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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总理口头协议的达成,以及苏方表露的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使中国领导人隐约摸到了莫斯科不想使事态扩大的思考脉络,暂时松了一口气,态度又强硬起来。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用手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98]对于柯西金提出的改善关系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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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联方面也通过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摸到了中国的脉搏,感觉到了中国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深刻担忧。面对中国态度不稳定的情况,莫斯科决定继续利用核威胁的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9月16日,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99]该文突出报道了克里姆林宫的两个动向:讨论轰炸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可能性问题;计划建立一个能够呼应莫斯科“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共替代领导机构。文章指出,后一点由于不久前苏联对捷克的入侵,使这种威胁变得非常现实。[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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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这一信息发出后,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反应。事隔两天,9月18日,周恩来即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专项协定。[101]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做出了苏联不会大规模进攻中国、不会对华使用核武器的正式保证。虽然此函没有确认机场会谈达成的四点措施的协议,没有提争议地区和双方武装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但柯西金还是通报说,苏联方面已指示边防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使用武力。同时,中苏双方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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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场会谈的口头协议和柯西金在秘密信函中做出的承诺,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尤其无法清除其对华实施核打击和扶植反毛政权的威胁在中国领导人心中投下的阴影。面对即将来临的谈判,以及党内关于苏方利用和谈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疑虑,毛泽东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出了过火反应。由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先向莫斯科出示橄榄枝,以期暂缓紧张局势。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时指出:中苏分裂,美国高兴。我们是不希望打的。[103]由此通过朝鲜方面向苏联发出希望缓和中苏边境冲突的信息。10月6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复函柯西金,强调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五项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并指出:中苏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将为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提供有利条件。[104]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又采取应急措施,避免在苏联的突袭中陷入被动。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7日,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人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名义正式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105]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箭在弦上,两国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成为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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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严峻情势下,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做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联合美国集中力量对抗苏联。19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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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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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最终做出联美抗苏的战略抉择,通过做大珍宝岛事件的文章,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走到战争的边缘,又向其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中国更主要的敌人。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上,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苏联势力的扩展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从1969年6月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形,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106]这样,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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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初,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通过多次会谈,中美之间虽然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已更加突出了双方共同的立场——都反对霸权,即苏联的扩张主义;都承诺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107]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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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1971~1972年的高层会晤,表现出了共同抗衡苏联扩张的浓厚兴趣。