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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可以说是冷战年代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核战争的前景有从纯理论问题转变成现实的危险，其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结果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惊恐不已，这不啻于一针清醒剂，使他们对核讹诈手段的运用转而采取谨慎的态度。而双方在危机处理中达成的妥协，也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创造出了某种信任的因素，使他们看到了在核不扩散、停止核试验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前景。这一动向，恰恰又触动了中国维护主权的敏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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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苏联政府于8月25日递交中国政府一份备忘录，说美国向苏联建议签订一项防止核扩散协定，其中规定：核大国不把核武器及其所需要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无核国家则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苏联政府对这一建议“给了肯定的回答”。[112]此时的中国正在加紧制造原子弹，其研制工作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13]故而中国政府于9月3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这一建议，它“是个大阴谋”，旨在“束缚中国的手脚”和“挑拨中苏关系”。[114]随后，二机部（核工业部）便在11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目标。[115]中国政府并在10月20日答复苏联的备忘录中声明：“如果帝国主义没有真正全面禁止核武器，中国绝对不会承担不生产核武器的国际义务”，如果苏联代替中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话，“中国政府将保留自己对此发表相应声明的权利”。[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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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危机过去后，中国加快了核试验的步伐，10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呈送的二机部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同时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1月3日，周恩来做出批示：“很好，照办。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7日，中央专委会正式成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开始进入突飞猛进时期。[117]中国的“独特立场”无疑使赫鲁晓夫在继续与肯尼迪就禁止核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成协议的进程中，陷入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在苏联方面看来，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可靠地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中苏关于核扩散问题分歧的实质即在于，社会主义各国在反帝斗争中“是单干”，“还是共同行动”。[118]中国方面则认为是“美赫勾结，限制我们搞原子科学”。[119]在美国没有做到禁止核武器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应加强拥有核武器的优势。你们有原子弹，好，我们再有一点不是更好吗？有了优势，才能制止核战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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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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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勒比海涛澜汹涌之时，喜马拉雅山麓也是风高云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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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1959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边界冲突以来，苏联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却在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巴边界谈判挑拨印中关系，除了给尼赫鲁政府以大量经济援助外，[121]还在军售方面尽力满足印度的要求。从1960年10月到1962年5月，苏联向印度交付及印度向苏联订购飞机94架，其中安-12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喷气引擎6台。[122]1962年夏，当中印边境局势再度趋向紧张之时，苏联不仅向印度提供大型运输机，而且还在尼赫鲁已公开说明向苏联购买战斗机的用途是对付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于8月接待访苏的印度专家代表团，向印度出售米格-21战斗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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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周恩来就此事向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诘问，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是卖给了印度米格-21型飞机，也卖给了生产这种飞机的许可证。但是用军事术语来表达，就是这并不会改变中印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印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是不可比较的。何况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光靠直升机和运输机就发动战争和取胜的。而且中国人也知道，从建设工厂到生产出飞机来起码需要五年的时间。我们认为卖给印度飞机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卖，英美帝国主义就要卖。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影响在印度增加了。当刘晓大使提出苏联卖给中国米格-21飞机，但某些设备和器材至今没有全部交付，却又把飞机卖给印度的问题时，赫鲁晓夫托词周旋道：米格-21飞机目前尚未交给印度，仅是达成了协议。[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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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中国军队开始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还击印度军队。[125]边界冲突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后，苏联继续向印度交付飞机，提供山地作战的被服、帐篷等，并帮助印度设厂制造飞机、坦克。[126]在中国方面看来，苏联出售给印度米格-21飞机等装备，会被其用来对付中国，同时卖给印度飞机这件事本身就形成了对印度的鼓励。同时，印度使用苏制米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运送军需，这对守卫在中印边界线上的中国战士来说是有影响的。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士兵看到了苏联飞机，印象很不好。[127]中国军人在中印边境地区打下三架飞机，其中有一架就是苏联直升机。[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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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美关系因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一事陷入紧张之后，赫鲁晓夫试图以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对苏联的支持。10月13日，他在接见刘晓大使时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此前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对契尔沃年科大使发表的意见，提出：“我和我的同志们”“也完全懂得所谓麦克马洪线并不是中印的国界。这是未被任何人承认的一条对英帝国主义有好处的线。”[129]赫鲁晓夫在翌日为刘晓饯行的宴会上进一步表态说：在中印边界争端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苏联将同中国站在一起。[130]此后，苏联一度实践了这一承诺，10月25日，《真理报》以《为了各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的和平》为题发表社论，明确放弃以往的立场，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且指称“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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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勒比海危机在苏美达成的妥协中很快平息，苏联也随之改变了调门。