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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56 3月4日下午，在会晤于3月3日公开发表反对美帝侵越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不到24小时，以及苏联政府同越南政府讨论实际步骤之时，莫斯科亚非拉国家留学生和苏联学生在美国驻苏大使馆附近举行反对美帝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与维持秩序的苏联军警和马队发生冲突，一些学生被逮捕和打伤，其中中国学生被捕1人，被打伤30余人，重伤住院者9人。中国驻苏大使馆于5日向苏联外交部发出抗议照会，《人民日报》迅即报道此事件并全文发表了照会。[19]消息传至中国国内，各地群众纷纷要求对苏联镇压留学生事件采取抗议行动；中共则借这次事件，攻击苏联是假反帝，是在迫害参加反美斗争学生的同时，奴颜婢膝地向美帝国主义赔礼道歉。[20]由此，迅速掀起了一波反苏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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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58 接着，在会晤结束的3月5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发出了对此次会议如何表态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对外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表示：其一，这个会议就是赫鲁晓夫原定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尽管改换了名称，它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其二，这个会议是非法的，中共决不承认。苏共片面召开这个会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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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60 3月10日，《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开发表。[22]3月1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走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重要步骤》的编辑部文章，高度评价三月莫斯科协商会晤的成果。德、波、捷、匈、保、蒙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法、意、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也在3月11～17日纷纷发表社论、文章，肯定这次会晤及会晤公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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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62 面对苏共掀起的加强共运团结的宣传声浪，中国加紧了继续反击的步伐。3月11～18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提出：苏共领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软硬兼施，七拼八凑，总算是开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会议。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景象。它是一个分裂的小小的会议。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毛泽东强调：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最大限度地把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24]毛泽东并于19日在武汉会见爱泼斯坦等外国专家和一些亚洲兄弟党代表，就这篇文章征求意见时，赞成他们提出的，文章还可以多讲一些团结的话，把团结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要更多地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亚非拉美人民的革命团结的意见，指示文章修改时突出强调一下团结问题。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篇文章。[25]中央办公厅等则于3月12日联合发出通知说：即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评论莫斯科分裂会议的文章，是中共中央指名批评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要求中国驻外机构、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部队组织学习和讨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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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64 3月23日，《人民日报》以《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强调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章集中揭露苏共领导所谓“三假三真”的面目，即“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并将出席会议的代表分成几类，评论说：参加分裂会议的19个单位也是矛盾百出，四分五裂。文章奉劝苏共新领导，“何必要把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呢？为什么不可以改弦更张呢”？文章明确提出了实现国际共运新团结的条件，那就是：公开宣布一切关于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都是错误的、非法的，公开承认非法地召开分裂会议是错误的；公开地、郑重地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向全世界人民承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都是错误的；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阿尔巴尼亚、日本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宣言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兄弟党国际会议，全部是空谈。与此同时，中国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包括俄语播出了这篇文章。[27]中国党的矛头所向已不再是国际共运不能以苏共纲领为各党共同遵循的准则，而是直指其内政，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大政方针是错误的。苏共只有自己打自己的脸，才能换来共运团结的新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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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66 这样，当莫斯科把三月会晤看作对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事业的重大贡献，希望借此重树苏共对国际共运的绝对权威时，中共的强硬态度，及其对苏共新领导集团的猛烈攻击，也不啻于在下“最后通牒”。三天之后，苏斯洛夫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协商会晤总结报告中，谴责这篇文章说：中共领导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要求我党承认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中和苏共纲领中集体提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对兄弟党充满了侮辱性的词句，指责它们是“修正主义”、“叛徒”、“两面派”等。这只能被看作想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苏斯洛夫表示，苏共中央、全党和全体人民坚决反对中共的这种蛮横态度。全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总结的决议》，指出：会晤是在加强国际共运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苏联共产党同意会晤参加者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在当今形势下，特别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恢复它的队伍的统一。[28]只是，苏共及其支持者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共开出的恢复统一的条件；特别是会晤既然主张新的国际会议预备会要由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的81国党代表参加，其结果就必然是只要中共等党不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就无法举行，只能无限期地拖延，等待中共的同意。这其实已造成了决定召开世界兄弟党大会的不是苏共，而是中共的既成事实。故而，会晤关于重新整合队伍的呼吁和规定注定了只能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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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68 可以说，莫斯科三月会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分裂的标志。