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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5年4月,中国的外交路线进一步向极左方向调整,强调对外总路线的内容首先是反帝,其次是支持世界革命,第三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合作。[30]反帝和支持世界革命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目标。由于苏联方面向三月会晤的参加者散布说,中国阻挠苏联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苏斯洛夫也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责中国拒绝在援助越南时采取共同行动,千方百计地贬低苏联对越援助的意义,并且尽力妨碍这一援助,[31]中苏两匿又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冲突。对于越南来说,联合反对美帝侵略越南应是国际共运的头等大事,而中国却仍然强调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顺利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是“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32]由此,随着苏联援越力度的增强,越南党虽然为了获得双方援助而对中苏两党的对峙采取骑墙态度,既向苏方表示同意举行三月会晤,又拒绝参加会晤,其对中国的离心力却还是增强了。中国不能听任苏联将反帝大旗从自己手中夺走,听任其取得在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听任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失去中国南部的这个保护屏障,于是,中苏两国在围绕莫斯科三月会晤进行意识形态论争的同时,又在援越抗美的舞台上展开了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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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双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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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即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33]是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34]同时加强援越,准备增调空军师、高射炮师到昆明、南宁等地,并充实援越第一线的兵力。中越双方还开始磋商实施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并签订了军援协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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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这种方针造成了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外援主要依赖中国的局面,致使河内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虽然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维系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越南平衡与中苏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向中国一方倾斜,苏联在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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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己在越南地位和影响的弱化,以及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趋势和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决心,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毕竟东南亚地区对于苏联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苏联要向该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加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与中国关系逐渐恶化的前景下,苏联既不能容许越南被美国吞食掉,也不能听任其彻底投入中国的怀抱。由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改“脱身”为“插手”,发表声明,承诺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37]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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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即开始十分关注苏联大规模援越对苏越关系及中越关系的潜在性影响,援越抗美的思路中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这时在中国看来,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不但不比赫鲁晓夫好,而且比赫鲁晓夫更坏”。[38]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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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毛泽东准备发动肃清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大革命的现实,实际也将两国携起手来合作援越的道路封死。1965年初莫斯科三月会晤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团结反帝、共同行动之后,4月,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即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议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搁置分歧,采取联合行动。中国方面于7月复函予以拒绝,并指责说: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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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底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因此决定不发公报,只发消息。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41]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绝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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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这样,矛盾和冲突也由此而生。1965~1969年中苏之间在援越抗美问题上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有时甚至进行激烈的斗争。这种情况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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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实现苏联援越军事行动计划上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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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结束后,苏联制订了一个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此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2月27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飞机空运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去越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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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2月25日的口头声明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中国的答复指出,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因此,中国方面不能同意苏联的这种军事行动计划。答复并指责说: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总之,在中国政府看来,就中苏关系目前的状况,苏联的这些要求是另有所图,实际将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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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则利用中方的答复进行攻击,大做中国阻止苏联援越的文章。苏联领导人于莫斯科三月会晤时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理由,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说成是企图“控制越南和中国”。苏方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过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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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驳斥苏方,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有预谋的反华行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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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无疑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越南方面在传达苏联的这个要求时,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为中国所接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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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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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物资比较便利和现实的途径是通过中国的领土,因此,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的一条重要通道。[47]其间,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纠葛过程复杂,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中苏之间在援越中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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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两次途经北京时,向周恩来谈道: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后,苏联可以放手援越了。苏将无偿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快给越南武器,中国铁路可以帮助运输。