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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21 根据所交换的地图，中苏双方首先从东段边界线入手进行讨论，并就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即同意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和约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包括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额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200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对满洲里附近的陆地边界线，以及黑龙江、吉林两省同苏联的全部陆地边界线，基本达成协议，稍有调整。双方只是同意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总之，整个东段边界除个别岛屿归属未定外，基本上达成协议。[91]苏方并已起草了除黑瞎子岛之外的整个东段边界线的协议，准备签署。[92]如此，中苏东段边界问题实际上基本解决了。对西段边界，双方只是初步陈述了各自的论据，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故未形成共同见解。[93]这样，苏方让步举措，打破了谈判的僵滞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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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23 就中苏东段边界来说，苏联方面做出这种让步的基础在于，其国内有关文件已有明文规定，在可通航的国境河流上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94]此时，苏联政府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现状而推翻此项认识，这就在解决边界具体问题上，迈出了迎合中国的一步，尽管这一让步在中国方面看来是苏方在我攻势下，已开始节节退却”。[95]由于中苏双方在边界磋商问题上暂时搁置原则分歧，苏方做出了重大让步，谈判取得了初步成果，出现了签署边界协议、解决东段边界问题的可能性。于是，谈判桌上乐观、缓和之气氤氲。7月1日，中方工作小组组长、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的建议。随后，苏联代表团及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便去了北戴河。[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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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25 但是就在这时，7月10日，毛泽东向佐佐木更三等日本社会党人士发表了前述关于算领土账的著名谈话，引起苏方和国际重大反响。20天过后，当谈判重新开始时，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已重新武装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头脑。在7月30日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再度转入积极攻势，摆出了控诉的架势。谈判充满政治斗争的气氛，苏方认为的所谓150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大清单”问题贯穿会谈始终。[97]“不平等条约”问题重新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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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27 8月15日，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苏方在毛泽东谈话的刺激下立场也转趋强硬，一方面要求谈判改到莫斯科去继续进行；一方面改变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挂起来的态度，以解决该岛问题为解决东段边界其他岛屿等归属问题的先决条件。[98]谈判至此难以再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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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29 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曾涌泉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又增加提出了第三笔领土账唐努乌梁海的问题，指出：1944年，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你们背着中国人民将面积为17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纳入了苏联的疆域。难道你们以为中国人民忘记了这个重要问题吗？！他警告说：你们现在在边界调集了军队吧？你们是不是在预谋进行侵占新的领土的军事冲突？坦率地说，假如你们敢于走这一步，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们奉劝你们悬崖勒马，不要使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如果你们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拒绝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的话，那么，不排除我们可能会考虑采取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不排除我们将会尝试恢复我们的历史权利。你们认为我们有要求收复澳门和香港的权利。我们也有要求收复被沙俄侵占去的领土的权利。[99]其时，尽管中国代表团仍然希望在这次谈判中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草签文件，苏联代表团却已失去了迎合的兴趣，坚持将磋商移师莫斯科。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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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31 中国方面态度的突然转变，彻底激怒了莫斯科。当苏联代表团开始着手苏中西段边界谈判的筹备工作时，[101]9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并在配发的长篇编辑部文章中抨击中国领导人的立场。赫鲁晓夫则于9月15日利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之机，强势回应毛泽东的谈话。莫斯科摆出的这种强硬姿态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使他开始担忧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102]至此，中苏双方继续进行磋商的条件显然已不再存在。10月13日，中国方面最后通报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的时间“不适当”。[103]次日，赫鲁晓夫下台，苏联领导人更迭，两国边界谈判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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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33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7月10日的谈话客观上起到了影响谈判进程的作用，一度使中苏两国关系陷入了紧张之中。事实上，当5～6月中苏边界谈判沿着具体审理边界线的道路逐渐推进，双方已就东段边界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一致意见时，中国方面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搁置不平等条约问题，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签订协议，基本解决中苏东段边界问题；二是僵持在现有立场上，但将谈判继续维持下去；[104]三是施加压力，在出现签订具体协议的可能时，让苏方承认“不平等条约”问题。毛泽东选择了第三种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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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35 9、10月份，毛泽东在向外宾解释此事时说，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105]事实上，中苏双方的谈判工作小组就解决东段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草案的情况，已预示了签署合理的边界条约、形成合理的边界状态的前景。如此，已似无必要让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借日本人谈日苏领土争端之机提出算中苏领土账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据此进一步把第三笔领土账唐努乌梁海问题也摆到桌面上，继续加大压力，以此刺激赫鲁晓夫使之精神紧张的做法，实际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所说的目的，其直接结果是破坏了磋商的缓和气氛，使初见合理边界状态的谈判成果流产了。因此，毛泽东的这种解释，很可能是为缓解苏方对其谈话的强硬反应而做的权宜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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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37 考察毛泽东设立“只要承认不平等条约，争议地区皆可放弃”的谈判底线的本意，其实只是要同苏联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以此减轻边境冲突的紧张度，而并不要求谈成。[106]为了保证他的反修防修政治大革命的顺利启动，赫鲁晓夫这个靶子不能倒，不能造成中苏一团和气的局面，尤其不能让苏方在谈判的旗帜下，制造改进中苏关系的假象，以欺骗人民。[107]就此角度评估，毛泽东所确定的这个谈判门槛看似很低，实则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对于以国际法原则成熟处理领土纠纷的苏联政府来说，必定是无法接受的条件。