《真理报》11月5日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社论，主张中印双方停火，但未像10月25日的社论那样，敦促印度接受中国的条件并以此作为开始谈判解决问题的基础；也没有再重复麦克马洪线是无效的那种断言。西方外交观察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评论说：“人们认为苏联现在在印度问题上保持中立”，“《真理报》暗示结束对中国立场的支持”。[131]事隔一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即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苏联对中印问题的态度，说明修正主义干了什么坏事”。它支持中国“是表面现象，是在古巴形势需要的情况下的支持”。“31日古巴问题上投降，反过来就不讲麦克马洪线，不讲支持我三点建议，本质的东西又出来了”，“出卖背叛我们，支持尼赫鲁”。康生也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批判赫鲁晓夫“是实用主义者”，“可以瞬息万变，他的话不要相信”，11月5日《真理报》社论就已经变了。[132]中共中央认为，通过在外交、宣传上揭露印度的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尼赫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使现代修正主义者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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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苏联与美妥协之事大做文章，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实际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浪潮的做法，无疑惹恼了赫鲁晓夫，使他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在苏联内部摆明了同情印度、指责中国的立场。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中国声明单方面停火、撤回军队的“步骤是明智的”，但是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把自己的军队撤退到这一冲突发生的那条线上了。不从这些军队当初所在的阵地前进，岂不更好？”“没有什么边界性质的争端不可以在双方都有愿望的情况下不使用武器加以解决”。“只有理智才能制止流血，国家领导人应该有这种理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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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外交上配合与斗争的变化情况，反映了中苏两党对外战略和外交方针的不同，即如章汉夫指出的：“整个外交方针是对立的，外交上对苏工作怎能不充满斗争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此时对苏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中苏两国两年来战略方针上的矛盾、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定性为“敌我性质”，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本路线的不同，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只是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个国家关系的性质变了”，苏联现在在领土、独立、主权问题上颠覆中国；苏联已是“坏兄弟、修大哥”。中苏关系已成为一种“统战关系”。赫鲁晓夫也不再是“半修正主义者”，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他已被说成是“叛徒”、“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敌对人民的”。只因为他“是苏联的国家首领”，所以要注意“投鼠忌器”，对他“带点统战性质”，在宣传上先“不提赫的名字”。[135]中共的对苏方针也因此发生重要变化，虽然表面上仍然说是1960年确定的24字方针，即坚持原则、团结、斗争，后发制人、反对分裂、留有余地，但是强调的侧重面已很不相同，更加突出斗争的一面，要求采取“攻势”，强调“临阵要斗”，要“敢于斗”，中苏斗争应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而不是“防御、消极、被动”的。[136]在处于僵持状态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共要用革命的、马列主义的两手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两手政策，并且要不怕走向边缘。[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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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继续“左”转，中国领导人指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讲“从现在起，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社会主义彻底变化和胜利的伟大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是历史上比任何过去都不能比拟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进行同过去不同的斗争。有些同志对当代形势认识不足，主张“三和一少”，这同没有很好了解主席的这一讲话有关。[138]他们认为：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揭露出来了，阶级斗争更加激烈”，“逐渐走向摊牌，走向根本解决矛盾的道路”；“这些矛盾的解决，只能靠革命的办法”，“用妥协的办法是不能解决”的；由此转而提出要“三斗一多”，只是仍然强调“要留有余地”。[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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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苏两党此时外交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形势，与1958年和1959年中苏之间外交上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相比较，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中苏两国在领土、独立、主权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除伊塔事件的影响较大外，中印边界问题等斗争的形式和程度，与那时相比，也无太大的差别，但是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定性却有了质的变化。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前述中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促使中国外交政策向“左”的方向转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国际共运中左派队伍的出现。中国党的观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多的呼应者，国际共运中新的左派势力的形成，使得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由此，中共中央最终完全改变了对苏方针的基调，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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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左派队伍形成与大论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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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5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的发展，国际共运中赞同中共认识的左派也逐渐形成。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当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时，只有阿尔巴尼亚、印尼和日本的党不赞成这种做法。到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时，发展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尼、日本、缅甸、马来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0个国家的党支持中共，反对修正主义。而苏共二十二大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有的党的“革命派”通过斗争将“修正主义派”领袖逐出领导机构；有的党因右派将左派开除而分裂成为两个党；有的党左派和右派共存；有的非党组织左，进而成为新的共产党；有的党则是领导层右，基层党员左。总之，左派党的成员已不止11个，除了亚洲的左派党之外，拉丁美洲左派队伍正在很快发展，西欧和北美等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左派人物和组织。一支左派队伍出现了。这成为国际共运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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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不仅亚洲左派党的旗帜更加鲜明，而且历来变化很小的欧洲党，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意共左派和法共左派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响应一两年前中共《列宁主义万岁》之文，形成“三呼万岁”的局面，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另外，左派队伍在反修斗争中由于缺乏理论武器，许多党来向中共索要刊物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文章。