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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上述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林彪当时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考虑问题，故而在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20]林、毛这种认识上的不同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对苏安全战略的再思考。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21]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材料中毛首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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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讨论了苏联占领日本千岛群岛等问题。在谈到“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时，毛泽东说：“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22]事隔一日，7月12日，参加这次会见的日本人在香港，就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发表了答记者问。次日，日本三个主要报纸都详细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强调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毛泽东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并提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说毛泽东在支持归还日本北方领土要求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8月1日，日报还发表了周恩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声明说，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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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9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评毛泽东同一批日本社会党人的谈话》，严厉驳斥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这次谈话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不敢大声谈论的目的和立场”，“中国领导人现在甚至不想掩饰自己的扩张野心了”，苏联“面对着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露骨的扩张计划”，毛泽东的论点实际就是“要求重新分配领土”。文章还提出警告：“重划世界地图的任何企图”都“可能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并表示“最坚决地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扩张主义观点”，苏联的边界是由各族人民在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苏联“各族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24]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利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的机会，以尖刻的口气回应毛泽东说：俄国的沙皇进行了掠夺性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皇帝又干了些什么呢？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中国的帝王侵占了朝鲜，占领了蒙古、西藏和新疆。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进行厮杀。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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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6]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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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9～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和日军构筑的工事。[27]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加强对中苏西段边界防卫工作的关注。当时身处“反修前哨”的伊犁军区在总结加强军事情报工作的报告中就提出：要“以反修斗争为中心，配合反帝，以苏联为重点，兼顾蒙古，以掌握当面动向和搜集整理基本情况、战备资料为主要内容，随时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力求提早察觉敌人的企图，保障边防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报告将所属各军分区搜集研究掌握动向情况的任务明确为以掌握北疆中苏边境苏军军事动向、边防设施、工事构筑、外逃分子回窜破坏和可能的挑衅活动为重点，指出目前急需整理的战备资料，主要是中苏，次之为中蒙边境资料，并将对外军作战的研究确定为军区所属各单位的主要工作之一，而且强调研究对象以苏军为主，要求各单位应特别注意对苏军攻防和遭遇战斗行动特点进行研究。报告所附的1964年军事情报调研要点有八条，包括苏、蒙的军事动向、军事实力、兵力部署、后勤补给，苏、蒙在中苏、中蒙边境西段地区的做法、演习情况，苏、蒙境内主要军事目标及边境兵要资料，苏蒙军事关系等。[28]新疆军区也向总参呈报了“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文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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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的尝试未果。[30]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终于进入了不可摆脱的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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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了一起。换言之，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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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越战升级后，中美通过信息沟通达成了双方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的默契。[31]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北方的苏联。4～5月，根据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应付最严重局面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32]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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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以及对苏安全战略的再认识，不仅不断坚定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毛泽东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在他看来，防止中国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一场政治革命，即“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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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修与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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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高举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当然是认为自己的思想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中共的方针路线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为此，中国应当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中共应当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但是；他这时更加关注的还是修正主义在中共党内的影响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毕竟，就意识形态的评判而言，修正主义的敌意比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他的认识中，修正主义颠覆的危险要比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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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国内政治风向发生逆转后，把国内问题同国际修正主义问题挂钩，成为毛泽东观察和分析党内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思路。在毛泽东对“三风”现象和“三和一少”思想展开严肃批判，大力强调阶级斗争，告诫全党要警惕国家变色之后，1963年初，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交中央讨论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仍然认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主，对于国防和发展尖端军事技术总体上应当收缩。此项发展战略的主旨在于继续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获得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支持。[33]这种情况无疑加重了毛泽东的忧虑：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问题，只埋头经济建设，中国将向何处去？尽管他最终对此发展方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34]但这种着眼于经济利益和建设的趋势，显然是同他的政治发展战略大相径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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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总题目叫做“反修防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次讲话，于此前后写的许多批语，以及由他口授、陈伯达整理、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继续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和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指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并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35]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时，直接给“三和一少”定性说：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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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64年后，毛泽东关于内忧问题的考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方面，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估计更加具体化了。根据毛泽东的认识，苏联之所以产生修正主义，在国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物，是贵族工人和富裕农民的产物，在国际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产物。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已经是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37]而中国全国有地主资产阶级3500万，在工厂、农村、机关，有那么少数人就赞成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搞了15年社会主义革命，结果还有一些人民公社在敌人手中，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则为资产阶级所掌握。