从这以后，以中共为首的左派队伍同以苏共为首的队伍展开了新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共再也没有参加过由苏共召集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国际共运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世界近百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统一大会的盛况。一年以后，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的邀请，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苏两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两党彻底分道扬镳。此后，中苏之间的联系再也没有党际关系的痕迹了。这种情况就一般国际关系而言，可以说是回归正常；但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和国际共运运行机制的角度看，便显得十分“不正常”了。总之，事实正如西方媒体所评论的，“共产党人可以高喊‘团结，团结’，但是现在并没有团结，也没有团结的前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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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70 到1965年4月，中国的外交路线进一步向极左方向调整，强调对外总路线的内容首先是反帝，其次是支持世界革命，第三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合作。[30]反帝和支持世界革命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目标。由于苏联方面向三月会晤的参加者散布说，中国阻挠苏联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苏斯洛夫也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责中国拒绝在援助越南时采取共同行动，千方百计地贬低苏联对越援助的意义，并且尽力妨碍这一援助，[31]中苏两匿又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冲突。对于越南来说，联合反对美帝侵略越南应是国际共运的头等大事，而中国却仍然强调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顺利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是“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32]由此，随着苏联援越力度的增强，越南党虽然为了获得双方援助而对中苏两党的对峙采取骑墙态度，既向苏方表示同意举行三月会晤，又拒绝参加会晤，其对中国的离心力却还是增强了。中国不能听任苏联将反帝大旗从自己手中夺走，听任其取得在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听任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失去中国南部的这个保护屏障，于是，中苏两国在围绕莫斯科三月会晤进行意识形态论争的同时，又在援越抗美的舞台上展开了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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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72 第二节 双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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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74 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即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33]是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34]同时加强援越，准备增调空军师、高射炮师到昆明、南宁等地，并充实援越第一线的兵力。中越双方还开始磋商实施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并签订了军援协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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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76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这种方针造成了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外援主要依赖中国的局面，致使河内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虽然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维系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越南平衡与中苏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向中国一方倾斜，苏联在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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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78 面对自己在越南地位和影响的弱化，以及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趋势和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决心，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毕竟东南亚地区对于苏联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苏联要向该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加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与中国关系逐渐恶化的前景下，苏联既不能容许越南被美国吞食掉，也不能听任其彻底投入中国的怀抱。由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改“脱身”为“插手”，发表声明，承诺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37]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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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80 中国随即开始十分关注苏联大规模援越对苏越关系及中越关系的潜在性影响，援越抗美的思路中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这时在中国看来，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不但不比赫鲁晓夫好，而且比赫鲁晓夫更坏”。[38]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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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82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毛泽东准备发动肃清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大革命的现实，实际也将两国携起手来合作援越的道路封死。1965年初莫斯科三月会晤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团结反帝、共同行动之后，4月，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即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议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搁置分歧，采取联合行动。中国方面于7月复函予以拒绝，并指责说：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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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84 1966年2月底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因此决定不发公报，只发消息。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41]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绝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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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86 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这样，矛盾和冲突也由此而生。1965～1969年中苏之间在援越抗美问题上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有时甚至进行激烈的斗争。