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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苏联对美中关系的反应。根据基辛格的介绍，葛罗米柯在中东的时候曾与他谈论美中关系，葛罗米柯虽然表示苏联不会反对美中之间关系的改善，但是反对美国同中国勾结。这件事情任何人都不知道。[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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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中苏边界谈判问题。周恩来曾向基辛格了解苏联是否向美方提到中苏之间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苏方是否提到任何有关领土要求的事情？基辛格回答说：他们非常模糊地提到领土要求。我拒绝同他讨论领土要求问题。[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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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美双方实际在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后，即已就交换与苏联有关的情报问题达成了共识和默契，其后双方迅速予以落实这一合作意向，开辟联络渠道，率先在情报信息领域开始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情报有不少属于核心机密，[117]反映了中美两国通过高层会谈和峰会所建立起来的信任程度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预示了双方能够开始进行深度合作的前景。这些具体情节，大大充实了中美在上海公报中所声明的，主旨在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立场[118]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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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谈，中美双方不仅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等情况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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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南亚次大陆局势动荡不安，苏联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渗透，试图向印度洋拓展势力。1970年末，以拉赫曼为首的人民同盟在东巴基斯坦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东巴要求独立的呼声空前高涨，印度乘机插手，东巴局势失控，大批难民涌入印度。在苏联的支持和策动下，印度借口东巴动乱威胁印度安全，于翌年11月出兵东巴，将巴基斯坦肢解。[119]苏联在这一地区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为越战所累的美国陷入被动之中。由此，在美国方面看来，正在进行的美中高层接触，应该在整个世界的大框架中探讨问题，当双方把目光投向次大陆时，不能只讨论像南亚、印度这样的地区危机，而不考虑苏联对该地区的政策。印度本身对中国不是个威胁，但一个由苏联支持的印度对中国却是一个即时的威胁。假如印度的北部邻居苏联支持印度，中国旨在对付印度的军事行动将会受到严重挑战。当美国为了袒护巴基斯坦而对印度采取强硬态度时，不只是对印度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对苏联发出警告。[120]这样，双方对于南亚问题的应对同苏联问题紧密相连，中美之间在印巴冲突危机的处理上，达成了维护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及其背后的苏联的共识及合作，迈出了联合抗衡苏联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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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基斯坦是中美接近、实现关系缓和的一条重要渠道，中美两国一直都与叶海亚·汗总统保持着良好关系。中国不仅援助武器装备，而且还培训巴的军队。美国则更多是给巴以经济援助。中美双方都表示要感谢叶海亚在中美接触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不能过河拆桥。所以，实际在印巴战争之前，中美两国已经在同时支持和援助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和苏联。到1971年7月、10月和1972年2月周恩来与基辛格、尼克松会谈时，中美双方进一步就南亚局势达成一致，确立联手合作意向，开始具体商讨共同行动的步骤。[121]第一，确定了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东巴问题，反对印度在东巴的军事行动，反对印度侵略的共同立场。[122]第二，确定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撤回到本国境内后，再考虑承认孟加拉国，以及美方一旦做出承认的决定，即于实施前向中方通报的共同立场。第三，商定美方根据印度撤军情况决定承认孟加拉国的时间，并通过已建立.的巴黎渠道，通报中方关于承认的时间安排。周恩来表示不介意尼克松说中美行动相似，表明中方同意在承认孟加拉问题上与美国采取共同行动。只是中方解释说，中国将会晚一点承认孟加拉国，原因在于联合国尚未就中印克什米尔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另外，伊斯兰国家都还没有承认孟加拉国，中国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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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经过紧张磋商后所确立的危机处理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两国迈出了联手阻止苏联分割弱小的中国邻国的步伐；一方面也表明，在苏联为了扩展实力，与美国竞争，投下更大赌注的局面下，中国决定助美国一臂之力。以此，一些记者向基辛格提出了是否“会形成一个对抗印度一苏联的美国一中国一巴基斯坦轴心”的问题，尼克松竟然也口不择言地说：美中对南亚政策的一致非常重要，“当然，我说的这种一致并非狼狈为奸，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在没有完全通报你们的情况下采取任何针对印巴的行动，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要比我们的大”。[124]“狼狈为奸”一词的使用确实不当，但也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由此可见在尼克松的心中，美中合作对抗苏印的分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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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中美双方在1971～1972年的高层会谈和峰会中达成了如此详细、广泛、深入的共识、默契与合作意向，才会有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伊始中美双方即能顺利无阻碍地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战略构想的结果。1973年2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8套定位导航系统（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125]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此后不久，美国国防部特别小组即着手进行中苏冲突的个案研究，设想由于中国威胁对苏联的海参崴实施核打击，苏联发动了一次摧毁中国核能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核设施之后，苏联军队开始从蒙古和苏联的中亚地区进行地面会合作战，并威胁要进攻中国的东北。中国向美国方面寻求帮助。美国准备使用携带核弹头的部署在关岛的В-52战略轰炸机、从中国空军基地起飞的战斗机，以及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北极星导弹。该小组并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如打击中国境内被苏联控制的机场、苏联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核能力，以及苏联侵入新疆的军队等。[126]中美军事合作的构架，至此实际已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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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认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就可以“搞一条横线”，即把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127]从而对外明确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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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思想。[128]其后，邓小平于出席4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完整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剥削人家，“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打倒它”。