[38]另一方面，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分子的估计更加严重化了。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党也是不纯的，建设社会主义15年了，还有国民党。[39]因此，中国也有修正主义因素，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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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必须迫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转向防修斗争。而实现这种战略上的转移，就需要渲染一定的氛围，制造必要的舆论和创造有利的条件。是年，在毛泽东关于从外患转为内忧的认识及其向党内的描述中，国内修正主义的表现是具体的，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方向是明确的，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所显示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已经找到，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目标也越来越集中了。总之，从在国际上反对和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阶级斗争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毛泽东的思路清晰，步骤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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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将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表现进一步具体化，向全党讲明，修正主义在党和政府中的确是存在的。1月，毛泽东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41]春节期间，他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则明确指出：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就是农工部、联络部和统战部；[42]并于4月接见日共代表袴田里见等人时说：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43]在5～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中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的判断；刘少奇也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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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确把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大方向，让全党知道，反修防修任务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上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向中央决策层宣布：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的防修反修问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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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描述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后果，使全党明白，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存在与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同样会使无产阶级丧失国家政权。毛泽东在2月会见金日成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谈道：如果让彭德怀一类的人“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有些人不作声，但是等待时机，所以要提高警惕。”[46]此后不久，他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47]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毛泽东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48]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议论，不仅是出于对外部威胁的考虑，更主要的还在于要提防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国内发动政变。7月14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最后一篇论战文章“九评”即强调指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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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做社会舆论和群众基础的铺垫，找到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毛泽东一方面继续领导与苏联的公开论战，组织撰写并审阅、批准发表七、八、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明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在群众中为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做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其中“九评”所介绍的，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15条理论、政策，事实上已为日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勾勒出了雏形。另一方面，毛泽东向全党、全国明确，在国内开展这场政治斗争必须依靠党内外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搞经济建设需要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那样开展群众运动，政治上的反修斗争只在党内进行也是不行的，1959年党内反右倾开展不久便开始进行甄别，有人随即出来翻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能够制约党内反对意见的真正力量在于发动广大群众。事实上，此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四清”运动就是广泛动员党内外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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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让广大群众看清这场斗争的最终目标。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毛泽东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49]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毛泽东开始透露出其矛头所向。当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时，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50]1965年1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51]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真正危险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月14日发出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更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2]斗争的最终目标越来越集中和明朗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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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准备和铺垫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投入一石而激起千重浪——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但是，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作为假想敌的形象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时，中苏之间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却有希望达成协议，苏方做出的让步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缓和因子。由此，中苏边界谈判的成败、影响问题，悄悄地浮出于中苏关系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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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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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之间7600公里长的边界上，实际存在着三条界线，即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54]中俄国界形成的过程及中苏边界三条线并存的状况，潜在性地构成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三笔领土账：其一，中国在与俄国签订的19个条约中被迫割让的15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二，中苏国界三条线并存的复杂状况造成的3.5万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其三，沙俄通过武力非法占有的17.1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和江东六十四屯。这几笔账客观上的长期存在，成为影响中苏两国关系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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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在着手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确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其中规定，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国界，应按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55]这实际上改变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此类旧条约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方针，而采取了事实上予以承认的态度。此方针对于解决中国与其他邻国，包括与苏联的疆界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未正式对外宣布承认不平等的中俄界约和涉及边界条款的中俄条约，但在事实上已经遵照国际法的有关原则，承认了这些界约和条约，接受了中国原有领土的法律地位。条约线是中国政府基本确认并遵守的中苏边界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之间的第一笔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账”已经销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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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政府也未提出过与苏联之间还存在有几笔领土账的问题。对于中苏领土争议问题和边界纠纷，中共中央始终坚持谨慎、宽容和谦让的宗旨，以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的方针；苏联方面采取的也是讲友好、讲团结的态度。[56]1958年中国开始调查中苏边界问题之后，尽管中苏两党分歧加深，冲突不断，但是在强调继续加强同苏联团结合作的总方针的指导下，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的舆论宣传氛围中，有关中苏边界的历史和现实的调研工作仍然平和地进行着。中苏国境上蜿蜒着一条和睦的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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