在这一问题上,两国可以说是共同利益颇多,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周恩来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不仅对中苏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回顾,其内容翔实,包括苏共二十大与中苏分裂、1957年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撤走专家、苏联击落U-2飞机事件、苏共二十二大、中印关系、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中苏边界争端、边界谈判、苏联在苏中边界增兵、中国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帽子、中苏珍宝岛事件、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中苏贸易恢复情况、苏联害怕中美接近、苏联在南斯拉夫的颠覆活动、苏联与他国领土争端等多条线索;双方还围绕苏联问题进行了坦率而深入的探讨,在互通情报、于南亚次大陆问题上共同对抗印度和苏联等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默契,确定了具体的合作意向。尼克松甚至表示,如果中国成为第二号超级大国,那么,美国就可以削减军备了。[108]以此描绘出了中美联手、成为准盟友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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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7月、10月和1972年2月与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会谈中,周恩来十分注意了解苏联的情况,中美双方互相交换有关苏联的信息,主要是美方进行通报,诸如美苏峰会、欧安会、美苏贸易扩大、解决中东问题、苏联关注中美关系并警惕中美勾结问题、美苏军控协议、苏联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反应、柏林问题、苏联在世界裁军会议上的建议,以及中东局势等,范围宽广,内容繁多。美方表示,尽管目前美国所拥有的信息交流渠道相当不完备,但是,仍然会把有关情况通告中国。周恩来则强调,重要的是双方交换看法并一起寻找共同点。[109]这实际标示了新的中美合作关系的开始。中美信息交流中比较核心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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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关于核问题、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在1971年7月和10月的中美高层会晤中,基辛格表示,在核问题方面,美国的着力点主要放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上。美方将向中方通报美苏之间谈判的任何信息,以减轻中方对此的忧虑。基辛格说一旦中美之间建立起通信关系,美方将会把任何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条款告诉中方。基辛格介绍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拒绝“授权每个国家对正在策划挑起进攻的任何国家进行攻击”条款的情况,以及有关在军备控制领域里同中国签订防止意外战争协议的愿望。当基辛格告知美国准备于10月28日至11月10日在阿留申群岛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时,周恩来即以苏联在北冰洋的一块陆地上进行防御性反弹道导弹试验的消息相交换。基辛格访华后,美方继续将其与苏联接触的所有情况通报给中国政府。[110]中美之间保持了联络的通畅与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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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向周恩来通报情况成为会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诸如:苏联近年来以令人警惕的速度发展核武器,为保持核均衡,美国决不能在核竞赛中落后,否则美国为北约国家提供的保护将一钱不值;将派遣基辛格专程到北京通报是年6月尼克松赴莫斯科与苏方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等等。周恩来则以中国情报回告尼克松:发现当美国军舰驶向印度洋时,苏联也非常迅速地把核潜艇从海参崴派往印度洋,而且一旦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其动作就非常快。他们甚至首次跨越可以看作日本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内海的轻津海峡,致使日本极为紧张和不满。尼克松称赞说:“你们的情报非常不错”。[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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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关于裁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尤为关心的是苏联的裁军建议对中国有何影响。1971年10月22日,他专门就苏联不久前在联大提出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一事询问基辛格,该项建议是否包括像中国这样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周认为苏方的提议是针对中国的核裁军立场而来的,并希望得知基辛格对此的看法。基辛格答曰,由于难以在情况不同、邻国不同的条件下对军事需求做比较,因此该建议实际操作困难,意义不大。[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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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关于影响中国利益的问题。基辛格承诺说,如果美方能够找到可行的途径,将会尽力与中方商讨由别的大国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利益的任何建议,而美方将会非常认真地考虑中方的看法。[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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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苏联在中苏边界的军力部署情况。尼克松曾向周恩来通报苏军在中苏边界的部署情况,说美方有非常可靠的情报,苏联在苏中边境部署的军事力量要比对抗西欧联盟所部署的多。对此,如总理已经知道的,我已经要求基辛格博士为总理所指定有必要知道的中方人士提供一个涉及非常机密的情报简报,其中包含我们认为完全可信的关于苏联针对中国所部署的军队的位置和核武器部署情况。[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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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苏联对美中关系的反应。根据基辛格的介绍,葛罗米柯在中东的时候曾与他谈论美中关系,葛罗米柯虽然表示苏联不会反对美中之间关系的改善,但是反对美国同中国勾结。这件事情任何人都不知道。[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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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中苏边界谈判问题。周恩来曾向基辛格了解苏联是否向美方提到中苏之间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苏方是否提到任何有关领土要求的事情?基辛格回答说:他们非常模糊地提到领土要求。我拒绝同他讨论领土要求问题。[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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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美双方实际在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后,即已就交换与苏联有关的情报问题达成了共识和默契,其后双方迅速予以落实这一合作意向,开辟联络渠道,率先在情报信息领域开始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情报有不少属于核心机密,[117]反映了中美两国通过高层会谈和峰会所建立起来的信任程度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预示了双方能够开始进行深度合作的前景。