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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勒比海危机在苏美达成的妥协中很快平息，苏联也随之改变了调门。《真理报》11月5日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社论，主张中印双方停火，但未像10月25日的社论那样，敦促印度接受中国的条件并以此作为开始谈判解决问题的基础；也没有再重复麦克马洪线是无效的那种断言。西方外交观察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评论说：“人们认为苏联现在在印度问题上保持中立”，“《真理报》暗示结束对中国立场的支持”。[131]事隔一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即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苏联对中印问题的态度，说明修正主义干了什么坏事”。它支持中国“是表面现象，是在古巴形势需要的情况下的支持”。“31日古巴问题上投降，反过来就不讲麦克马洪线，不讲支持我三点建议，本质的东西又出来了”，“出卖背叛我们，支持尼赫鲁”。康生也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批判赫鲁晓夫“是实用主义者”，“可以瞬息万变，他的话不要相信”，11月5日《真理报》社论就已经变了。[132]中共中央认为，通过在外交、宣传上揭露印度的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尼赫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使现代修正主义者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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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苏联与美妥协之事大做文章，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实际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浪潮的做法，无疑惹恼了赫鲁晓夫，使他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在苏联内部摆明了同情印度、指责中国的立场。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中国声明单方面停火、撤回军队的“步骤是明智的”，但是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把自己的军队撤退到这一冲突发生的那条线上了。不从这些军队当初所在的阵地前进，岂不更好？”“没有什么边界性质的争端不可以在双方都有愿望的情况下不使用武器加以解决”。“只有理智才能制止流血，国家领导人应该有这种理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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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外交上配合与斗争的变化情况，反映了中苏两党对外战略和外交方针的不同，即如章汉夫指出的：“整个外交方针是对立的，外交上对苏工作怎能不充满斗争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此时对苏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中苏两国两年来战略方针上的矛盾、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定性为“敌我性质”，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本路线的不同，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只是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个国家关系的性质变了”，苏联现在在领土、独立、主权问题上颠覆中国；苏联已是“坏兄弟、修大哥”。中苏关系已成为一种“统战关系”。赫鲁晓夫也不再是“半修正主义者”，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他已被说成是“叛徒”、“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敌对人民的”。只因为他“是苏联的国家首领”，所以要注意“投鼠忌器”，对他“带点统战性质”，在宣传上先“不提赫的名字”。[135]中共的对苏方针也因此发生重要变化，虽然表面上仍然说是1960年确定的24字方针，即坚持原则、团结、斗争，后发制人、反对分裂、留有余地，但是强调的侧重面已很不相同，更加突出斗争的一面，要求采取“攻势”，强调“临阵要斗”，要“敢于斗”，中苏斗争应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而不是“防御、消极、被动”的。[136]在处于僵持状态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共要用革命的、马列主义的两手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两手政策，并且要不怕走向边缘。[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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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继续“左”转，中国领导人指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讲“从现在起，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社会主义彻底变化和胜利的伟大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是历史上比任何过去都不能比拟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进行同过去不同的斗争。有些同志对当代形势认识不足，主张“三和一少”，这同没有很好了解主席的这一讲话有关。[138]他们认为：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揭露出来了，阶级斗争更加激烈”，“逐渐走向摊牌，走向根本解决矛盾的道路”；“这些矛盾的解决，只能靠革命的办法”，“用妥协的办法是不能解决”的；由此转而提出要“三斗一多”，只是仍然强调“要留有余地”。[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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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苏两党此时外交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形势，与1958年和1959年中苏之间外交上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相比较，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中苏两国在领土、独立、主权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除伊塔事件的影响较大外，中印边界问题等斗争的形式和程度，与那时相比，也无太大的差别，但是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定性却有了质的变化。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前述中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促使中国外交政策向“左”的方向转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国际共运中左派队伍的出现。中国党的观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多的呼应者，国际共运中新的左派势力的形成，使得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由此，中共中央最终完全改变了对苏方针的基调，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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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左派队伍形成与大论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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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5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的发展，国际共运中赞同中共认识的左派也逐渐形成。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当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时，只有阿尔巴尼亚、印尼和日本的党不赞成这种做法。到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时，发展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尼、日本、缅甸、马来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0个国家的党支持中共，反对修正主义。而苏共二十二大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有的党的“革命派”通过斗争将“修正主义派”领袖逐出领导机构；有的党因右派将左派开除而分裂成为两个党；有的党左派和右派共存；有的非党组织左，进而成为新的共产党；有的党则是领导层右，基层党员左。总之，左派党的成员已不止11个，除了亚洲的左派党之外，拉丁美洲左派队伍正在很快发展，西欧和北美等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左派人物和组织。一支左派队伍出现了。这成为国际共运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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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不仅亚洲左派党的旗帜更加鲜明，而且历来变化很小的欧洲党，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意共左派和法共左派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响应一两年前中共《列宁主义万岁》之文，形成“三呼万岁”的局面，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另外，左派队伍在反修斗争中由于缺乏理论武器，许多党来向中共索要刊物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文章。