[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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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向中共取经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看来，这种形势的出现，是与毛泽东领导中共进行的反修斗争分不开的。中共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高举革命旗帜，反对和平主义；高举团结旗帜，反对分裂主义；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反对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斗争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党左派的发展。由此，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愈来愈高，“要革命的就要到北京来”。“毛泽东思想日益成为一切马列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和团结的中心”，成为“国际运动中广大人民的旗帜”。[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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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美国《现代史料》发表了两篇文章：《1962年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文中指出：“北京已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代替者。”毛泽东思想“作用很大，影响很大，不能忽视。毛泽东主义已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共产党集团升起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吸引力的新的领导中心”。这样的估计实际呼应了中共党内的有关认识，同时也引起了中共理论家的强烈共鸣。周恩来9月26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即提到：“现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143]康生则在年末批评中共党内“对主席领导思想，发生某种动摇”，“对主席著作估计不够”的情况，指称“这是十分危险的”，“应当引起很大注意”。[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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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运这种新形势、新动态的影响下，到1962年末，中国党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意识大大膨胀，开始集中并明确地提出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谁是真正的领袖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认为：现代修正主义争当领袖，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自居。但真正的领袖不是几个人吹起来的，真正的领袖是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将新的问题提高到新的阶段，为世界人民信服，并为事实证明是胜利的学说。列宁并没有当领袖，但实际上成了国际共运领袖。列宁之后，斯大林应运而生。现在，责任落在了我们身上，“落在我们的毛主席身上”。“今天真正能发展马列主义的是我们毛主席。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修正主义自封领袖篡夺领袖是不行的，没有人能赶上毛主席”。“世界革命领导的中心转移到我国”，“马列主义的旗帜，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就丢开了，从莫斯科宣言开始，是我们把马列主义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而且还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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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领导人首次在196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并且确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那就是集中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在这两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始终掌握领导权”。“要认真接受莫斯科裁军大会的教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降低马列主义的原则，迎合修正主义，以至脱离左派，加强右派，增加中间派的动摇”。[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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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目标明确后，中国领导人着手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以求在“三分天下”，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各占一部分”的世界大势中，[147]把毛泽东推向世界革命领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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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开始以积极、主动、进攻性姿态展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领导人已把对赫鲁晓夫是“应该斗争”，还是要“三和一少”与之“讲和”的问题，提高到了是“要不要马列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的党的问题”的高度，提出：“不斗争只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要马列主义就要斗争。我们历来主张团结，但没有斗争，不可能有团结，放弃马列主义原则，是达不到团结的。”他们并且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进一步与国内问题紧密联系到一起，所谓“反修正主义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其性质是：“要马克思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赫走。”[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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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积极支持左派的发展，巩固壮大马列主义队伍”。具体言之就是：一方面，加强和左派党的联系，不要怕人家说中国党“干涉内政”、“分裂他们党”和搞“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亚非拉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亚非拉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保证左派的领导。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扩充左派力量，坚持做好左派工作，“这是保卫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核心部分，是我们的真正希望所在”，“这个工作的好坏是关系世界命运的重大问题”。[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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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要克服左派运动中没有理论、纲领的缺陷。世界革命要求中共有马列主义纲领，在国际舞台上打出鲜明的旗帜。[150]对于中共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理论已为时七年，但是，有哪一个国家实践了这一理论呢？目前的国际局势，既不是世界大战的前夜，也不是修正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只能说是“冷战”和“热战”、斗争和谈判互相交织的“僵持共处”的局面。因此，修正主义的政策已经破产了。[151]中共领导人这时给苏共的新党纲戴上了“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帽子，指出，这个纲领“政治上是反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经济上是取消思想教育的福利主义”；“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全民国家、全民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苏联要把这个纲领强加给兄弟党，作为国际共同纲领，中共就要反对。而“批判他的纲领，我们工作做得不够”。[152]要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彻底地、系统地批驳修正主义的谬论。[153]至此，中共中央实际已在酝酿着要拿出自己的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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