这些具体情节,大大充实了中美在上海公报中所声明的,主旨在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立场[118]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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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谈,中美双方不仅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等情况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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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南亚次大陆局势动荡不安,苏联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渗透,试图向印度洋拓展势力。1970年末,以拉赫曼为首的人民同盟在东巴基斯坦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东巴要求独立的呼声空前高涨,印度乘机插手,东巴局势失控,大批难民涌入印度。在苏联的支持和策动下,印度借口东巴动乱威胁印度安全,于翌年11月出兵东巴,将巴基斯坦肢解。[119]苏联在这一地区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为越战所累的美国陷入被动之中。由此,在美国方面看来,正在进行的美中高层接触,应该在整个世界的大框架中探讨问题,当双方把目光投向次大陆时,不能只讨论像南亚、印度这样的地区危机,而不考虑苏联对该地区的政策。印度本身对中国不是个威胁,但一个由苏联支持的印度对中国却是一个即时的威胁。假如印度的北部邻居苏联支持印度,中国旨在对付印度的军事行动将会受到严重挑战。当美国为了袒护巴基斯坦而对印度采取强硬态度时,不只是对印度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对苏联发出警告。[120]这样,双方对于南亚问题的应对同苏联问题紧密相连,中美之间在印巴冲突危机的处理上,达成了维护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及其背后的苏联的共识及合作,迈出了联合抗衡苏联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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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基斯坦是中美接近、实现关系缓和的一条重要渠道,中美两国一直都与叶海亚·汗总统保持着良好关系。中国不仅援助武器装备,而且还培训巴的军队。美国则更多是给巴以经济援助。中美双方都表示要感谢叶海亚在中美接触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不能过河拆桥。所以,实际在印巴战争之前,中美两国已经在同时支持和援助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和苏联。到1971年7月、10月和1972年2月周恩来与基辛格、尼克松会谈时,中美双方进一步就南亚局势达成一致,确立联手合作意向,开始具体商讨共同行动的步骤。[121]第一,确定了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东巴问题,反对印度在东巴的军事行动,反对印度侵略的共同立场。[122]第二,确定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撤回到本国境内后,再考虑承认孟加拉国,以及美方一旦做出承认的决定,即于实施前向中方通报的共同立场。第三,商定美方根据印度撤军情况决定承认孟加拉国的时间,并通过已建立.的巴黎渠道,通报中方关于承认的时间安排。周恩来表示不介意尼克松说中美行动相似,表明中方同意在承认孟加拉问题上与美国采取共同行动。只是中方解释说,中国将会晚一点承认孟加拉国,原因在于联合国尚未就中印克什米尔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另外,伊斯兰国家都还没有承认孟加拉国,中国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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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经过紧张磋商后所确立的危机处理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两国迈出了联手阻止苏联分割弱小的中国邻国的步伐;一方面也表明,在苏联为了扩展实力,与美国竞争,投下更大赌注的局面下,中国决定助美国一臂之力。以此,一些记者向基辛格提出了是否“会形成一个对抗印度一苏联的美国一中国一巴基斯坦轴心”的问题,尼克松竟然也口不择言地说:美中对南亚政策的一致非常重要,“当然,我说的这种一致并非狼狈为奸,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在没有完全通报你们的情况下采取任何针对印巴的行动,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要比我们的大”。[124]“狼狈为奸”一词的使用确实不当,但也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由此可见在尼克松的心中,美中合作对抗苏印的分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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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中美双方在1971~1972年的高层会谈和峰会中达成了如此详细、广泛、深入的共识、默契与合作意向,才会有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伊始中美双方即能顺利无阻碍地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战略构想的结果。1973年2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8套定位导航系统(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125]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此后不久,美国国防部特别小组即着手进行中苏冲突的个案研究,设想由于中国威胁对苏联的海参崴实施核打击,苏联发动了一次摧毁中国核能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核设施之后,苏联军队开始从蒙古和苏联的中亚地区进行地面会合作战,并威胁要进攻中国的东北。中国向美国方面寻求帮助。美国准备使用携带核弹头的部署在关岛的В-52战略轰炸机、从中国空军基地起飞的战斗机,以及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北极星导弹。该小组并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如打击中国境内被苏联控制的机场、苏联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核能力,以及苏联侵入新疆的军队等。[126]中美军事合作的构架,至此实际已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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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认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就可以“搞一条横线”,即把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127]从而对外明确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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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思想。[128]其后,邓小平于出席4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完整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剥削人家,“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打倒它”。这是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思想的主旨,即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129]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阐述了这一思想,重申“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还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等内容,进而赋予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思想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事实上,这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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