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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是根据毛泽东此时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决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革命的促进派，利用当前有利形势，掌握主动，抓紧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以展开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胜利”的思想，中国党“以我为中心开展工作”，在国际活动中，“冲破修正主义的圈子，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独立的一套，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动中心，同帝、修唱对台戏”。[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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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11月5～1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11月20～24日）、意大利共产党十大（12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12月4～13日）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1963年1月15～21日）相继举行。中共中央联络部分管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保、匈、捷、德四国党的代表大会，分管资本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赵毅敏率团出席意共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库西宁、科兹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分别率苏共代表团参加五党会议。各党会议上又形成了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以及对中共的直接攻击或影射批判。中共代表团认为，这是在苏共组织并指挥之下，对中国党进行的有计划地的围攻，“是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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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一直参加会议到底，不退场，不作抗议表示”的与会方针和“在目前形势下，公开展开争论，是有益无害的”思路，[156]另一方面，针锋相对地回应一些党的攻击和批判，其间由于苏共代表未指名攻击中国，中共代表团也不点苏联的名；[157]一方面，把这种国际会议作为宣传中共主张、提高中共威信、争取并团结左派力量的重要时机，充分利用来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如在意共十大上，除中、苏、南之外，30个与会外国代表团中，不反华的党已达半数；赵毅敏的发言迎来了热烈的掌声。[158]在保、匈、捷三党大会期间，有的党公开发言支持中国，一些左派党代表还不避嫌地与中共代表接触，到中国大使馆聚会，或公开在会议休息室围坐议论。[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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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通过古巴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斗争，“更加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160]左派队伍得到发展的局面，赫鲁晓夫在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称：“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显露出来。不看到这一点就是害怕正视事实，回避现实，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我们时代所肩负的全部责任。”[161]试图以此稳住阵脚，抑制共运各党对苏共的离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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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尽管欧洲五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以及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共“明显的恶毒的攻击”，[162]实质上都没有超过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的情势，中共中央却把它看作“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确提出：公开争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它有利于我们更充分地阐明我党的观点和主张，有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有利于提高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的觉悟”，“揭露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推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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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实现根本性好转，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国际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主要还是应靠“国内工作的支持，要把国内工作搞好，这是基础”。[164]由此，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国际斗争的方针应该是：“善于利用僵持状态，争取相对的缓和局势，赢得时间，加速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世界革命力量”；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三者有主有从，必须把反帝斗争放在第一位”，“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服从于反帝斗争”。会议认为，建立反修统一战线的提法是错误的，要尽量推迟大分裂。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依然是：团结革命派，争取中间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积极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揭露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165]是年1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对苏留有余地的方针。翌年初，中共中央又要求在对国际共运左派之外的宣传中，“尽可能避免指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实在避免不了时，可以指出其错误，“但是不要给他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总之就是给赫鲁晓夫、苏共留有余地，不直接点名，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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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已是斗争而不是缓和，着重强调的是“以斗争求团结”，“只有不怕紧张，才能争取缓和”；[167]具体步骤也是以真正马列主义代表的身份，积极主动地投入国际共运中的路线斗争，扩大左派队伍，实际摆出了与苏共争夺领导权的架势。如此一来，避免与苏共关系破裂、推迟国际共运分裂的设想，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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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领导人把争夺国际斗争领导权的途径确定在了反对美帝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上面，通过反帝斗争进一步揭露修正主义，事实上也就把反帝反修两个目标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所谓的“主从”关系已为相辅相成的关系所取代。这样，中共中央1950年代确立的建立反美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国际政治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一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至此，实际上已调整为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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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末和翌年初，毛泽东写就《七律·冬云》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吟诵“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字里行间满溢出一股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中苏两党关系朝着分手的方向无可挽回地发展下去，大论战的气息已扑面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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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欧洲五党会议提出的挑战，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定稿并确定标题[168]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正式揭开了国际共运中公开论战的序幕。此后至翌年3月8日，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导下，[169]中国方面又陆续发表了6篇文章，回答各国党的批评和攻击。这7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评苏共，但其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苏共领导集团。即如3月7、8两日毛泽东、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中共领导人所指出的，文章在阐述我们观点时还是针对苏共的观点。这样做既鼓舞了左派，也争取了中间派，促使许多党独立思考究竟对世界形势怎么估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对我们来讲，公开论战好处很大，形式上是防御性的，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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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10日，莫斯科在发表《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指名批驳《人民日报》1月27日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社论的同时，打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和停止公开论战的旗帜。[171]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停止论战举行会谈，共同筹备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3月30日，苏共中央又在公开发表的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的问题。不过，既然两次莫斯科会议实际已将苏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纲领确立为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赫鲁晓夫自然也不会真想就一条新的总路线的问题，引起共运中各党的大讨论，给中共提供争夺领导权的机会。因此，苏共中央信中所说的总路线，仍然是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确立的共同路线。正如其在信中指出的，“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正确性”，因此，“我们深信，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赫鲁晓夫所能接受的，只是在筹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就最近几年来实际生活丰富了这条路线的新的东西交换意见。[172]苏共中央这时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只是要将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进一步明确为“总路线”罢了。由于共同纲领经过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讨论，为各国党，包括中共所接受，因此，它转化为总路线，当然也是合理并且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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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党此时已不能再接受把苏共的纲领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即如前述，中共中央此时已认定赫鲁晓夫由半修正主义沦落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苏共已是修正主义政党，苏联也已是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国际共运的责任已落在了中共、毛泽东的身上。