行威胁，“他们就仓皇失措，步步退让，完全陷入被动”。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古巴事件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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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退却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的宣传机器立即全速投入运转，《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通信；[106]大报小报纷纷展开关于加勒比海形势的讨论，有的重要文章甚至把古巴形势比作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隐喻苏联用牺牲古巴主权的办法，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107]城市贴满支持古巴的标语；卡斯特罗关于古巴和苏联领导人关系破裂的电视演说小册子，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畅销读物；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中国领导人纷纷出面在各种集会上发表讲话；陈毅在出席11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45周年纪念大会时，用“良师的口吻”当面指责苏方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示威活动自11月3日到6日从无间断，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以至于在京苏联外交官向国内通报说：中国舆论宣传的注意力全部投入关于古巴问题的争论中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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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转而批判说：苏联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其“真实目的，不是援助古巴人民，而是用侵犯古巴主权的办法来控制古巴革命；不是援助古巴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企图把古巴作为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棋子”。“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对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革命是极为不利的”。[109]赫鲁晓夫则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借反对教条主义、斥责阿尔巴尼亚之名，指责中国围绕古巴危机的所作所为是想挑拨苏联同美国发生冲突，而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冲突意味着引起世界热核战争。[110]他后来还曾评论说，中国人一直在公开地大吵大嚷，并且在卡斯特罗耳边嘀咕：“记住，你不能相信帝国主义者会恪守他们所作的诺言！”换句话说，中国人利用这个事件在古巴人面前向我们脸上抹灰。[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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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可以说是冷战年代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核战争的前景有从纯理论问题转变成现实的危险，其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结果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惊恐不已，这不啻于一针清醒剂，使他们对核讹诈手段的运用转而采取谨慎的态度。而双方在危机处理中达成的妥协，也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创造出了某种信任的因素，使他们看到了在核不扩散、停止核试验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前景。这一动向，恰恰又触动了中国维护主权的敏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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