[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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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向中共取经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看来，这种形势的出现，是与毛泽东领导中共进行的反修斗争分不开的。中共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高举革命旗帜，反对和平主义；高举团结旗帜，反对分裂主义；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反对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斗争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党左派的发展。由此，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愈来愈高，“要革命的就要到北京来”。“毛泽东思想日益成为一切马列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和团结的中心”，成为“国际运动中广大人民的旗帜”。[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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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美国《现代史料》发表了两篇文章：《1962年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文中指出：“北京已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代替者。”毛泽东思想“作用很大，影响很大，不能忽视。毛泽东主义已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共产党集团升起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吸引力的新的领导中心”。这样的估计实际呼应了中共党内的有关认识，同时也引起了中共理论家的强烈共鸣。周恩来9月26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即提到：“现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143]康生则在年末批评中共党内“对主席领导思想，发生某种动摇”，“对主席著作估计不够”的情况，指称“这是十分危险的”，“应当引起很大注意”。[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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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运这种新形势、新动态的影响下，到1962年末，中国党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意识大大膨胀，开始集中并明确地提出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谁是真正的领袖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认为：现代修正主义争当领袖，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自居。但真正的领袖不是几个人吹起来的，真正的领袖是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将新的问题提高到新的阶段，为世界人民信服，并为事实证明是胜利的学说。列宁并没有当领袖，但实际上成了国际共运领袖。列宁之后，斯大林应运而生。现在，责任落在了我们身上，“落在我们的毛主席身上”。“今天真正能发展马列主义的是我们毛主席。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修正主义自封领袖篡夺领袖是不行的，没有人能赶上毛主席”。“世界革命领导的中心转移到我国”，“马列主义的旗帜，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就丢开了，从莫斯科宣言开始，是我们把马列主义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而且还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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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领导人首次在196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并且确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那就是集中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在这两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始终掌握领导权”。“要认真接受莫斯科裁军大会的教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降低马列主义的原则，迎合修正主义，以至脱离左派，加强右派，增加中间派的动摇”。[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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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目标明确后，中国领导人着手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以求在“三分天下”，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各占一部分”的世界大势中，[147]把毛泽东推向世界革命领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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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开始以积极、主动、进攻性姿态展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领导人已把对赫鲁晓夫是“应该斗争”，还是要“三和一少”与之“讲和”的问题，提高到了是“要不要马列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的党的问题”的高度，提出：“不斗争只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要马列主义就要斗争。我们历来主张团结，但没有斗争，不可能有团结，放弃马列主义原则，是达不到团结的。”他们并且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进一步与国内问题紧密联系到一起，所谓“反修正主义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其性质是：“要马克思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赫走。”[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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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积极支持左派的发展，巩固壮大马列主义队伍”。具体言之就是：一方面，加强和左派党的联系，不要怕人家说中国党“干涉内政”、“分裂他们党”和搞“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亚非拉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亚非拉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保证左派的领导。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扩充左派力量，坚持做好左派工作，“这是保卫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核心部分，是我们的真正希望所在”，“这个工作的好坏是关系世界命运的重大问题”。[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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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要克服左派运动中没有理论、纲领的缺陷。世界革命要求中共有马列主义纲领，在国际舞台上打出鲜明的旗帜。[150]对于中共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理论已为时七年，但是，有哪一个国家实践了这一理论呢？目前的国际局势，既不是世界大战的前夜，也不是修正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只能说是“冷战”和“热战”、斗争和谈判互相交织的“僵持共处”的局面。因此，修正主义的政策已经破产了。[151]中共领导人这时给苏共的新党纲戴上了“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帽子，指出，这个纲领“政治上是反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经济上是取消思想教育的福利主义”；“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全民国家、全民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苏联要把这个纲领强加给兄弟党，作为国际共同纲领，中共就要反对。而“批判他的纲领，我们工作做得不够”。[152]要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彻底地、系统地批驳修正主义的谬论。