中国的谈判代表团及其领导人没有真正领会这一底线的内涵，致使毛泽东对边界谈判第二阶段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曾涌泉在“文革”开始后即被揭发为是刘少奇的人而被打倒），于是决定以对外谈算领土账的方式，于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另外就是，既然苏联方面坚持不认同“不平等条约”的说法，那么，中国方面也无须急于同苏联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让谈判持续进行，以通过示意边界军事冲突的前景，保持对苏联某种程度的压力，进而维持中苏关系一定的紧张度，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激发起群众对所谓的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代理人的义愤及投入这场运动的政治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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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39 这个时期中苏边界摩擦不断升级，边界问题的提出，是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加深、斗争加剧、关系恶化的结果。而中苏边界谈判的开始，使中苏关系的内核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一个转折，即中苏关系到这时，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两国之间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由此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军事冲突的因素。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苏两国关系的基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国家关系所依据的准则中，过去以国际主义、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为主，这时，国家利益的分量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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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41 但是，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破裂，主要的还应该是意识形态斗争作用的结果。中苏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导致中国在确定谈判立场时重翻已经按照国际法承认了的旧界约的老账，既表示不要求苏方归还被沙俄割占的中国领土，又坚持要对方接受不平等条约的提法，以进攻、好战的姿态，争所谓的正义、原则。这种做法突出反映了意识形态斗争对边界事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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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43 事实上，在中苏领土旧账问题上对国人有所交待的更为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加强国际法的教育和宣传，以此疏导民情，而不是坚持要分清历史是非，胶着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胜负高下。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角度考虑，根据周恩来曾有的思路，不纠缠历史旧账，以求和缓的目的搁置政治争议，务实地争取及早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不仅有利于平息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而且还有利于边境省份经济的发展、边民生活的安定，以及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坚持要求苏方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带有威胁意味地表示苏方如果不接受中方的立场，中方就将考虑改变对边界问题的态度，换言之，就是要明确地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而且不排除诉诸武力的可能，这只能引起对方的猜忌，促成中苏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如前所述，苏联正是在中国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后加强与蒙古的军事合作，并且于1964年边界谈判破裂后，以中国有收复国土的意向为由，开始加紧向远东地区增兵的。由此，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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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45 不过这次谈判虽然最终流产，但双方毕竟相互交换了地图，具体讨论了边界走向等问题。苏联方面并做出让步，同意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额尔古纳河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解决岛屿、洲渚的归属问题。这实际上解决了东段边界大多数边界线走向的具体问题，为后来中苏两国签署相关文件奠定了基础。1991年5月16日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订，确定了中苏国界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线的走向，[108]其内容实际与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双方工作小组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基本相同。其中也没有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字样。[109]只是遗憾的是，这一协定的签署由于人为的原因晚了近三十年，其间还发生了中苏边界流血冲突和珍宝岛的局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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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47 应该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无果而终后，10月中旬中国以时间不适当为由推辞赴莫斯科继续磋商边界问题，并不意味着实现这次谈判曾经形成的协议草案的希望就此完全破灭。赫鲁晓夫的下台以及苏共新领导集团的履任，似乎为中苏关系的转变带来了某种机遇。但是，毛泽东试图借此机会推动苏联新领导人改弦更张，周恩来衔命赴苏会谈以失败告终，中苏同盟彻底瓦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达成两国东段边界协议的前景已是渺若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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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49 第四节 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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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51 1964年10月16日零时，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奉莫斯科之命，紧急约见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通报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并递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该通知表明苏共将继续遵循二十大至二十二大的路线，也即维持赫鲁晓夫原有方针不变的立场，而且还特别指出，苏共今后要为国际共运的一致性而斗争。[110]伍修权随即通过杨尚昆向毛泽东等人做了汇报。是日上午发行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苏方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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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53 对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实际应该在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结束后即已获悉。从15日起，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的问题。根据中共领导人的分析，赫鲁晓夫的被迫辞职应与中苏两党的大论战有关，中共发表的“九评”，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真面目，打中要害，使之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决定，不过是证实了毛泽东在3月份做出的赫鲁晓夫可能要垮台的预见。根据毛泽东的估计，苏共新领导集团今后会有一些改变，但不会很快，也不会大幅度地变。变化的可能有三种。第一种是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目前这种可能性小。第二种是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也不大。第三种则属于中间状态，即仍然搞修正主义路线，不过在做法和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据此，毛泽东最初确定的方针是静观其变，“一肯二看”，即对苏共中央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表示肯定和赞赏。