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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战备教材（196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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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九大政治报告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美帝、苏修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86]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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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与此同时，对苏方提出的协商要求不予回应，实际为毛泽东把文章做大准备时间。3月21日，柯西金试图通过中苏热线电话与毛泽东或周恩来联系，遭到中国接线员的拒绝。22日凌晨，中国外交部苏东司负责人通知苏方说：从两国当前关系来说，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可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87]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恢复于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中方没有做出回应。4月11日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提出15日就在莫斯科开始“协商”，并在第二天公布了照会。14日中国政府告诉苏联政府：“我们是要答复你们的，请你们稍安毋躁。”直到5月24日，中国政府才做出回应，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88]其后，苏联方面再于7月26日提出举行苏中高级会谈的建议。[89]中国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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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苏联的请求长时间不予理睬，以及中共九大号召打倒苏修、要准备打仗的做法，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而且令苏共领导人满腹疑团，不知中国的动机、目的究竟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中美联手抗苏的前景使苏共领导人忧心忡忡，因而开始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迫使中国接受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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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苏联加强了对中国实施核威胁。《真理报》8月28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提出：“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几天后，《消息报》又发表在卫国战争时期任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的扎哈罗夫元帅的文章，说“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同时，莫斯科还试图征得美国方面的认可，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代表询问美国方面，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90]西方国家报刊也不断传出消息，说苏情报人员向美国试探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可能性。[91]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实施军事报复。苏军决策层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在苏中东段边界增援兵力基本到位以后，避开苏军运输力量较弱的东段边界，选择便于其机械化部队运动，后勤补给线短并通畅，而中方防守兵力相对薄弱，且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苏中西段边界的新疆方向，进行军事报复行动。8月13日，苏联出动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武装部队300余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对正在巡逻的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发动突然袭击。中国边防军寡不敌众，除一人被俘外，其余全部阵亡。[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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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方面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边疆居民和驻边疆部队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团结，共同对敌。[93]中国的战备工作也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高潮阶段。[94]二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毕竟，中国在珍宝岛边界冲突之后大做文章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大于军事意义。如此，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同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这对中国更为有利。于是，中国接受了苏方关于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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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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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95]会谈中，周恩来指出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问题，表示如果苏方这么做，就是侵略战争，中国将坚决抵抗到底。[96]柯西金则提出了如下建议：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及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研究互派大使；等等。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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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总理口头协议的达成，以及苏方表露的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使中国领导人隐约摸到了莫斯科不想使事态扩大的思考脉络，暂时松了一口气，态度又强硬起来。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用手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98]对于柯西金提出的改善关系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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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联方面也通过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摸到了中国的脉搏，感觉到了中国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深刻担忧。面对中国态度不稳定的情况，莫斯科决定继续利用核威胁的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9月16日，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99]该文突出报道了克里姆林宫的两个动向：讨论轰炸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可能性问题；计划建立一个能够呼应莫斯科“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共替代领导机构。文章指出，后一点由于不久前苏联对捷克的入侵，使这种威胁变得非常现实。[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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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这一信息发出后，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反应。事隔两天，9月18日，周恩来即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专项协定。[101]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做出了苏联不会大规模进攻中国、不会对华使用核武器的正式保证。虽然此函没有确认机场会谈达成的四点措施的协议，没有提争议地区和双方武装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但柯西金还是通报说，苏联方面已指示边防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使用武力。同时，中苏双方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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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场会谈的口头协议和柯西金在秘密信函中做出的承诺，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尤其无法清除其对华实施核打击和扶植反毛政权的威胁在中国领导人心中投下的阴影。面对即将来临的谈判，以及党内关于苏方利用和谈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疑虑，毛泽东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出了过火反应。由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先向莫斯科出示橄榄枝，以期暂缓紧张局势。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时指出：中苏分裂，美国高兴。我们是不希望打的。[103]由此通过朝鲜方面向苏联发出希望缓和中苏边境冲突的信息。