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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时间11月5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7日，中国代表团出席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席间，马利诺夫斯基喝多了酒，说了一句带有挑衅性的反美祝酒词，得罪了美国驻苏大使。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走向马利诺夫斯基，为他“精彩的反帝祝酒词”表示祝贺。[129]不想这位元帅又借着酒劲儿对周恩来说，希望中国人“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我们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由于美国记者就在旁边聆听两人的谈话，周恩来忍受了这种挑衅性的话题，走向另一边。这时其他几位苏联元帅走了过来，中方翻译听到了马利诺夫斯基继续说的话：“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接着他又同贺龙谈话。马利诺夫斯基在谈到毛泽东时使用了俄文中带有污辱性的脏话。其间，苏联元帅扎哈罗夫还说了一句：“任何蔬菜都是有时令的”。[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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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听说此情后极为气愤，当即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使馆后，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代表团认为，这绝非偶然事件，是令中国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中国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11月7日夜，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代表团发来的急电，报告此事的经过，并提出代表团准备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给予指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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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中国代表团的电报时说，现在好了，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毛泽东指示邓小平起草复电，同意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答复；要抓住此事件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不怕大吵大闹、闹僵不欢而散；坚持中共原来的立场，除非苏共承认错误或经过协商取得协议，中共才能停止公开论战。随即以特急电发给中国代表团。[132]显然，毛泽东要充分利用此次事件做文章，使之成为向苏方施加压力，推动苏共改弦更张，向中国方针靠拢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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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接到电报时，正值苏共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回拜并共进午餐，周恩来即借机正式就此事件向苏方提出了抗议。周特别强调说，这不仅仅是马利诺夫斯基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具有这种想法，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些人的想法。周诘问苏方是否希望中共也像苏共解除赫鲁晓夫职务那样对待毛泽东，指责苏联元帅关于“任何蔬菜都有时令”的话可以理解为教唆撤换毛泽东，正告苏共领导人：如果有人制订了这样的计划，那么这是徒劳无益的企图和妄想！它只能恶化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周同时提示苏方，不要像帝国主义者那样，把中苏两党之向的原则分歧归结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个领导人之间个人的争论，以及他们的个人性格和素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苏双方还能继续会谈什么呢？[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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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立即摆出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对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表示愤慨和道歉，一方面反复加以表白和澄清，指出，苏共中央把中国派代表团访苏看作克服现有分歧、改善双方关系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或候补成员，他没有参加关于苏中两党接触的讨论；正式声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酒后失言，而“时令蔬菜”的话也只是针对赫鲁晓夫而发。他们一再表示苏共邀请中共代表团的决定是坦诚的，动机是非常好的，希望中共能够信任和尊重苏共领导人的意见，双方能够以诚相见，不要因为此事而妨碍两党为改善关系所共同做出的努力。周恩来则说马利诺夫斯基实际是酒后吐真言，他保留中国代表团以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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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恩来最后表态要认真对待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并提议为中苏两党的团结干杯，[135]试图为接下来的正式会谈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但是，由于毛泽东已经给苏共新领导人扣上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帽子，确定要抓住这个“辫子”，不惜闹僵地采取攻势，周恩来其实已没有什么再做弥合、补救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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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晚，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周恩来一开始即利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向苏方施加压力，劝告勃列日涅夫等人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这样，双方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周宣称不存在改善关系的新的条件，因为苏共继续实行以前的总路线。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是不能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相提并论的。[136]这种颐指气使地干涉苏共内部事务的表现，一时激怒了苏共领导人，他们态度强硬地表示，苏共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和苏共纲领并非某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反映了苏共全党的意愿，代表着苏联全体人民的意志。他们提请中方注意：此次会谈的重点不是重新讨论中共的总路线问题，虽然对于中共路线中的很多问题苏共也并不赞成，并声明：如果每个来苏联访问的代表团都要求重新讨论党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就会走入死胡同，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利益，苏中双方都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们还强调：苏共中央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以来所确定的路线纲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退让。米高扬甚至明确表态说：“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是由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问题上，我们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致的差别。”苏方坚持要求双方先停止公开争论，召开各国党的会议，在新的气氛中，寻求途径，来一步一步地实现共同愿望。[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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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领导人显然还没有弄明白，中共要求重新审视路线问题，就是要在“推”的过程中，摸清苏方让步的底线。而双方在举行国际会议问题上的胶着，则反映了两党对于国际共运形势的估计。对于苏共而言，情况与赫鲁晓夫在位时的判断相同，中共要求推迟召开兄弟党会议，是为了拉拢并增加自己的支持者；而在中共看来，苏共继续坚持开会，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通过反华决议。[138]毛泽东绝不可能令自己和中共陷入这种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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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11月11日两党长达6个多小时的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明确通报了中方的立场：坚决不参加将在12月召开的所谓“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在苏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解决以前，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他并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奉劝苏共领导人悬崖勒马，不要走绝路；关于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同苏联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不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也不发表新闻。[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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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中苏双方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为了打破僵局，勃列日涅夫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可以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恩来表示将报告中共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我们的门是开着的。中苏两国都必须努力创造新的环境，寻找新的途径。