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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彭德怀于此时提出平反的要求，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警惕苏共势力向中共党内渗透的敏感神经。毛泽东早就把彭德怀看作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者，[85]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拾1959年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即“通苏联”的责难，[86]说彭德怀和高岗“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87]这种旧调重弹的结果不啻于火上浇油，加深了毛泽东关于“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88]相互勾结的认识，促使他将所谓“黑暗风”同“翻案风”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把党内对于政策失误的反省当作了当年庐山会议上所谓的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阴谋推翻”他的领导，试图让莫斯科控制中国那一幕的重演。[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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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逻辑直接影响到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的检讨，使他做出了调整对苏方针的决定，将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的思路恢复为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的基调。按照这种调子，王稼祥和王力重新考虑中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做法，起草了参加8月初在东京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方案，即对苏联及修正主义国家和党的代表要针锋相对，就是要吵架。随后，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在会上同苏联等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论争。[90]这一行为被毛泽东称为“7月犯错误，8月改。”[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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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26日～9月2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9月24～27日举行的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诉遭到了声势很大的批判，被上纲上线为配合“三尼”（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尼赫鲁）反华，利用中国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新的进攻，是“里通外国”，“国际反动别动队”，是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的阴谋。[92]会议并继续批判“三和一少”的思想，明确将它与“黑暗风”联系到一起，认为之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是只打小算盘，不打大算盘，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93]其间，经毛泽东批准，部分与会成员还以中央外事小组的名义，开会批评王稼祥提出的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妥协方案，以及由他主持起草的、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信函、报告等一系列文件。[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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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着重讲了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95]全会公报特别发表了毛泽东那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著名论述，并强调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运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96]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至此也发展成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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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1961年5～6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在一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总结教训，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基本遏止了工农业不断滑坡的势头。但是，中共中央在总结政策失误的过程中触动了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的前提，突破了他承受失误的心理底线。由此，经过北戴河会议，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止，国内政治风向再次发生逆转，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中断了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进程。随着毛泽东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的“三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其1960年以来形成的务实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开始转变。国内政治的变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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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这时开始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总路线”。[99]这就将视野投向了外交上的路线斗争，其实也就是重新突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即党际关系的层面，改变了中国1956年时所倡导并强调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00]的外交基调。中苏两党新一轮意识形态论战呼之欲出，关系破裂的前景已轮廓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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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中苏两国在外交上展开了新的斗争，从客观上加快了中共对苏方针向斗争层面转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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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苏在外交领域的新一轮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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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足一个月，国际上同时发生两件大事：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中苏两党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由配合到斗争，重新开始进行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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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勒比海危机过程中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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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猪湾事件之后，苏联开始加强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其后，考虑到对付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干涉活动，保护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应对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西德、英国设置导弹，以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的态势，赫鲁晓夫征得古巴革命统一组织领袖、总理卡斯特罗的同意，于1962年6月开始，不断将有核弹头的中程和近程导弹秘密运往古巴，由苏军设置并操纵。美国政府获悉这一情况后，于10月22日下令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苏美关系一度紧张至极，加勒比海笼罩在核战争的危险之中。这时，对于中国来说，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帝的前哨阵地，赫鲁晓夫用导弹武器帮助古巴加强防御能力，无疑有利于世界反帝斗争和古巴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10月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同时，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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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徘徊在核战争边缘的苏美两国很快就不敢也不愿意再将这场危险的赌博继续下去，双方开始以积极的态度谋求缓和。10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提出了处理危机的条件：苏联撤走其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设施，美国则撤走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设施。毕竟在赫鲁晓夫看来，土耳其同苏联毗邻，苏土两国的哨兵举目可见。美国有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向苏联提出撤除进攻性武器的要求，苏联同样也拥有这种理由和权利。[102]同日，罗伯特·肯尼迪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传达了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所提要求的答复：作为交换，美国政府除撤销海上、空中的封锁外，还保证不入侵古巴；同意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但这项决定不能公开宣布。因为，在土部署导弹是北约的专门决定，现在由美国总统单方面宣布撤除，将破坏北约的整体结构，影响到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并将严重分裂北约。赫鲁晓夫与肯尼迪随即就此达成协议。28日，赫鲁晓夫下令停止古巴基地上的工程，把导弹装箱运回苏联，并答应由联合国代表“核查拆除情况”；美国则在4～5个月内撤走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103]加勒比海的风暴平息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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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他不仅取得了华盛顿不侵犯古巴的承诺，而且还拔掉了土耳其美军导弹基地这枚钉子，破坏了美国对苏的军事包围态势。因此，加勒比海危机的处理“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他的“一次个人胜利”。他“把世界引向原子战争的边缘而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不发一枪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没有给美帝国主义吓倒，而是完成了一件革命的壮举”。[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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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苏美对有关土耳其的协定严加保密，中国并不知道有这场交易。