[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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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55 于是，在收到苏共中央的通知后，毛泽东迅速做出指示，由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人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并指出，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要说一点有实质内容的话。据此拟定的贺电，表达了开展大论战以来所没有过的比较热情、有所赞赏的态度。贺电当日即递交契尔沃年科，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人民日报》次日（17日）于头版的位置予以发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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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57 与苏共此时停止反华宣传相对应，[114]中共从10月16日起也停止发表与苏共论战的文章，以及兄弟党左派批判赫鲁晓夫的文章，并表达了准备主动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意向，摆出了一种对苏友好的姿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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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59 面对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以及其间显露出的一些提法、做法有所变化的迹象，[116]毛泽东在静观10天后，决定要采取行动了。10月27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部署说，可以考虑主动向苏方提出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并且打破常例，在此非逢五逢十的纪念日里，派出以周恩来和贺龙为首的有分量的党政代表团。我们现在的方针应该是“一推二看”，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转变。[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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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61 根据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在10月28日至30日三天时间里采取了三个步骤。其一，向契尔沃年科大使提出，中共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去苏联祝贺十月革命节，顺便同苏共党政负责人进行接触，[118]率先打破大论战以来中苏两党之间的僵局，为实现两党新的交流提供台阶。其二，进一步通报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119]明确代表团的高规格，以及团长人选为苏方能够接受的相对温和务实的人物。其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先提出邀请12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派代表赴莫斯科的建议，并在正式向苏方提出此建议和对方尚未做出回应之前，先后向各党通报消息。[120]由此亮出一种召集人的姿态，既向其他兄弟党显示中共是寻求改善中苏关系的主动方，为树立中共是国际共运团结维护者的形象做铺垫，又为改善中共在莫斯科势单力薄的不利处境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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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63 在苏共中央10月31日表示接受中方的提议后，11月1～4日，毛泽东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了他的“一推二看”的方针，说明中国党政代表团莫斯科之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共可能往哪个方向走，这叫做火力侦察。中共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我们现在需要积累资本”。[121]毛泽东决策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方针进一步明朗化，其底线是，中共不会为缓和与苏共的关系而做出原则性让步，谈判的基调是“推”苏共向中共的立场趋同；方法为通过“推”进行摸底，观察苏共中央有无转变立场的可能性。总之，目标就是借赫鲁晓夫下台之机，要求苏共重新审视并否定二十大，以彻底清除苏共的“命根子”[122]——二十大在国际共运中的法定地位，扭转中共在共运中的被动局面。毕竟中共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做出的实质性让步，导致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大会的共同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声明高度评价苏共二十大，造成了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成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事实，从而令中共在与苏共的竞争中陷入了被动境地。如果这一争取莫斯科改弦易辙的目的能够达到，那么，以苏共纲领为本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也就自然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将使世界革命政党的斗争能够顺利地沿着中共认为的正确路线发展，而且也为中苏两党达成新的团结扫清了障碍。即便此目标无法实现，中共也可通过率先主动与苏共接触之举，争取人心，积累资本，将国际共运分裂的责任抛给苏共，为取得共运领导权做准备。这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团结诉求，没有给周恩来的谈判留出任何调和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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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65 此后，随着十月革命节的临近，中国方面通过各种讲话和文章，集中渲染了毛泽东“把推放在第一位”的基调。[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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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67 此时苏共党内对于苏中关系的走向持有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是赫鲁晓夫的一些言论和举动给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随着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类似的对苏中关系产生相当危害的不良因素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共领导人有可能会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充分利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所创造的客观条件，来推动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在苏共领导人的心中，赫鲁晓夫是苏中关系缓和的最大障碍。[124]莫斯科的权力长廊里明显地飘忽着必须采取主动措施来改善苏中关系的思想，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假如需要，他们可以为赫鲁晓夫的粗鲁道歉，进而与中共达成恢复友谊的协定。这不仅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有利于新领导班子地位的巩固，可以获得全社会的广泛支持。[125]只是，在苏共新领导人忙于立足、尚未顾及向中共摇动橄榄枝时，中共中央抢先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在树立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形象上，占得了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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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3669 面对中国方面的提议，苏共中央以积极的态度予以响应，于10月30、31日，相继做出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的决议，以及同意邀请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的决定；同时通报说，苏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应当“循序渐进地改善苏中关系”。[126]对于苏共领导人说来，中共的建议及其友好姿态，令他们对即将举行的苏中两党会谈寄予厚望，毕竟自大论战开始后，两党的会谈如同聋子对话，各自朗读自己的长篇大论，各说各的，不做正面接触。而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共停止论战并迈出寻求接触的步伐，以及由态度调和并且务实的周恩来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使得苏中双方可以面对面地直接进行交流，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因此，苏共领导人极力希望将谈判纳入建设性的轨道，通过正面交流，将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找出双方分歧的症结所在，[127]尽力争取取得良好的会谈成果，奠定改善关系的基础。为此，两天之后，契尔沃年科进一步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传达了苏方的五点意见，[128]表明苏共领导人希望利用这一轮会谈，更为理智、细致地调和苏中两党的分歧，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务实地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以达成新的和解。可以说，这是一种搁置争议、实际地解决具体问题的建设性会谈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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