于是，当赫鲁晓夫送来这一契机时，中共中央迅速抓住，于6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并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信。[173]中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纲领大相径庭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设想，正式迈出了夺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步伐。应该说，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实在是赫鲁晓夫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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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20日，由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由苏斯洛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了一场聋子对话式的会谈。双方就国际共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各自阐释自己的论点，指责对方的立场观点，[174]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评价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函，对中共进行了指名批判。[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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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苏两党谁都不愿也不能再做出实质性让步。对于苏共而言，让步的结果就是让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它只有继续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才能巩固由列宁传下来的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而对于中共来说，让步则意味着向修正主义投降，放弃掌握国际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它只有占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言人的位置，才能成为国际共运的旗手。因此，当意识形态的斗争承载了太多政治斗争的内涵时，两党之间也就没有了妥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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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是年7月中旬到10月末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莫斯科方面仅在中央一级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攻击中共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700余篇。这还不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反对中国党的文章。后来，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停止论战。但是在他说这话后的半个月里，又有38篇反华社论和文章等在苏共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连续发表；10月底至11月下旬，各种刊物则发表此类社论和文章65篇。[176]中国方面围绕苏共中央公开信，从9月6日到12月12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紧锣密鼓地连续发表6篇重头评论文章，全面否定苏共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前六评。其他各类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也是铺天盖地。中苏两党以这种形式，正式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国党在论战中斗志昂扬，已无意也无法再刹住对苏共口诛笔伐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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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初，刘少奇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说，现在不能够停止公开论战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许多左派兄弟党正在兴头上，已经尝到公开论战的好处，正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苏共。我们要像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毛泽东指出，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这样，2月4日至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继续发表三篇长文（七、八、九评），从标题上就鲜明地突出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甚至把赫鲁晓夫称为“假共产主义”。7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应将反修斗争做通盘考虑。针对其他常委关于以后不要再批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党，首恶必批、胁从不问的议论，他明确说：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177]中共中央领导人随之在8月指出：目前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已进入新阶段，应该集中力量打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78]中共将批判的投枪直接掷向苏共最高领导人后，两党实际也就彻底撕破了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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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共产主义体系以一党权威为权力基础的政治模式，以及共产国际时代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各国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的力量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也必然遇到挑战。中苏两党这场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表现形式，以捍卫和夺取国际共运领导权为实质内容的论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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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时对共同纲领、总路线的需要，则是与各党根据各自国情制定斗争策略路线的需要相矛盾的。由于国际共运确立领导中心的运行机制决定了这条总路线要以领导中心的方针政策为核心，其结果势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以一党的纲领路线涵盖众党的利益、目标和任务。鉴于各国党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不同，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背景各异，要使各党派一致接受一条以一党理论为基础的共同纲领和总路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场论战的大前提就错了。中苏两党都没有理由自认为可以代表共运各党的利益和要求，进而争相把自己的纲领路线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是以苏共还是以中共为核心，其结果都是要用自己的方针政策约束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而要求国际共运中的各党服从苏联或是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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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论战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导致两党口诛笔伐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对时代的认识，其他观点只是这个问题的延伸。而对时代问题分歧的根源，即在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相差至少二三十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当苏联在世界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中国还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而帝国主义的对华遏制政策，进一步令中国领导人低估或者不愿意承认二战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出现后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等诸种因素对时代的影响，依然坚持列宁几十年前所创立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学说，认为当前时代的特征仍旧是战争与革命。这种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认识基础，决定了中共的对外、对内政策要与苏共的有所不同。当双方把论战的目光聚焦于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时，谁真正具备领导国际共运的资格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两党分手的大局由此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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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中苏两党关系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破裂，组织关系的中断只是时间问题了。当论战的气势日趋激烈时，两国关系也愈益紧张起来。此时，既然中国领导人已经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性质，两党关系破裂后，两国关系发展的趋向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苏联为依托的国家军事防御战略是否还可靠？中共中央内部是否已有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否巩固？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毛泽东新的思考，中苏关系的历史进程随之出现了新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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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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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4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16页；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第316号，1961年2月24日，《中苏关系文件》第14卷，第3528～3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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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吉林省档案馆，1/1～17，第249卷，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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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34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06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7～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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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第491～492页；Кулм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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