毛泽东在2月11日会见柯西金时也指出,中国将协助把苏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尽速运往越南。此后,中苏两国政府于3月3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中国方面随即把转运苏联援越军事物资放在优先地位,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项工作。[48]4月,苏联援助越南的首批地对空导弹装备,包括13列火车、403个车皮、282名专家及部分旅团指挥器材(大部为旧货),相当于两个火力营、两个技术营、一个指挥营,开始经中国过境运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必须及时、安全地将这批装备和人员运抵越南,并由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亲往广西凭祥检查部署工作。4月14日至5月20日,中越苏三方在凭祥进行了此批物资过境的交接手续。6月,范文同等人在莫斯科与苏方达成有关军事援助的意向后来华,罗瑞卿在同文进勇会谈时阐明了中国对运送苏联军援物资的立场:你们向苏联要装备,理直气壮。但要有重点,逼它海运。要我们运也可以,但不许它搞阴谋。什么提供空中走廊、机场、港口等,过去、现在、今后我们都不干。罗瑞卿表示:关于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免费运输。他们的专家过境,我们也会招待的。此后不久,刘少奇于7月3日与阮维桢会谈时指出:苏联和东欧的援越物资,今后应主要从海上运输。中央援越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提出:苏联援越物资,大部分应要求苏方海上运输。凡过去与我达成协议由我负责转运的物资,我们负责。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种物资要求我转运,可适当安排。海上运输遇空袭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视情况临时商定。中央领导人批准了这一方案,周恩来、罗瑞卿指示说:空运物资也可答应,因为其不同于开辟空中走廊和拨给机场。[49]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于26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协议,1965年下半年苏联及东欧等国过境中国的物资计划为14.85万吨,其中军事物资5.5万吨,一般物资7.5万吨。双方商定,优先安排运输军事物资。[50]根据中国的材料,1965年3月,中国方面根据苏方提出的货单向越南运送了150车皮以上的物资;4~10月,苏方计划有40列车左右的军用物资过境。5月26日,苏越双方又在莫斯科达成由苏联向越南提供一批补充物资的协议,要求中国转运。1965~1968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中方认为,中国自始至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严格按照协议,全部、及时、安全地转运了苏联的援越武器。[51]但是,苏共中央于1%5年7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方没有及时转运苏联给越南的补充物资。对此,中共中央7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予以驳斥。此后,苏联方面继续提出:中国当局违反毛泽东同志的保证,从苏方一开始向越南运送军用物资时起就制造困难。在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了关于增加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加速运送这些装备的协议后,中国行政当局的代表阻挠运输苏给越的物资。[52]其实,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的处理,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在援助国提出申请之后,首先征求受援国越南的意见,然后协调好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再同援助国达成相应的协议。1965年8月,苏方向中方递交了补充供应越南军事技术物资过境的申请。中国方面依照惯例通知越南外交部此事后,连续催请越方答复,但直至11月初越方仍无回音,中国于是将苏联的申请暂时搁置。对于10月7日苏方提出的尽快签协议的要求,中方回复说:在搞清苏联的这批军事技术物资“哪些是越南方面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么期限内收到”之前,中国方面将不接受苏联给越南的军用物资。据此,中方向苏方代表声明,拒绝让一系列载有苏军援物资的运输车辆从中国过境,其中涉及10辆军机修理车以及40门高射炮的转运。[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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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时隔不久,中国方面对于特殊问题还是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在征得越方同意后于10月12日约见苏驻华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车和高射炮两项物资的运输问题与苏方单独办理换文,以便尽早将其运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补充协议的签订。随后,中方又多次催询,苏方却迟迟不复。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有意“拖延签订”协议,并拒绝接受转运上述物资。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5日复函澄清说,事实明摆着,这两项物资不能及时转运,责任完全在苏方,进而回击苏联是“无事生非,蓄意诽谤”,存心颠倒黑白,目的在于制造口实,做反华文章。[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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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运送苏联过境物资时,中国方面坚持按协议办事,不愿意迁就苏联,改变自己的运输计划。苏联方面则强调非常时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办事,可以做特殊处理。故而苏联常常违反同中国签订的运输协议,或不按时提交计划,或不按计划发车,有时甚至既无计划,又不通知,突然将列车开进中国边境站。中国方面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打乱了中方的计划,而且使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无法衔接,是破坏协议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援越物资的正常运输。[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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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上的唇枪舌剑,频频交锋,令急于获得大量援助物资的越南左右为难。为保证军事物资优先过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1966年初正式通知中国: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达成协议,今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南港口;[56]一方面在不得罪苏联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维护,于6月19日授权越通社发表声明,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方说:“中国对苏联等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都尽力帮助按计划转运过境,西方通讯机构散布的所谓‘过境援越物资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极为卑鄙的挑拨阴谋。”1967年2月28日越南政府再次声明指出:中国“把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援越物资妥善地并且按照预定的时间运到越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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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的军援物资继续主要经中国铁路运送,因此,1968年2月10日,中苏双方又就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军备物资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只是,这项协议的执行过程依然存在问题。1969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1~3月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根据苏方材料记述,500余辆装载导弹武器的汽车被定期重新装货发往中苏边境,而后又不得不返还原处。苏联外交部声明说,3月初,苏方代表为通告发出一列军车事,多次求见中国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后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语气粗暴,带有一股反苏情绪。声明指责中国违反苏中双方达成的新协议,重新开始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越南方面此时对越中之间就1969年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转运至越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曾对苏方强调指出: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为援越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运送也将变得非常艰难。是年,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中国方面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58]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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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铁路运送援越物资过境外,中国的港口也承担转运苏联援越物资的任务。但中苏之间在苏援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及推动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影响了从中国港口转运苏联东欧国家援越物资任务的具体落实,苏联的大部分物资是直接海运到越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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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中越两国运输代表团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关于“海路运输”一项规定:对于其他国家过境中国铁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及一般贸易物资,如遇越南铁路接运能力不足时,越方将安排改为海运。海运物资的运力由中方尽力安排,及时发运。[59]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援越军事物资呢?你们今年2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土运输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船只仍然能够进出越南港口,中国船经常去,苏联船也不是不去。你们就是不敢用你们的船只装运军事物资去支援越南人民。你们是害怕美帝国主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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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66年,苏联方面未曾中断过从苏联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船只开往越南,20余艘船连续不断地向越南运送物资。截至是年7月18日,准备运、正在运和已运达的物资计11万余吨。[61]1967年4月,范文同向周恩来转达了苏方希望中国承担更多海运任务的建议: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1万吨增至3万吨;中国开辟2个或3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方表示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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