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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时隔不久，中国方面对于特殊问题还是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在征得越方同意后于10月12日约见苏驻华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车和高射炮两项物资的运输问题与苏方单独办理换文，以便尽早将其运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补充协议的签订。随后，中方又多次催询，苏方却迟迟不复。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有意“拖延签订”协议，并拒绝接受转运上述物资。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5日复函澄清说，事实明摆着，这两项物资不能及时转运，责任完全在苏方，进而回击苏联是“无事生非，蓄意诽谤”，存心颠倒黑白，目的在于制造口实，做反华文章。[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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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运送苏联过境物资时，中国方面坚持按协议办事，不愿意迁就苏联，改变自己的运输计划。苏联方面则强调非常时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办事，可以做特殊处理。故而苏联常常违反同中国签订的运输协议，或不按时提交计划，或不按计划发车，有时甚至既无计划，又不通知，突然将列车开进中国边境站。中国方面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打乱了中方的计划，而且使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无法衔接，是破坏协议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援越物资的正常运输。[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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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上的唇枪舌剑，频频交锋，令急于获得大量援助物资的越南左右为难。为保证军事物资优先过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1966年初正式通知中国：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达成协议，今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南港口；[56]一方面在不得罪苏联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维护，于6月19日授权越通社发表声明，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方说：“中国对苏联等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都尽力帮助按计划转运过境，西方通讯机构散布的所谓‘过境援越物资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极为卑鄙的挑拨阴谋。”1967年2月28日越南政府再次声明指出：中国“把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援越物资妥善地并且按照预定的时间运到越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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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的军援物资继续主要经中国铁路运送，因此，1968年2月10日，中苏双方又就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军备物资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只是，这项协议的执行过程依然存在问题。1969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1～3月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根据苏方材料记述，500余辆装载导弹武器的汽车被定期重新装货发往中苏边境，而后又不得不返还原处。苏联外交部声明说，3月初，苏方代表为通告发出一列军车事，多次求见中国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后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语气粗暴，带有一股反苏情绪。声明指责中国违反苏中双方达成的新协议，重新开始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越南方面此时对越中之间就1969年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转运至越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曾对苏方强调指出：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为援越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运送也将变得非常艰难。是年，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中国方面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58]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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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铁路运送援越物资过境外，中国的港口也承担转运苏联援越物资的任务。但中苏之间在苏援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及推动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影响了从中国港口转运苏联东欧国家援越物资任务的具体落实，苏联的大部分物资是直接海运到越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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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中越两国运输代表团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关于“海路运输”一项规定：对于其他国家过境中国铁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及一般贸易物资，如遇越南铁路接运能力不足时，越方将安排改为海运。海运物资的运力由中方尽力安排，及时发运。[59]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援越军事物资呢？你们今年2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土运输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船只仍然能够进出越南港口，中国船经常去，苏联船也不是不去。你们就是不敢用你们的船只装运军事物资去支援越南人民。你们是害怕美帝国主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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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66年，苏联方面未曾中断过从苏联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船只开往越南，20余艘船连续不断地向越南运送物资。截至是年7月18日，准备运、正在运和已运达的物资计11万余吨。[61]1967年4月，范文同向周恩来转达了苏方希望中国承担更多海运任务的建议：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1万吨增至3万吨；中国开辟2个或3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方表示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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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帮助河内抢运物资到越南南方，为以后北越统一南越的战争做准备，中苏双方在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问题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虽然依旧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63]只是这时越南由于倚重苏联的军事援助，与莫斯科的关系愈益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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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苏两国在中国的南部边疆，通过援越抗美暗中进行争夺越南盟友的较量时，苏联开始加强援助蒙古，继续增强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构建了对中国北部核心区域的军事压力态势。随着中苏边境斗争局势的日趋紧张，两国关系一度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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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珍宝岛冲突与中苏军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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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平缓，尤其便于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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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加之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65]月末，毛泽东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表示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我们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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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8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公开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67]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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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68]中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年秋，中国军人穿便衣，偕同大量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翌年1月，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是年末至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69]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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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采取克制态度，维持现状，中国部队不进入有争议岛屿，只与苏方进行外交政治斗争，争取不使边境冲突升级，不与苏联进行武力对抗。二是维持棍棒武斗的形式，避免交火。三是准备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军，并不惜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乃至热战。在“文革”极左思潮营造的全国上下强烈的反修氛围和反苏激情中，毛泽东选取了第三种方案，以武力反击苏联。余下的问题只在于时机和地点的选择。珍宝岛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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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从忍让到反击的发展过程。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订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70]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而最终选择于1969年3月初在乌苏里江珍宝岛地区对苏实施军事打击，可以说有以下几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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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时间的选择。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71]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就毛泽东的思考来说，选择在“九大”召开前对苏实施打击，对于进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针，通过边境事件强调团结，消除严重的派性，稳定国内局势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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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地点的选择。一方面，珍宝岛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已被划归中国，估计苏方不会为该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另一方面，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了二十多年的岛屿，[72]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总之，既要引起反响，造成某种紧张局势，又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因此，选择在珍宝岛作战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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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苏联反应的估计。中国方面做出此时对苏实施军事打击的决定，应该还建立在一种对局势的估计之上，即认为苏联不会这时因此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如珍宝岛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的：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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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不排除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继续干扰苏联在国际共运中行使领导权。1969年3月17～22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筹备会议即将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延期至6月5日召开，并为6月的会议起草了《在目前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一切反帝团体的一致行动》的文件。[74]毛泽东就是要破坏这个会议，给苏联造成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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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国边防军战士在珍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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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毛泽东同意予以反击，并批准了总参报告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也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75]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反击战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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