10月6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复函柯西金，强调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五项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并指出：中苏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将为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提供有利条件。[104]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又采取应急措施，避免在苏联的突袭中陷入被动。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7日，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人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名义正式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105]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箭在弦上，两国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成为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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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严峻情势下，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做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联合美国集中力量对抗苏联。19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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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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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最终做出联美抗苏的战略抉择，通过做大珍宝岛事件的文章，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走到战争的边缘，又向其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中国更主要的敌人。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上，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苏联势力的扩展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从1969年6月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形，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106]这样，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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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初，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通过多次会谈，中美之间虽然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已更加突出了双方共同的立场——都反对霸权，即苏联的扩张主义；都承诺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107]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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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1971～1972年的高层会晤，表现出了共同抗衡苏联扩张的浓厚兴趣。在这一问题上，两国可以说是共同利益颇多，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周恩来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不仅对中苏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回顾，其内容翔实，包括苏共二十大与中苏分裂、1957年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撤走专家、苏联击落U-2飞机事件、苏共二十二大、中印关系、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中苏边界争端、边界谈判、苏联在苏中边界增兵、中国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帽子、中苏珍宝岛事件、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中苏贸易恢复情况、苏联害怕中美接近、苏联在南斯拉夫的颠覆活动、苏联与他国领土争端等多条线索；双方还围绕苏联问题进行了坦率而深入的探讨，在互通情报、于南亚次大陆问题上共同对抗印度和苏联等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默契，确定了具体的合作意向。尼克松甚至表示，如果中国成为第二号超级大国，那么，美国就可以削减军备了。[108]以此描绘出了中美联手、成为准盟友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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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7月、10月和1972年2月与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会谈中，周恩来十分注意了解苏联的情况，中美双方互相交换有关苏联的信息，主要是美方进行通报，诸如美苏峰会、欧安会、美苏贸易扩大、解决中东问题、苏联关注中美关系并警惕中美勾结问题、美苏军控协议、苏联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反应、柏林问题、苏联在世界裁军会议上的建议，以及中东局势等，范围宽广，内容繁多。美方表示，尽管目前美国所拥有的信息交流渠道相当不完备，但是，仍然会把有关情况通告中国。周恩来则强调，重要的是双方交换看法并一起寻找共同点。[109]这实际标示了新的中美合作关系的开始。中美信息交流中比较核心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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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关于核问题、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在1971年7月和10月的中美高层会晤中，基辛格表示，在核问题方面，美国的着力点主要放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上。美方将向中方通报美苏之间谈判的任何信息，以减轻中方对此的忧虑。基辛格说一旦中美之间建立起通信关系，美方将会把任何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条款告诉中方。基辛格介绍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拒绝“授权每个国家对正在策划挑起进攻的任何国家进行攻击”条款的情况，以及有关在军备控制领域里同中国签订防止意外战争协议的愿望。当基辛格告知美国准备于10月28日至11月10日在阿留申群岛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时，周恩来即以苏联在北冰洋的一块陆地上进行防御性反弹道导弹试验的消息相交换。基辛格访华后，美方继续将其与苏联接触的所有情况通报给中国政府。[110]中美之间保持了联络的通畅与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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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向周恩来通报情况成为会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诸如：苏联近年来以令人警惕的速度发展核武器，为保持核均衡，美国决不能在核竞赛中落后，否则美国为北约国家提供的保护将一钱不值；将派遣基辛格专程到北京通报是年6月尼克松赴莫斯科与苏方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等等。周恩来则以中国情报回告尼克松：发现当美国军舰驶向印度洋时，苏联也非常迅速地把核潜艇从海参崴派往印度洋，而且一旦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其动作就非常快。他们甚至首次跨越可以看作日本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内海的轻津海峡，致使日本极为紧张和不满。尼克松称赞说：“你们的情报非常不错”。[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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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关于裁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尤为关心的是苏联的裁军建议对中国有何影响。1971年10月22日，他专门就苏联不久前在联大提出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一事询问基辛格，该项建议是否包括像中国这样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周认为苏方的提议是针对中国的核裁军立场而来的，并希望得知基辛格对此的看法。基辛格答曰，由于难以在情况不同、邻国不同的条件下对军事需求做比较，因此该建议实际操作困难，意义不大。[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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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关于影响中国利益的问题。基辛格承诺说，如果美方能够找到可行的途径，将会尽力与中方商讨由别的大国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利益的任何建议，而美方将会非常认真地考虑中方的看法。[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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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苏联在中苏边界的军力部署情况。尼克松曾向周恩来通报苏军在中苏边界的部署情况，说美方有非常可靠的情报，苏联在苏中边境部署的军事力量要比对抗西欧联盟所部署的多。对此，如总理已经知道的，我已经要求基辛格博士为总理所指定有必要知道的中方人士提供一个涉及非常机密的情报简报，其中包含我们认为完全可信的关于苏联针对中国所部署的军队的位置和核武器部署情况。[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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