这种情况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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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88 中苏在实现苏联援越军事行动计划上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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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90 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结束后，苏联制订了一个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此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2月27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飞机空运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去越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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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92 3月10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2月25日的口头声明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中国的答复指出，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因此，中国方面不能同意苏联的这种军事行动计划。答复并指责说：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总之，在中国政府看来，就中苏关系目前的状况，苏联的这些要求是另有所图，实际将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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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94 莫斯科则利用中方的答复进行攻击，大做中国阻止苏联援越的文章。苏联领导人于莫斯科三月会晤时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理由，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说成是企图“控制越南和中国”。苏方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过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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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96 对此，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驳斥苏方，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有预谋的反华行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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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098 1967年5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无疑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越南方面在传达苏联的这个要求时，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为中国所接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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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00 中苏在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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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02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物资比较便利和现实的途径是通过中国的领土，因此，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的一条重要通道。[47]其间，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纠葛过程复杂，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中苏之间在援越中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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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874104 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两次途经北京时，向周恩来谈道：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后，苏联可以放手援越了。苏将无偿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快给越南武器，中国铁路可以帮助运输。毛泽东在2月11日会见柯西金时也指出，中国将协助把苏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尽速运往越南。此后，中苏两国政府于3月3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中国方面随即把转运苏联援越军事物资放在优先地位，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项工作。[48]4月，苏联援助越南的首批地对空导弹装备，包括13列火车、403个车皮、282名专家及部分旅团指挥器材（大部为旧货），相当于两个火力营、两个技术营、一个指挥营，开始经中国过境运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必须及时、安全地将这批装备和人员运抵越南，并由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亲往广西凭祥检查部署工作。4月14日至5月20日，中越苏三方在凭祥进行了此批物资过境的交接手续。6月，范文同等人在莫斯科与苏方达成有关军事援助的意向后来华，罗瑞卿在同文进勇会谈时阐明了中国对运送苏联军援物资的立场：你们向苏联要装备，理直气壮。但要有重点，逼它海运。要我们运也可以，但不许它搞阴谋。什么提供空中走廊、机场、港口等，过去、现在、今后我们都不干。罗瑞卿表示：关于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免费运输。他们的专家过境，我们也会招待的。此后不久，刘少奇于7月3日与阮维桢会谈时指出：苏联和东欧的援越物资，今后应主要从海上运输。中央援越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提出：苏联援越物资，大部分应要求苏方海上运输。凡过去与我达成协议由我负责转运的物资，我们负责。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种物资要求我转运，可适当安排。海上运输遇空袭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视情况临时商定。中央领导人批准了这一方案，周恩来、罗瑞卿指示说：空运物资也可答应，因为其不同于开辟空中走廊和拨给机场。[49]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于26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协议，1965年下半年苏联及东欧等国过境中国的物资计划为14.85万吨，其中军事物资5.5万吨，一般物资7.5万吨。双方商定，优先安排运输军事物资。[50]根据中国的材料，1965年3月，中国方面根据苏方提出的货单向越南运送了150车皮以上的物资；4～10月，苏方计划有40列车左右的军用物资过境。5月26日，苏越双方又在莫斯科达成由苏联向越南提供一批补充物资的协议，要求中国转运。1965～1968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中方认为，中国自始至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严格按照协议，全部、及时、安全地转运了苏联的援越武器。[51]但是，苏共中央于1%5年7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方没有及时转运苏联给越南的补充物资。对此，中共中央7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予以驳斥。此后，苏联方面继续提出：中国当局违反毛泽东同志的保证，从苏方一开始向越南运送军用物资时起就制造困难。在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了关于增加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加速运送这些装备的协议后，中国行政当局的代表阻挠运输苏给越的物资。[52]其实，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的处理，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在援助国提出申请之后，首先征求受援国越南的意见，然后协调好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再同援助国达成相应的协议。1965年8月，苏方向中方递交了补充供应越南军事技术物资过境的申请。中国方面依照惯例通知越南外交部此事后，连续催请越方答复，但直至11月初越方仍无回音，中国于是将苏联的申请暂时搁置。对于10月7日苏方提出的尽快签协议的要求，中方回复说：在搞清苏联的这批军事技术物资“哪些是越南方面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么期限内收到”之前，中国方面将不接受苏联给越南的军用物资。据此，中方向苏方代表声明，拒绝让一系列载有苏军援物资的运输车辆从中国过境，其中涉及10辆军机修理车以及40门高射炮的转运。[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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