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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帮助河内抢运物资到越南南方，为以后北越统一南越的战争做准备，中苏双方在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问题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虽然依旧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63]只是这时越南由于倚重苏联的军事援助，与莫斯科的关系愈益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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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苏两国在中国的南部边疆，通过援越抗美暗中进行争夺越南盟友的较量时，苏联开始加强援助蒙古，继续增强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构建了对中国北部核心区域的军事压力态势。随着中苏边境斗争局势的日趋紧张，两国关系一度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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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珍宝岛冲突与中苏军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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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平缓，尤其便于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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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加之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65]月末，毛泽东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表示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我们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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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8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公开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67]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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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68]中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年秋，中国军人穿便衣，偕同大量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翌年1月，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是年末至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69]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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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采取克制态度，维持现状，中国部队不进入有争议岛屿，只与苏方进行外交政治斗争，争取不使边境冲突升级，不与苏联进行武力对抗。二是维持棍棒武斗的形式，避免交火。三是准备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军，并不惜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乃至热战。在“文革”极左思潮营造的全国上下强烈的反修氛围和反苏激情中，毛泽东选取了第三种方案，以武力反击苏联。余下的问题只在于时机和地点的选择。珍宝岛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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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从忍让到反击的发展过程。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订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70]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而最终选择于1969年3月初在乌苏里江珍宝岛地区对苏实施军事打击，可以说有以下几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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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时间的选择。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71]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就毛泽东的思考来说，选择在“九大”召开前对苏实施打击，对于进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针，通过边境事件强调团结，消除严重的派性，稳定国内局势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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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地点的选择。一方面，珍宝岛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已被划归中国，估计苏方不会为该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另一方面，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了二十多年的岛屿，[72]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总之，既要引起反响，造成某种紧张局势，又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因此，选择在珍宝岛作战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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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苏联反应的估计。中国方面做出此时对苏实施军事打击的决定，应该还建立在一种对局势的估计之上，即认为苏联不会这时因此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如珍宝岛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的：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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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不排除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继续干扰苏联在国际共运中行使领导权。1969年3月17～22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筹备会议即将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延期至6月5日召开，并为6月的会议起草了《在目前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一切反帝团体的一致行动》的文件。[74]毛泽东就是要破坏这个会议，给苏联造成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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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国边防军战士在珍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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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毛泽东同意予以反击，并批准了总参报告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也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75]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反击战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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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珍宝岛冲突苏联颁发的表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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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3月2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两国之间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双方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激烈战斗。17日，苏军再次出动坦克和步兵上岛，试图拖回被炸毁的坦克，在中方炮火的猛烈攻击下，被迫撤走。三次战斗，双方均有伤亡。[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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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事件之后，莫斯科迅速采取回应步骤：第一，抢先提出抗议，3月2日事件发生之后，苏联即向中国提出了“抗议照会”。第二，召开记者招待会，3月7日，苏联外交部新闻司长和边防军总部副司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具体描述了3月2日冲突的情况。第三，发动示威，苏联领导人号召群众举行针对中国的示威游行活动。第四，向西方投诉，3月11日，苏联驻西德大使拜会西德总理，通报苏中边界武装冲突的情况。第五，准备采取“集体行动”，在3月17日举行的华约成员国高峰会议上，苏联要求就谴责中国侵略苏联的问题达成协议，要求东欧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即派兵到发生冲突的苏中边境地区，用集体行动对付中国。第六，进行核威胁，3月15日晚，莫斯科电台谈到中苏边界事件时说：“苏联的核导弹是强大的，可能造成千千万万人的悲惨命运。”随后的几天，莫斯科电台的晚间节目都大谈苏联的核力量如何强大，中国核力量如何“不济”。[77]第七，提出亚安体系的构想，5月29日，《真理报》发表评论，谴责中国在亚洲制造麻烦，点名要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集体安全”。接着，在6月5～17日召开的莫斯科75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指出：中共领导人“已由对和平共处的批评转为策划武装冲突，采取破坏和平事业的政策”；警告说：“想用武器作为语言来同苏联谈话的企图必将受到坚决反击”；并首次提出了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意见，[78]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此遏制中国在亚洲扩张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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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其中心意图是用这次事件做文章。其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79]《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则以《打倒新沙皇！》为题发表社论，将苏联领导集团与老沙皇画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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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毛泽东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80]毛泽东并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81]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认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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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83]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84]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它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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