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73490
1702873491
[167]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6、25页。
1702873492
1702873493
[168]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14～517页。
1702873494
1702873495
[169] 《毛文稿》第10册，第231、245、246～254、260～26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25页。
1702873496
1702873497
[170]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52～554页。
1702873498
1702873499
[171] 《人民日报》1963年2月23日。
1702873500
1702873501
[17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50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62～463、476页。
1702873502
1702873503
[173] 《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1702873504
1702873505
[174] 《中苏关系文件》第15卷，第3823～3977页；第16卷，第3982 ～4018页。
1702873506
1702873507
[175] 《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1702873508
1702873509
[176] 《人民日报》1963年10月31日、12月11日等。
1702873510
1702873511
[17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660～662、799～800页。
1702873512
1702873513
[178]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55页。
1702873514
1702873515
1702873516
1702873517
1702873518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
:1702868528]
1702873519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第三章 中苏同盟关系的彻底瓦解
1702873520
1702873521
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造成了两党关系实质上已经破裂的现实。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事实上以党际关系为基础的模式，决定了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必将走向破裂。这种状况，使得1964年中期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有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着，它们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为他的忧患意识注入了新的因素。在对外患与内忧思考的相互作用下，毛泽东于考虑将中国集中反帝的外交战略调整为反帝反修外交战略的同时，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一是对国家军事防御战略做出调整，由单一对美转变为双向的对美对苏；二是对内酝酿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由此，苏联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假想敌，中国则被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双方都开始加强针对对方的军事防卫措施。敌友角色的这种质的变换，彻底扭转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
1702873522
1702873523
第一节 苏联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
1702873524
1702873525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1]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
1702873526
1702873527
1960年8月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边境冲突后，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不断发生。1963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种提法引起苏联方面的密切关注，在莫斯科看来，中国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2]随着中苏边界摩擦事件的增多，以及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立场的趋向强硬，苏联的回应带有了军事色彩：一方面，从1963年起，莫斯科不仅适度增强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力量，而且还加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自是年开始重新进驻蒙古布防。[3]7月，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其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在蒙古的铁路两侧及其以东边境省份活动，为苏军的进驻勘察阵地。[4]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9月视察东北中苏边境时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赫鲁晓夫集团在中苏边境增加了军事力量。据我边防哨所观察，有些地段的苏联边防军大约增加了一倍，哨所也有增加。增加的部队，发现有从苏土（耳其）边境调来的。[5]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将华沙条约组织的职责由欧洲东扩至亚洲，关注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1963年7月10日，赫鲁晓夫致函哥穆尔卡等华约成员国领导人，谈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已向苏共中央提出加入华约的请求，苏共中央对此持肯定态度。时隔数日，他又表示，苏共中央建议在7月26～27日召开的华约成员国首脑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蒙古的这一申请。[6]苏联方面加强与蒙古关系的种种举措，已经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军事防卫意图。尽管赫鲁晓夫接受蒙古加入华约的建议因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是，中国方面很有可能从罗马尼亚方面获得了这个信息。
1702873528
1702873529
9～10月，中央军委中苏、中蒙边防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修改中苏边防斗争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解决边防斗争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会议明确中央确定的“不进不退、不主动惹事、后发制人”的边防斗争方针，并提出：我们在军事上要有所警惕和准备。修正主义是什么坏事也能干得出来的，我们要估计到修正主义可能搞各种阴谋破坏，甚至做出冒险的行动。对于修正主义可能挑起的边境军事冲突，我们要有必要的警惕，做到有备无患。[7]
1702873530
1702873531
同时，中蒙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泽登巴尔不仅在8月份亲自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批评中国，而且还于9月4日在莫斯科对记者发表谈话，点名指责中国。1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裂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决议，蒙古国内的反华宣传出现了空前的高潮。[8]
1702873532
1702873533
1964年2～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著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版图里。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9]与此同时，苏联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10]据中方观察，在中苏西段边界，自7月份以来，苏方前沿兵力增加，边防设施增加，各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频繁，高级官员不断到苏中边境地区活动。[11]可以说，这一年已成为两国边界地区局势紧张程度逐步升级的一个转折点。
1702873534
1702873535
这样，进入1964年后，上述苏蒙关系的新动向、苏军在蒙古调动的迹象、中蒙关系破裂的前景，以及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
1702873536
1702873537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谈道：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12]5月15日～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毛泽东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13]5月2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14]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15]
1702873538
1702873539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是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16]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防御战略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其重点防御方向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17]林彪关于“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意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仍然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是到1964年，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的讲话中提出：还有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我考虑很久了。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18]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19]
[
上一页 ]
[ :1.7028734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