[153]至此，中共中央实际已在酝酿着要拿出自己的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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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是根据毛泽东此时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决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革命的促进派，利用当前有利形势，掌握主动，抓紧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以展开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胜利”的思想，中国党“以我为中心开展工作”，在国际活动中，“冲破修正主义的圈子，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独立的一套，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动中心，同帝、修唱对台戏”。[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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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11月5～1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11月20～24日）、意大利共产党十大（12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12月4～13日）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1963年1月15～21日）相继举行。中共中央联络部分管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保、匈、捷、德四国党的代表大会，分管资本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赵毅敏率团出席意共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库西宁、科兹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分别率苏共代表团参加五党会议。各党会议上又形成了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以及对中共的直接攻击或影射批判。中共代表团认为，这是在苏共组织并指挥之下，对中国党进行的有计划地的围攻，“是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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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一直参加会议到底，不退场，不作抗议表示”的与会方针和“在目前形势下，公开展开争论，是有益无害的”思路，[156]另一方面，针锋相对地回应一些党的攻击和批判，其间由于苏共代表未指名攻击中国，中共代表团也不点苏联的名；[157]一方面，把这种国际会议作为宣传中共主张、提高中共威信、争取并团结左派力量的重要时机，充分利用来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如在意共十大上，除中、苏、南之外，30个与会外国代表团中，不反华的党已达半数；赵毅敏的发言迎来了热烈的掌声。[158]在保、匈、捷三党大会期间，有的党公开发言支持中国，一些左派党代表还不避嫌地与中共代表接触，到中国大使馆聚会，或公开在会议休息室围坐议论。[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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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通过古巴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斗争，“更加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160]左派队伍得到发展的局面，赫鲁晓夫在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称：“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显露出来。不看到这一点就是害怕正视事实，回避现实，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我们时代所肩负的全部责任。”[161]试图以此稳住阵脚，抑制共运各党对苏共的离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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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尽管欧洲五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以及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共“明显的恶毒的攻击”，[162]实质上都没有超过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的情势，中共中央却把它看作“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确提出：公开争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它有利于我们更充分地阐明我党的观点和主张，有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有利于提高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的觉悟”，“揭露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推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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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实现根本性好转，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国际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主要还是应靠“国内工作的支持，要把国内工作搞好，这是基础”。[164]由此，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国际斗争的方针应该是：“善于利用僵持状态，争取相对的缓和局势，赢得时间，加速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世界革命力量”；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三者有主有从，必须把反帝斗争放在第一位”，“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服从于反帝斗争”。会议认为，建立反修统一战线的提法是错误的，要尽量推迟大分裂。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依然是：团结革命派，争取中间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积极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揭露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165]是年1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对苏留有余地的方针。翌年初，中共中央又要求在对国际共运左派之外的宣传中，“尽可能避免指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实在避免不了时，可以指出其错误，“但是不要给他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总之就是给赫鲁晓夫、苏共留有余地，不直接点名，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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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已是斗争而不是缓和，着重强调的是“以斗争求团结”，“只有不怕紧张，才能争取缓和”；[167]具体步骤也是以真正马列主义代表的身份，积极主动地投入国际共运中的路线斗争，扩大左派队伍，实际摆出了与苏共争夺领导权的架势。如此一来，避免与苏共关系破裂、推迟国际共运分裂的设想，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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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领导人把争夺国际斗争领导权的途径确定在了反对美帝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上面，通过反帝斗争进一步揭露修正主义，事实上也就把反帝反修两个目标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所谓的“主从”关系已为相辅相成的关系所取代。这样，中共中央1950年代确立的建立反美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国际政治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一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至此，实际上已调整为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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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末和翌年初，毛泽东写就《七律·冬云》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吟诵“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字里行间满溢出一股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中苏两党关系朝着分手的方向无可挽回地发展下去，大论战的气息已扑面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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