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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确立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目标之后，中苏两国在进行政治和军事对峙的同时，仍然都希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由此，双方一方面着手恢复正常的联系渠道，1970年10～11月，双方根据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协议重新互派了大使，恢复了年度贸易谈判，两国领导人政务载波电话联系也恢复了；[131]一方面开始举行新的边界谈判，以把握和控制边界问题这个导致军事冲突的最敏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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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中苏两国第二次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132]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133]两国代表团就涉及中苏边界的中俄历史条约的平等性问题、争议地区问题等，开始了新的斗争。到1978年夏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结束，双方共进行了15轮会谈，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34]但是谈判毕竟持续未断，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两国边界上也没有再发生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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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长期没有进展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由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中苏双边关系已转入中美苏三角外交的轨道，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战略利益因素，三国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构成了一种战略三角关系。其间，美国试图既通过联合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随时摆出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姿态制约中国，以此加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动权，令毛泽东不断担心美国要“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将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135]苏联也试图通过对中国打出和谈的旗帜，争取时机，稳定东欧局势，巩固并扩展其在中东及亚洲的地盘，增加同美国进行争夺的资本；同时，坐在谈判桌前向美国打中国牌，以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中国响应苏联举行边界会谈的建议，除了谋求解决中苏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外，更重要的则是利用谈判桌对美国打苏联牌，以利用苏美矛盾，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谈判期间，在中国代表团于双方会晤后的每次讨论中，周恩来最先询问的不是谈判的情况，而是美国方面有何反应，[136]以至于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坚持其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是要随着与帝国主义战略关系的推进而加大对苏联的压力，是将苏中关系当作某种政治交易所，在这个政治交易所里，中国方面可以根据整个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赌注。[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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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美两国通过进行军事合作，构筑起了一种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实际上，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顾虑，削弱了中国向美国打苏联牌的分量，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刺激苏越联盟的巩固。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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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1950年代的亚洲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进入1960年代，中苏两党分裂，两国同盟关系破裂。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调整外交战略，开始联合美国抗衡苏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际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中苏签订同盟条约后的第二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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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日报》196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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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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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日报》196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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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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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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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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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6～807页；《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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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8～809、812～813页；《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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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此后，《人民日报》开始陆续转载兄弟党评述赫鲁晓夫下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质疑举行国际会议的文章、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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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04～4305、4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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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档，102-00142-03，第1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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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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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16～917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05～4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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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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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民日报》196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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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10～4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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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06～4307、4309～4310、4325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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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00～4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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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0日，3月23、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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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吉林省档案馆，77/11，第1卷，第13～15页；《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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