这是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思想的主旨，即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129]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阐述了这一思想，重申“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还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等内容，进而赋予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思想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事实上，这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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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确立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目标之后，中苏两国在进行政治和军事对峙的同时，仍然都希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由此，双方一方面着手恢复正常的联系渠道，1970年10～11月，双方根据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协议重新互派了大使，恢复了年度贸易谈判，两国领导人政务载波电话联系也恢复了；[131]一方面开始举行新的边界谈判，以把握和控制边界问题这个导致军事冲突的最敏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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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中苏两国第二次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132]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133]两国代表团就涉及中苏边界的中俄历史条约的平等性问题、争议地区问题等，开始了新的斗争。到1978年夏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结束，双方共进行了15轮会谈，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34]但是谈判毕竟持续未断，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两国边界上也没有再发生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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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长期没有进展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由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中苏双边关系已转入中美苏三角外交的轨道，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战略利益因素，三国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构成了一种战略三角关系。其间，美国试图既通过联合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随时摆出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姿态制约中国，以此加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动权，令毛泽东不断担心美国要“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将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135]苏联也试图通过对中国打出和谈的旗帜，争取时机，稳定东欧局势，巩固并扩展其在中东及亚洲的地盘，增加同美国进行争夺的资本；同时，坐在谈判桌前向美国打中国牌，以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中国响应苏联举行边界会谈的建议，除了谋求解决中苏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外，更重要的则是利用谈判桌对美国打苏联牌，以利用苏美矛盾，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谈判期间，在中国代表团于双方会晤后的每次讨论中，周恩来最先询问的不是谈判的情况，而是美国方面有何反应，[136]以至于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坚持其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是要随着与帝国主义战略关系的推进而加大对苏联的压力，是将苏中关系当作某种政治交易所，在这个政治交易所里，中国方面可以根据整个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赌注。[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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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美两国通过进行军事合作，构筑起了一种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实际上，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顾虑，削弱了中国向美国打苏联牌的分量，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刺激苏越联盟的巩固。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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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1950年代的亚洲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进入1960年代，中苏两党分裂，两国同盟关系破裂。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调整外交战略，开始联合美国抗衡苏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际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中苏签订同盟条约后的第二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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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日报》196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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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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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日报》196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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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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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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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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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6～807页；《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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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8～809、812～813页；《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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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此后，《人民日报》开始陆续转载兄弟党评述赫鲁晓夫下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质疑举行国际会议的文章、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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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04～4305、4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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