在中共中央看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就是“在肯尼迪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拿导弹、核武器作赌注，做投机生意”，一旦肯尼迪用核战争进行威胁，“他们就仓皇失措，步步退让，完全陷入被动”。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古巴事件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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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退却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的宣传机器立即全速投入运转，《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通信；[106]大报小报纷纷展开关于加勒比海形势的讨论，有的重要文章甚至把古巴形势比作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隐喻苏联用牺牲古巴主权的办法，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107]城市贴满支持古巴的标语；卡斯特罗关于古巴和苏联领导人关系破裂的电视演说小册子，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畅销读物；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中国领导人纷纷出面在各种集会上发表讲话；陈毅在出席11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45周年纪念大会时，用“良师的口吻”当面指责苏方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示威活动自11月3日到6日从无间断，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以至于在京苏联外交官向国内通报说：中国舆论宣传的注意力全部投入关于古巴问题的争论中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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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转而批判说：苏联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其“真实目的，不是援助古巴人民，而是用侵犯古巴主权的办法来控制古巴革命；不是援助古巴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企图把古巴作为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棋子”。“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对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革命是极为不利的”。[109]赫鲁晓夫则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借反对教条主义、斥责阿尔巴尼亚之名，指责中国围绕古巴危机的所作所为是想挑拨苏联同美国发生冲突，而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冲突意味着引起世界热核战争。[110]他后来还曾评论说，中国人一直在公开地大吵大嚷，并且在卡斯特罗耳边嘀咕：“记住，你不能相信帝国主义者会恪守他们所作的诺言！”换句话说，中国人利用这个事件在古巴人面前向我们脸上抹灰。[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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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可以说是冷战年代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核战争的前景有从纯理论问题转变成现实的危险，其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结果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惊恐不已，这不啻于一针清醒剂，使他们对核讹诈手段的运用转而采取谨慎的态度。而双方在危机处理中达成的妥协，也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创造出了某种信任的因素，使他们看到了在核不扩散、停止核试验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前景。这一动向，恰恰又触动了中国维护主权的敏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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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苏联政府于8月25日递交中国政府一份备忘录，说美国向苏联建议签订一项防止核扩散协定，其中规定：核大国不把核武器及其所需要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无核国家则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苏联政府对这一建议“给了肯定的回答”。[112]此时的中国正在加紧制造原子弹，其研制工作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13]故而中国政府于9月3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这一建议，它“是个大阴谋”，旨在“束缚中国的手脚”和“挑拨中苏关系”。[114]随后，二机部（核工业部）便在11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目标。[115]中国政府并在10月20日答复苏联的备忘录中声明：“如果帝国主义没有真正全面禁止核武器，中国绝对不会承担不生产核武器的国际义务”，如果苏联代替中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话，“中国政府将保留自己对此发表相应声明的权利”。[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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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危机过去后，中国加快了核试验的步伐，10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呈送的二机部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同时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1月3日，周恩来做出批示：“很好，照办。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7日，中央专委会正式成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开始进入突飞猛进时期。[117]中国的“独特立场”无疑使赫鲁晓夫在继续与肯尼迪就禁止核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成协议的进程中，陷入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在苏联方面看来，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可靠地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中苏关于核扩散问题分歧的实质即在于，社会主义各国在反帝斗争中“是单干”，“还是共同行动”。[118]中国方面则认为是“美赫勾结，限制我们搞原子科学”。[119]在美国没有做到禁止核武器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应加强拥有核武器的优势。你们有原子弹，好，我们再有一点不是更好吗？有了优势，才能制止核战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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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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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勒比海涛澜汹涌之时，喜马拉雅山麓也是风高云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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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1959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边界冲突以来，苏联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却在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巴边界谈判挑拨印中关系，除了给尼赫鲁政府以大量经济援助外，[121]还在军售方面尽力满足印度的要求。从1960年10月到1962年5月，苏联向印度交付及印度向苏联订购飞机94架，其中安-12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喷气引擎6台。[122]1962年夏，当中印边境局势再度趋向紧张之时，苏联不仅向印度提供大型运输机，而且还在尼赫鲁已公开说明向苏联购买战斗机的用途是对付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于8月接待访苏的印度专家代表团，向印度出售米格-21战斗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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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周恩来就此事向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诘问，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是卖给了印度米格-21型飞机，也卖给了生产这种飞机的许可证。但是用军事术语来表达，就是这并不会改变中印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印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是不可比较的。何况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光靠直升机和运输机就发动战争和取胜的。而且中国人也知道，从建设工厂到生产出飞机来起码需要五年的时间。我们认为卖给印度飞机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卖，英美帝国主义就要卖。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影响在印度增加了。当刘晓大使提出苏联卖给中国米格-21飞机，但某些设备和器材至今没有全部交付，却又把飞机卖给印度的问题时，赫鲁晓夫托词周旋道：米格-21飞机目前尚未交给印度，仅是达成了协议。[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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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中国军队开始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还击印度军队。[125]边界冲突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后，苏联继续向印度交付飞机，提供山地作战的被服、帐篷等，并帮助印度设厂制造飞机、坦克。[126]在中国方面看来，苏联出售给印度米格-21飞机等装备，会被其用来对付中国，同时卖给印度飞机这件事本身就形成了对印度的鼓励。同时，印度使用苏制米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运送军需，这对守卫在中印边界线上的中国战士来说是有影响的。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士兵看到了苏联飞机，印象很不好。[127]中国军人在中印边境地区打下三架飞机，其中有一架就是苏联直升机。[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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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美关系因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一事陷入紧张之后，赫鲁晓夫试图以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对苏联的支持。10月13日，他在接见刘晓大使时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此前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对契尔沃年科大使发表的意见，提出：“我和我的同志们”“也完全懂得所谓麦克马洪线并不是中印的国界。这是未被任何人承认的一条对英帝国主义有好处的线。”[129]赫鲁晓夫在翌日为刘晓饯行的宴会上进一步表态说：在中印边界争端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苏联将同中国站在一起。[130]此后，苏联一度实践了这一承诺，10月25日，《真理报》以《为了各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的和平》为题发表社论，明确放弃以往的立场，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且指称“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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