[140]其态度有所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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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根据苏联方面的记载，中国代表团千方百计地回避就苏方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进行讨论，回避探讨巩固反帝统一战线的具体措施。当苏方要求中国代表就中止论战等具体建议表态时，周恩来正式声明说，代表团没有同苏共谈判的全权，其使命“就是建立联系并研究局势”。[141]因此，周恩来态度的缓和，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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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在北京指挥着中国代表团，周恩来本人没有什么个人发挥的空间。毛的采取攻势的“推”的方针，使得谈判进程只能在非理性的政治论战的层面徘徊，而难于进入理智并务实地寻找共同点、解决具体问题的阶段。中国代表团关于重新讨论并改变作为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苏共纲领的要求，以及拒不考虑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态度，使谈判无果而终。其实在这里，无结果或许就是毛泽东所要寻求的结果，即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142]毕竟毛的部分目标已经达到，既试探出了莫斯科恢复苏中关系的底线，摸清了苏共领导人捍卫自己原则的进退尺度；又向世人呈现了主动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姿态，并且通过代表团在莫斯科与其他党的交谈，继续阐释赫鲁晓夫在位时做出的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决定未经各党协商一致，因而是非法的，[143]以此拆筹备该会议的苏共新领导人的台，同时将其推上了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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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说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苏两党会谈为双方的和解提供了机会，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双方具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基础，特别是促使倡导斗争哲学的毛泽东让步的基础还依然存在。这对于中共而言，导致1960～1961年中苏关系实现缓和的那种国内条件和国际共运环境已不复存在。到1964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已完全好转；同时，国际共运左派队伍的持续壮大，使中共推举毛泽东担当共运旗手的意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已无必要和可能再权衡利弊，对苏共做出让步。对于苏共来说则是，新领导人执政伊始，地位尚不稳固；但其坚持原有纲领和路线的方针得到了全国的支持。[144]这使得苏共中央不能在重新评价赫鲁晓夫的路线纲领问题上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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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苏双方都有做出让步的打算和诚意，谈判立场存在调和的余地。就中共言之，毛泽东已决心清除当年起草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时做出妥协所造成的遗患；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通过与苏共的大论战而初步形成，一场防修反修的政治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为此，他必须要求苏共新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决裂，否则中苏两党不可能实现新的团结。其定下的“推”苏共丢掉赫鲁晓夫包袱的谈判立场，没有退让的底线，故也不是真正寻求和解的方针。对苏共新领导集团而言，虽然准备务实地讨论具体问题，为两党关系的改善留出了让步的空间，但是中国代表团的要求不仅令其完全不可能接受，而且还激发出了自卫的热情，摆出了不放弃苏共原则立场的强势姿态。毕竟苏共中央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尤其不能否定为两次莫斯科会议所肯定的二十大，不能将共运领袖的地位拱手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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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苏双方，特别是中国，已不可能再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求同存异。1960～1961年那种“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145]的条件，实际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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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北京时间11月14日下午2时40分周恩来一行抵达首都机场时，看到的是毛泽东亲自在那里迎候，刘少奇等党政军民各界领导人100余人，以及数千名群众到场迎接，其场面和气氛与一年多以前（1963年7月）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会谈归来时十分相似，依然是一次显示中共团结和力量的政治示威。《人民日报》发表的中苏两党举行会见的消息，除双方参加会见的人员名单外，无任何实质性内容，标志了两党谈判的破裂。[146]毛泽东以这种方式，宣示了他与苏共决裂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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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1月14日，中国代表团刚离开莫斯科不久，由苏共中央委员鲁米扬采夫主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1月号即开始发行，上面以《共产党报刊关于共产党国际会议》为题，发表了22个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主张召开国际会议的言论，并刊载了大量指名攻击中共的文章、讲话等材料。该期杂志还以附页的形式登载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贝尔纳反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声明，指责这次核试验是“污染大气”等。[147]苏共领导集团借这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联合刊物的阵地，宣告了苏中两党此次缓和关系尝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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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下飞机，即随毛泽东前往人民大会堂118会议室晤谈。毛在进一步询问情况后部署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毛指示撰写评述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说明赫鲁晓夫路线的破产。对于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人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趋向，毛以宋代词人晏殊的词句做了总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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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则于11月16日举行全体会议，一方面在对领导集团进行调整时，不仅全部保留赫鲁晓夫的原班人马，而且补选上来的人，也都是赫鲁晓夫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并且是在赫当政时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上的，[149]以此显示苏共原定路线的不可动摇性；一方面缓和对中共的态度，勃列日涅夫在特别通报与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情况时提出：今后在同中国，无论是党的接触还是国家的接触方面都要采取灵活的政策。会议对与中共论争的节奏做出了新的部署：在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仍会继续进行争论。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要授人以柄而激化已有的矛盾。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苏共需要的已不再是好斗，而是成熟、审时度势和智慧。[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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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方面的回应开始了。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21、22期合刊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列举赫鲁晓夫所做的12件坏事，证实其下台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由此吹响了与苏共进行新一轮公开论战的号角。《真理报》于12月6日发表编辑部文章《全民的国家》以为因应，影射中共批判“全民国家”是为了维护“个人迷信”，苏中两党的争论具有国际意义，苏联绝不回到斯大林时期。[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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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休战结束了，两党关系重蹈覆辙，回归政治论战的格局。虽然中国对苏方针、部署的原则转向在与苏联的国家关系上采取高姿态，高举发展两国关系的旗帜，但在党际关系上，依旧是要不断揭露和批判苏共新领导集团。[152]中共实际完全放弃了再与苏共言和的努力，中苏同盟关系彻底破裂，国际共运正式分裂的景象也就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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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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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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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32页。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因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必要保持常备军。苏军于50年代分批撤出。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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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一先：《在大漠那——一边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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